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离婚变得时髦起来。离婚热好像现代化工厂排出的废水，从那些文明繁华的大城市，最先流到了市郊乡野。
斗大字不识一个的黄脸婆“老饭瓜”，居然也敢把切菜刀往砧板上一剁，瞪眼望着她那个当大队干部的丈夫说：“离就离！这种日脚我过不下去了！”
这个回答使站在门口的男人太意外了；刚才还暴跳如雷的他，现在却眨着迷惘的眼睛，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黄昏的紫霭落到这个可怜人的头上，像是一层挣不脱的晦气。这些年来，他虽然官运亨通，却缺少一位贤内助，一个和睦的家庭。命运给他安排了这样一个没有知识、不讲道理、也不识时务的雌老虎做老婆，真是他一生的不幸。在他结婚后的十几年中，夫妻间拌嘴吵架的事，就跟盛在饭碗里的饭米粒一样多。不过，“离婚”是他的法宝，哪怕吵得要掀翻屋顶，只要他一提“离婚”，雌老虎就变成了“羊羔羔”，“饭瓜”婶立刻声怯气短，眼泪只好往肚里吞，还要装出笑脸来，给他炒几只小菜，烫一壶黄酒，以示和解。所以不管火气多大，吵得多凶，反正他们夫妻一直做到现在，大女儿都快读中学了。他并无那么大的勇气真的去折腾。
因此这一回，老婆气壮如牛的这句话倒叫他发懵了。他愣了几分钟。“饭瓜”婶把他的沉默当作怯场，继续撒泼撒野地喊叫起来：“离婚，现在就离，我要不跟你离就不是人！我要不跟你离，死了也咽不下这口气！”
吵闹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家纷纷地围拢到门口。人们早已看惯了这对夫妻间的离婚把戏，因此，谁也没有真当回事，不过面子上总还是要劝几句的。
“唉，算了算了，老夫老妻的还离啥婚，看让人笑话！”
“是呀，这么多年不都过来了。”
“不过‘饭瓜’阿婶撑起这个家可不容易，我们做女人的心中有数。”
“‘饭瓜’阿婶，以后立个规矩，叫爷叔一天给你挑两担水，烧三顿饭。”
舆论明显地流露出对妻子的同情，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要是人家头脑活络点的女人，见好就收，乘机下了台阶也就算了，可是“饭瓜”婶偏不，她竟益发得寸进尺起来，好像一个遭了委屈的小孩有了大人的关心而愈加伤心得大哭起来一样，她索性鼻涕一擤，可着嗓子桩桩件件地数落开了：
“爷叔婶娘你们大家评评看，现在出工讲定额，谁家屋里没人帮忙？可怜我出来进去，里里外外独个子，拔秧拔得脚也肿、手也烂，没办法只好把七八岁的小宝也拖到田里去受罪。可这个死人，一日到夜只晓得开会、开会，回到屋里脚一翘，吃吃茶、看看报，油瓶倒了也不肯扶一把……这种日脚，谁能过得下去！”
这一番数落，原本是发泄她多年来的苦处，意在“控诉”她的丈夫的。可是在她丈夫听来，倒像是她在有声有色地控诉他们正在拚命坚持的定额工分制——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顿时，他气得脸色发白，嘴唇直抖，好半天终于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话：“真正是个老顽固！离婚！”
也实在够他恼火的。
前些日子，上头布置要搞责任制——责任到人，口粮田分到户。可社队干部会开了三天三夜，不少干部的思想还是不通。理由很正当，说出来基本上都一致： 这里是大城市的郊区，不比那些偏僻落后的地方。这里一向机械化程度高，生产搞得不错，再搞责任到劳（指每个劳动力），分田到户，不是倒退吗？不是助长资本主义吗？
谁也不能说这些理由没有逻辑上的道理。长期接受革命理论教育的干部现在又要他们与这些理论反其道而行之，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嘴巴能说出来的大道理背后，究竟还有些什么碍于出口的小道理，就只有这些干部自己心里明白了。
然而，上面又偏要这么干不可，于是就派了调查组下来。
在调查组下来之前，他吩咐各队队长，挨家挨户做好了工作，对上面来的人怎么讲怎么讲。
