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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走了多少路，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我抬头一望，夜空中布满了一堆一堆的乌云。这些乌云如同可怕的专事毁灭的幽灵，凭借着风力在空中驰骋，穷凶极恶地扑向那一轮娇好的月亮。月亮在发抖，挣扎着露出些惨白的脸来，撒出一线淡淡的光。这光是多么微弱而无力哟——那远处的河岸，那近处的村庄，那长着马尾松的起伏的山峦和刷刷作响的青纱帐；还有那田边的小花、路旁的野草……噢，天空和大地，生命和死亡，一切的一切，都在这天昏地暗中搅成一团，被无边无际的黑暗淹没了。
我喘息着，将身子靠在田野里的一棵树上。我的手无意间触到那凉浸浸的树皮。我发现这是一棵银杏树。在我出生的家乡，银杏树是死亡的象征，因为它是种在坟墓上的。在冥冥薄暮中它挺着铁棒一般的身躯，仿佛是死亡之神的利爪。那时我怕它，也怕死。我觉得死神总是与痛苦、眼泪一起降临到人间的——然而这一切都是那遥远的儿时的意念了。现在，我倒觉得那旷野里的荒漠，那长着银杏树或不长银杏树的孤坟，却是些洁净的所在呢。与其要回到那充满了奸佞、欺诈与污秽的卫生院，我不如走向坟墓。我的身子是干净的，我不愿沾染污秽和血腥！
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我挣脱了他，而且还打了他——县委书记的小少爷，一个长满粉刺的小白脸——两记耳光，是那样清脆的“啪啪”两声，我平生第一次打人。
据说被女孩子打过耳光的男人，是要倒霉一辈子的；那么，可便宜了另一个人，油黑脸的公社书记，他溜得快，我没有追上他。
今晚的阴谋，是他一手导演的。
还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刚刚端上一碗煮好了的山芋粥，书记跑了来，站在我那个小小的药房兼宿舍的门口，神色紧张地说：“李群病得很厉害，你快去给看看。”
“李群？”我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这李群，就是那个小白脸，县委书记的小少爷，前年下放到农村，一天农活没摸，就被抽到公社大院里当秘书，又是今年秋后大学招生的第一号种子。然而，他的行为，早就在我的心底留下了丑恶的印象，但愿我一辈子都不要见到他。可是，不管我心底怎么厌恶他，我的职责是不容忽视的；我是这个卫生院的赤脚医生呀。所谓“赤脚”，就是我拿工分，两年前以知识青年的身分被抽到这里来的。
“人来了么？”我放下碗，望着书记说。
他并不回答我的问话，只匆匆地点了下头说：“你跟我来。”
我知道又要出诊了。其实，公社大院就在卫生院的北头，相隔不过几十米而已，比起到十几里地外的村庄去出诊，要方便得多，但是我宁愿冒着风雪或顶着烈日，跋山涉水地去给农民看病，因为这才是真正在履行我的职责——贫苦的乡里人，不到病重是决不会求医的啊！
我跟着书记走进了公社大院，来到尽北头的一间屋子。“病人”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好像重病的样子，还不时发出哼哼声。见这样子，我竭力放缓口气说：“你觉得怎么了？”还没等病人回答，书记就急忙地说：“小叶，你给他好好看看，我去打壶开水来，给他吃药。”说着，随手拉上了门。
书记一走，“病人”一下子拉开了被子，露出了通红的烧得像熟猪头一样的脑袋，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和贪婪的光。他笑嘻嘻地说：“来，这边坐呀！”
他说话的时候，嘴里喷出一股酒气。我厌恶地转过脸，依然站着不动，冷冷地问：“你病了么？”
“是的，我病了，病了……”忽然他刷地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放到他的唇边，一边“心肝、宝贝”地说起胡话来。我气疯了，猛地抽回手，“啪啪”给了他两记耳光。
也许是他没有料到我的反抗，也许是我凛然的正气压倒了他，他竟如一段木头，呆呆地立着，一动也不动。
我也清醒过来了，转身冲向门口，然而门却从外面被反锁上了。
我用力地擂门，悲切地呼喊。
小白脸像疯子一样扑过来，拦腰抱住了我。
我又踢又咬，拚命挣扎……
有人给我开了门……
是他……
哪怕夜幕笼罩着大地，哪怕是在最浓重的黑暗中，我也能一眼认出，是他！他望着我，一双深藏在玳瑁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包含着多少愤怨，多少爱怜，多少痛苦，多少同情啊！