但是，他却疏忽了自己的老婆。
他疏忽的原因是他对她太了解了。
他的老婆——这个名副其实的“老饭瓜”，不但没有一丝一毫人家干部家属的那种乖巧劲，就是比一般普通社员也木瓜。那脑袋瓜——不，简直不能说是脑子，而是一块硬石头，一段榆木疙瘩，怎么敲、怎么打也不能叫她开窍。按说人活在世上总得赶上潮流，至少也不能相悖，这是活在这个社会上人人都该明白的简单道理——即使在时兴“反潮流”的岁月，也得跟上那“反潮流”的潮流，才能保证你平安无事。
可是“饭瓜”阿婶却是真正的“反潮流”。社会上时兴哪样她就反对那样。搞大寨式评工记分时，她摇头皱眉；搞定额工分时她又唉声叹气。一张嘴巴老是怒气冲天，一开口总说些背时的不中听的话。所以，人们才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老饭瓜”——本地人把南瓜叫做“饭瓜”，而这“饭瓜”在本地话中又和“顽固”谐音，所以“老饭瓜”的意思即是“老顽固”。
既是老顽固，当然不会对眼下正时行的什么“分责任田”、搞“包产到户”之类的新鲜玩艺儿感兴趣的，所以，他也就没有对她多费口舌。不过事实上，对她说也是白费力气。她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话——尤其是因丈夫的话——而改变自己的看法。否则，她也不叫“老饭瓜”了。再说，谁还指望她能到场面上去说几句像像样样的话呢？
调查组的干部今天一早来了，到村里转了一大圈，快到吃中饭时，皱着眉、叹着气，忧心忡忡地走进他家来。他察言观色，心里非常快活，表面却不露声色，吩咐老婆炒鸡蛋、蒸咸肉，留调查干部吃一顿便饭。
果然不出他所料，调查的结果很使这些干部失望，村里的老老少少，凡能说会道的，都按队长布置过的话说；那些老实忠厚的，就用沉默或含糊其辞来搪塞，不管他们心底里到底愿不愿意搞责任制。因为对村上的农民来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上面派下来的干部，无论工作队也好，调查组也好，今天来了明天走了，随你说得花好稻好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本地的干部，则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县官不如现管，他们的话，又怎能不听呢？人要是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也就枉活在这个世上了。
然而，老饭瓜是真正的白活一世了。况且她的糊涂又比别人暗伏了许多的危险：别人就算存着她那样的念头，也是万万不敢说出口来的。而她呢，毕竟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家属”，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猡跑，因此竟在端饭上菜之际，无拘无束地和调查干部攀谈起来。
先是人家称赞她做菜的手艺，炒得黄蜡蜡的鸡蛋，切得极薄而匀的咸肉，甜丝丝的红焖扁豆，清香可口的丝瓜汤……丈夫笑眯眯地倒了两杯酒：“吃吧，吃吧，咸肉不肥。”
但是三句话不离本行，那干部吃着吃着，就对当前农村的经济政策发起感慨和议论来，说某某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民的积极性怎么提高、生产怎么发展、农副产品市场又怎么活跃等等。他不想听这些，可也不愿意当面顶撞，就吩咐小儿子到姨夫家里去讨些今天摸到的新鲜鱼虾烧来下酒吃，又打发大女儿到自家房后自留地里去砍些甜芦秫，掰几只嫩玉米，以示自己这个地方也是很富足的。
不料饭瓜阿婶却站在背后，默默地听得入了神，说她木，这会儿她一点儿也不木，冷丁一拍手掌叫道：“咳，这位同志说得好，把田分给各家，一家人定定心心地做，夜里困觉也困得落了。”
“唔？”调查干部略带奇怪地望了她一眼，似乎不明白这“困得落”是什么意思。不过，有人赞同他们正在推行的政策，总是令人高兴的，何况，今天还是头一回听到这样的意见呢。于是，这位同志不须劝，就呷了一口酒，用兴奋的目光注视着她，鼓励她说下去。