有几秒钟的时间，我想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怀里，把头靠在他宽阔的胸膛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让我把我的一切委屈，一切哀怨，一切爱和恨，一切愁和苦，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倾泻出来。
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啊！
我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和自由，我……我只是向他望了一眼，便一头冲了出去。
我要去寻找书记。我要揭露他的伪善，当众撕下他那张披着的人皮来！
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孤立无援，我是一个弱者，但我并不软乎，高傲与泼辣，是我唯一的财富，靠着这两条，我才保住了做人的尊严，要不我早成了泥沟旁任人践踏的野草了。
黑脸书记手下的那些人就像一群狗，当罪恶的魔爪擒住猎获物蹂躏的时候，他们觉得心安理得；如果你想保住你的贞洁，逃出魔鬼的掌心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汪汪乱叫起来。上上下下都说我骄傲，看不起人，说我“狗肉摆不上宴席，不识抬举”，还说我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反正怎么难听怎么说，这一切我都不在乎。谁在背后说我，我只当他狗吠；谁要是当面对我不尊重，我也决不留情。我想笑就笑，说骂就骂，时间久了，这些人也无奈我了。
然而我没有找到这个野兽。他跑掉了，他躲开了。我发疯一样地在田野里跑着，跑着；我要把夜幕踏在脚下，我要把丑恶砸得稀烂，我要把黑暗撕成碎片……
然而，我累了，倦了，我无力地靠在银杏树上。哦，银杏树，死亡之神的利箭，让它穿透我这一颗倍受折磨的心吧。
“呜——”有火车驰过丘陵大地，空气在震荡，大地在颤抖。是天地震怒了么？将有灾难降临大地了么？我感到一阵快意。我睁大眼睛，透过浓重的黑暗，向前望去。我想这是一列北上的货车，两年前，我坐过这趟车。
那是一个大雪天，我蜷缩在一个小城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因为听说这里的小剧团招演员，我是偷着跑出来应考的。我没能录取，还必须要回生产队。可是我带的冷山芋已经吃光，身上仅有的一毛钱，也在下车时花光了——我买了两盆洗脸水，每盆五分钱；因为我去时是爬的煤车，这样乌黑的沾满煤灰的脸一盆水是洗不干净的。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操着纯正的普通话，问我：“你饿了么？”
我要强地摇摇头。
他取出一只圆的旅行面包：“别客气，你吃吧。”
我像受了侮辱似地缩了缩身子，是的，我不需要怜悯，也从来没有谁怜悯过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死了，当汽车司机的爸爸，喝醉了酒经常打我。住在一幢房里的姨妈，总是用鄙夷的目光瞧我，每逢他们买来好吃的东西，我从来不去望一眼。夏天的下午，当他们大呼小叫要开西瓜的时候，我就离开家，独自走到炎热的马路上去……
那人倒是很随和，他望了望我，又说：“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可以为你设法调到×市的近郊当中学教师。”
中学教师？！我的心重重地被叩动了一下。这是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好职业啊！可是，当我又向他打量了一番以后，马上惶恐地回答：“不，不，这怎么可能呢？……”
他不再说什么，开始嚼他的面包。我缩着脖子打瞌睡，竭力不去瞧他。待我醒来时，他不见了。在我身边的凳子上，有用面包压着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那人的地址姓名，说如果我想去，还可以去找他。
我竟然吃了这只面包，而且，把纸条装进了口袋。
我觉得虚弱透了的身子似乎又有了点热气和活力。那么，我上哪儿去呢？
回到那空无一人的知青点吗？不，在那里，我最要好的同学小芹，一年前，被抽调到公社广播站当广播员，想当初她是多么幸运啊，连我都一度有点羡慕和妒嫉她呢。可是，不久以后，我就隐约听说，公社秘书配了广播室的钥匙，晚上他们可以随意进去……小玲有个好爸爸，本来是走资派，后来一亮相变成了市委书记，早在一年前她就远走高飞，飞向她幸福的蓬莱仙境里去了；小苹家里的经济条件好，每次探亲回来都给公社、大队的干部捎上许多礼物，她被抽调到了县化肥厂，可是，临走之前，仍然没能逃脱小白脸的魔掌……
在我来到公社卫生院的两年里，有好几次书记曾冠冕堂皇地来替我和小白脸少爷介绍对象，好话歹话说了几箩筐，但是他那向县委书记邀功请赏的美梦，始终未能实现。于是，他就变了一副脸，在全公社的大会上点我的名，批评我不好好接受“再教育”，会后，又把我留下，声色俱厉地说：“要是再不听话，你就一辈子留在这儿干革命吧！”
还有好几次，小白脸在路上拦住我，死皮赖脸地跟我泡蘑菇，说什么“你是我们公社里最美的人儿，我喜欢你喜欢得快发疯了……只要你跟我好，升学、招工都包在我身上……”
我该怎么办呢？
回去么？回到那牢笼，投到虎狼的嘴里去？
逃脱么？去找那个采购员，按照他留下的地址？
谁又能料定，要去的地方没有新的牢笼？新的陷阱？新的虎狼？
然而，或许有一线生的希望呢？
在这场命运的赌博中，一边是输，一边是输赢未卜。
似乎应该去“搏”一下；
我也只能去“搏”一下了！
我决定去寻找那个留下地址的陌生人——我只有二十二岁，我还有很长的青春，只要能让我生存下去，维持着人的尊严生存下去，我就会做许多事情，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事情！这里的贫苦农民也需要我啊！
我终于爬上了一列北上的货车，在货车顶的木头堆上坐了下来；那儿还坐着四个不相识的知青，都是男的。我没问他们上哪儿去，他们也没问我。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场合，大家都是命运相近，心照不宣的。后半夜，由于寒潮的突然袭击，在风雪和严寒中，我们不由自主地抱在了一起。寒冷已经使我们失去了自卫和活动的能力，我觉得自己渐渐地在和这个世界分离了。
我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失去知觉的。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小小的行军床上，我看见了一双眼睛，一双深藏在近视眼镜片后面的聪睿而热情的眼睛，在向我微笑——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林医生。
“他们是你什么人？”他俯身问我。
“谁？”我觉得奇怪，并且仿佛那声音是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来的。
“那四个男孩子，货车上的，已经死了。”他说。
于是我渐渐记起了大风雪、夜、和陌生人的纸条……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冻僵了的五个人被扔下货车，正在巡回医疗的林医生发现了我们，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救了我的命。
“多么动人的情景啊。车上的工人说，他们紧紧地围着你，要不是这样，你也……”林医生说着，垂下了头。
“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清清楚楚地感到，两行热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多少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流泪。
“不要这样，”他急切地望着我说，“你安心在这里养伤好了。为了他们，你也要好好生活下去。人生总是有希望的，你还这么年轻。”
“人生总是有希望的。”这句话，在这以后又是漫长的两年里，曾多少次地在困苦中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啊！可是现在，我的希望是什么呢？我茫然了。只听得火车吼叫的余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梦幻般地消失在旷野里，四周又恢复了原先的沉寂。我紧靠着银杏树的身体感到有一股凉气沁透了我的心胸，我慢慢闭上了眼睛，虽然在这样的夜，视觉本来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
我想到小玲走了这么久，竟没有一封信来。难道人生是那么的冷酷？旧情是那样的易忘？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忘掉这一切呢？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林医生简陋的几乎与农舍没有区别的小土屋里，度过了那样难忘的一星期。从谈话中我知道，林医生是一个医专的毕业生。他从小立志要当医生，因为家境贫寒，便读了医专。毕业后他决心要到艰苦的农村去，为生了病无钱医治或无医生医治的劳苦农民尽点力。这样他就被分配到了这铁路边的农村小镇上，在这里安上了家。一切似乎都很平常，但在这平常中我感到了一种魅力，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同情和爱的纯洁魅力在吸引着我。