“去，到代销店去打一斤酒来。”丈夫一听，赶紧想支开她。
她倒实在，往那瓶刚刚启封的大曲瞄了一眼，说：“哟，这么一大瓶还不够喝？你想把人家灌醉呀！”
“灌醉也不为过。”丈夫举杯斟酒。
调查组干部赶紧伸手挡住了酒杯：“我身体不好，最多吃一杯——让嫂子说下去。”
饭瓜阿婶受了鼓励，看也不看丈夫一眼，笑着说道：“同志呀，讲出来也不怕你笑话，现在是定额工分，一到农忙，人家屋里都有人相帮，规定早上三点半出工，我一过十二点就困不着了——起码要提前一个钟头去抢垅头……否则的话，工分都被人家赚去了……”
听着这些话，丈夫觉得丢人，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可她浑然不觉，仍然自顾自继续说下去：“所以嘛，我看把田分下来好得很。这块田名分上归我种，就用不着去跟人家抢了，起早起晏，我好好做就是了。人人都凭劳动吃饭，困觉落实，心里也安逸。”
饭瓜阿婶竟然赞成分田，同他唱起对台戏来了，丈夫气得怒不可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当着上面派来的干部，又不好发作；而调查组干部却对饭瓜阿婶的话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虽然“抢垅头”之类的话，他并没有完全听懂。
“想不到嫂子有高见。”调查干部哈哈地笑起来，“既然这样，为什么你们村里大家都不愿意分责任田到户呢？”
“都不愿意？哼，谁不愿意啦？他这样的干部不愿意！”饭瓜阿婶朝丈夫看了一眼，愤愤地说，“同志你想想，把田分到家里，谁还听他们去吆五喝六？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白食也吃不到了；三日两头在外面花天酒地也不来事了，都得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
说到这里，她才坦然地朝丈夫望了一眼，目光里含着几分讥讽、几分得意。丈夫气得嘴唇哆嗦，一松手，把酒杯也摔在地上砸坏了。
调查组干部走后，一场大吵就像乌云孕育了风暴、闪电跟来了霹雳那样地降落到这三间平房的屋顶下了；争吵像人们在使劲地弹奏一首激愤的乐曲，到了高潮部分就不可避免地会奏出高亢的断弦之声——离婚！
“gcd员说话是算数的，离婚！”他斩钉截铁地说，这次的决心可绝不同于以往的那种威胁性的嚷嚷了。因此，任何劝解都等于火上浇油，连八岁的小儿子小宝抱着他的腿拚命哭喊也无济于事。就这样，这一对夫妻锁了门，把儿子托给邻居家的好婆，把鸭子关进了棚里——当然这一切都是饭瓜阿婶干的——于是，气呼呼地上路了，到公社去离婚！
用煤渣铺成的路是平坦的，可以并排开两辆“手扶”，也能过大卡车。它像一把长刀，很流利地切开了翠玉似的田野，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天边横抹着一道青灰色的晚云，晚云像一条狭长的船，它的上面还扯挂出团团鼓荡着的绯红色的风帆。
路的一旁种着水杉，碧绿的挺直的水杉树，在灿烂的夕照下，枝枝干干都透着青春的活力。不时有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响起，神气活现的小伙，带着花枝招展的姑娘，从这一对即将分离的老夫妻身边驶过，崭新的车轮闪出一道道耀眼的银光。
于是，路上一前一后走着的两个不幸的人赶紧靠边。饭瓜阿婶低头望着脚下的路面，一心想着自己的事。不过事实上，由于气愤，由于劳累，也由于从中午到现在没有吃饭，她的脑子昏昏沉沉的仿佛变成了一盆浆糊，但她仍然竭力支撑着，拚命想从纷乱的思绪中抓出几个鲜明的念头来。
做牛做马、忍辱负重……整整十六个年头。是的，十六年了，她受够了。他从来没有爱过她，他们早就该分离了。可是她不敢。他毕竟是大队干部，他有权，他虽然不劳动，一天到晚还要侍候他，可他得的工分比别人多，年终分的钱也比别人多。她曾经想攒钱造一幢楼房，为了她的儿子和女儿……现在要分田了，分了田，她也有了自己的财产，她将不依靠任何人……离婚……两个孩子，她都要，一个也不给他，是的，不给！她还有足够的力气，她会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他们，给他们吃饱穿暖，把他们培养成人，教他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像他，这个死鬼……
然而，他是一个坏人么？
这样说，未免有些冤枉。
他抬起头，举目瞩望着那闪光的车轮和一对对青年男女的倩影，目光里现出说不尽的悲凉和愁苦来。
十六年前，也是这样的近晚时分，他带着一个几乎还是陌生的姑娘，到公社去登记结婚——这桩婚事是父母做主他点头答应的。那时，水杉刚栽下，嫩生生的，又细又柔弱……
回来的路上，天黑了，姑娘出于对黑暗本能的畏惧，向他靠近。这时候，无坚不摧的青春显示出压倒一切的力量——他把她拉到了自己的怀里……
这就是他的“初恋”。
以后呢？无休无止的争吵，无穷无尽的烦恼。
记得那一年，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他在全公社的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有线广播把他的讲话录音播送出来，整个公社响着他响亮自信的声音：“我们要永远高举大寨红旗，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成反修防修的坚强堡垒；我们要学习大寨走百里地，挑十担水，浇一棵苗的革命精神……”
可是，他的妻子，竟“啪哒”一下，把家里的广播开关拉掉了。碍于怕别人笑话，也碍于妻子犹存的少女风姿，他当时按捺住自己没有发作。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觉得她变得愈来愈狭隘、自私和目光短浅，脑子里充满了小农意识。他曾多少次努力尝试着帮助和改造她，然而，一切力气都白费了。他跟她谈形势，谈大寨式评工记分的重要意义。可她说：“好个屁！整天在田里磨时间，混工分，这样下去大家都要没得饭吃了。”他教她识字，给她读报。她说：“你坐在这里闲得慌嘛？不如帮我喂猪去。”
有一次，大队开讲用会，会上安排了几个小青年发言，讲他们开船去城里装粪，如何在途中抓紧时间结合实际学习《毛选》。正讲到高潮处，突然她冲上台去，把话筒一夺，说：“讲到现在，你们装来的粪呢？队里十几亩小麦，正等着浇呢！”
台下哄然大笑起来。谁都知道，这伙小青年是开了一趟空船回来的。
她转过脸来，继续道：“大家不要笑，毛狗他娘带毛狗进城走亲戚，亲眼看见他们几个在逛公园……”
群众的气氛热烈到了极点，而主持会议的他却冷汗直冒。事后，他挨了上级一次严肃的批评。
“离婚！”那时他第一次发出了警告。在他看来，没有共同语言也好，缺乏感情基础也好，这些都还可以在革命工作中忍受。他可以寻到新的乐趣，在革命队伍里找到感情的寄托。而唯有堵在他仕途上的绊脚石，却不能不踢开。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被逼急了，她就寻死觅活，装疯卖傻，还会装模作样地把盛农药的小瓶子拿来喝上几滴……
他只好让步了。因为真逼出人命来，他不但要倒霉，而且也于心不忍。
打倒“四人帮”后，队里实行定额工分，多劳多得了。她虽然拚命干，却仍然要和他抬杠：“你不是说，大寨式评工记分是要永远坚持的么？”
他竟然想不出反驳的话来。她倒得寸进尺，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以后你回到家来，不要尽当老爷，也到田里去做点生活，多赚点工分，明年好造房子。”
他是有身份的人，能把工分看得那么重吗？再说多年不劳动，农活也生疏了，现在为了跟人家抢工分，到田里去出洋相，他也怕人笑话。可她却一个劲地逼他。实在逼急了，他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五元钱的票子来，往桌上一甩：“好了好了，这是我赔你的工分钱！”