我在那里认识了林医生的妻子，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村妇女。她送给我一块家织的带红蓝格子的土布，为我裁剪了一件合身的棉袄罩衣。她的善良使我无法拒绝，于是我脱下了那件破旧得已分不出什么颜色来的罩衫——几年来，我把每次发下来的布票都卖了，去换救济粮啊！
在临走的时候，我不得不又一次接受了这个家庭的馈赠，为了凑足我的路费，林医生卖了他唯一的手表。回去的路上，我坐在温暖的车厢里，心想，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生活中还是有善良的美的成分的。“人生总是有希望的”，也许，在我人生的旅途上，还会出现希望的曙光；我还想，假如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我还会得到更贵重的东西的话，那么，任何珍宝也比不上林医生这一块手表的价值！纵使我到了天涯海角，我也要报答这一块手表的情谊。
这些回忆是朦胧而又鲜明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极度的悲愤之余，会一个人在荒山野地里去想这一切，但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因为生活中丑恶的东西我见得太多了，只有那善良美好的记忆，才能像刀一样划破包裹着我心灵的外膜。
大概是深夜时分了，夜雾使我的身子微微颤抖了几下。我睁开眼，不由自主地将双手抱在胸前。这时我才发现衣襟前的纽扣少了一粒，大概是刚才“搏斗”时失落的，幸而现在是黑夜。夜是这样悄无声息的沉寂啊，那幽灵般的黑暗后面，有整个无极的宇宙，有人世间享受不到的永恒的安宁；而数不清的星星仍在那里闪烁，在那里运行……唉，人世间的诬陷、奸佞、欺诈、残杀、奴役、蹂躏、争斗，也是永不休止的啊！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斗争的话，那么，这场斗争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没有后台，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金钱，我该上哪儿去呢？
我说不出来，我只觉得周围的一切就像这无穷无尽的黑暗一样，在包围着我，吞噬着我。我是一只夜间奋飞的小鸟，太阳对我是那样渺茫。
我慢慢地移动脚步，朝前走去；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方向，方向于我是已经没有意义了。
忽然，我发现横在面前的是一湾黑亮亮的水塘，塘边的苇叶飒飒作响，苇塘后有一座小草庵，风吹起来，庵的顶沿上挂着的草在一缕一缕地飘动，犹如黑夜巨人的胡须。
苇塘、草庵……
多么熟悉的地方啊！
哦，对了，这正是一年前，我和林医生一起避雨的地方。生活真是奇特，当我从大风雪里拣回一条命回到生产队的时候，公社书记忽然对我发了善心，把我调到了公社卫生院。一年以后，在卫生院里我遇到了我的救命恩人——林医生；据说他是“犯了错误”，从铁路沿线的县医院“流放”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沟里来的。
春天降落到这小小的卫生院，也降落到我人生的旅途上。在这之前，我常常看到医院里那个只有一只眼的吴医师和从来不刷牙的钱大夫，把奄奄一息的病人瞎折腾一番，然后坦然地看着他们死去。林医生的到来使数不清的垂危病人获得了新生。卫生院从此名声大振。吴瞎子和钱医师在背后唧唧喳喳，而我则日夜攻读，起早睡晚地听林医生讲授。在他认真的指导下，我已能处理一般的常见病了。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看到林医生一站到病人的面前，他的神经中枢似乎就向全身的各个部位发出了紧急命令，这使他的每一个最细微的动作，无论是听诊时微皱的双眉，还是触诊时稍侧的脑袋，或者开药方时急速移动的手指，那一弯腰，一抬手，一摸，一按，全都充满了一种和谐的美。正是这种美的力量，给那些贫困中的人们奏出了一曲曲生命和希望的歌来。我第一次感到，生活像一个转动的舞台，忽然，它将那灰暗的一面转了过去，向我展示出人世间那绚丽多彩的另一面来——因为，我们是在挽救生命，而生命总是令人欢欣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