她对钱望也不望：“哼，白来之财，我不要。”
他恼了。不偷、不抢、不贪污，他的钱有什么不好？难道只有泥里水里、弯腰曲背、汗珠子摔八瓣挣来的工分，才是钱吗？唉，跟这样的女人，简直没话可说！
当她又叨叨咕咕地说起“楼房问题”时，他干脆蒙头睡觉，不再理睬她了。
然而，他并不能睡安稳。
双抢大忙季节，她像发了疯一样，半夜三更地回家来，躺下不到一刻钟，就会惊醒起来拉开电灯看一次他的手表；一看才不过十二点，重又躺下；过了一会儿，“啪”的一声，电灯又亮了，她怕手表慢了，拖着鞋皮，下床去看五斗橱上的座钟。
如此紧张的彻夜不眠，是因为她时刻警惕着自己，不让自己睡过了头。她至少要比别人早一个钟头到田里去，先在这一畦田里拔几把秧，再到另一畦田里拔几把，以表示这几畦田都是她拔过的了，别人不能再动。否则的话，人家劳动力多，一上来就会把垅头抢占光了。
在这种时候，他不由得真心地怜悯起她来：“唉，算了，少做点就少做点，我又不靠你。”
她对他的关心不予理会，还要对所谓“白来之财”发一通议论：“你生活不做，工分不少，年底还有补贴……哼，不作兴的，这种日脚不会长久……”
讨厌的不识时务的唠叨驱散了他的同情与关切，“离婚”事件又在酝酿着发生。
导火线是一件小事。
那一天，她也很早就下了地。秧已经拔完了，开始插田。她仍用拔秧时“占垅头”的办法，在一块田里插了几棵占下一行，又去另一块田里插了。等一会，自己的儿子小宝来了，她就让他在前一块田里的那一行上慢慢地插。可是插秧却不比拔秧，别人一追上来，就要在小宝的一行上接下去插，而把空位置留在下一行。但小宝不懂这个规矩，他站在行头上不肯让，于是被追上来的那个性急的妇女一推，跌了个倒栽葱。这时，她正累得满头大汗，站起来喘气，一扭头，正好看见了这一幕，而且接着就传来了儿子小宝的哭声。她赶过去一看，儿子一脸一身的泥水，不由得勃然大怒，和那个妇女吵骂。两人谁也不让谁，最后互相扭着，在泥水里打了起来。
这次事件，直到生产队长出面调解，才算平息。他是大队干部，真是被丢尽了脸，回到家里，脸一沉，发出了“最后通牒”：“离婚！”
这是第二次——当然她没有同意。如果不是出于他的软弱和恻隐之心，这个不幸的家庭那时也许就这样解体了。
现在，第三次了。是的，第三次，也许是最后一次。
这一次，是她自己讲的——这似乎驱逐了他良心上的不安。但是，奇怪的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她的态度突然变得这么强硬呢？
他探究地转过脸去，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向她望了一眼。
这一望不禁叫他吃了一惊。他见她一只手扶在路边的树干上，布满灰尘与汗水的脸，苍白得可怕。
他刚想开口说什么，但见她的身体，像一段没有生命的木头，向前倒去。
他赶紧来到她身边，这时她已扑倒在地，一条胳膊，软软地搭在路边的沟渠上。
他吓坏了。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他来不及思考，弯下腰就去搀扶。可她竟是这样的沉，拖也拖不动。他只好把她的胳膊放到自己的肩上，两只手搂着她的身体，用力站起来。可她的腿是软的，身子一个劲地往下沉，坠得他自己也不得不弯下腰去。
“宝宝他娘，宝宝他娘！”他试了试她的鼻息，急切地呼唤起来。喊了几声，没有回答，他更加发急，同时觉得这样叫碍口，于是改叫她的小名：“小妹，小妹！你醒醒……阿妹、阿妹、小妹！”
他胡乱地叫着，竟是连新婚之夜也没有叫得这么亲热过。过路人很快围拢来，对危急中的夫妻俩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在他慌乱之际，早有一个身强力壮的中年汉子走过来，把她的另一条胳膊架在自己肩上，说：“来，让她走几步，走几步，不要停……她有心脏病么？”
“没……啊，不知道。”他回答，突然觉得惭愧。结婚这么多年来，他竟从来没有关心过她的身体，问过她有没有病。他习以为常地看着她日夜操劳，仿佛她是一台永远会转动的机器，不知道她也会生病，也会有倒下来的一天……
他忽然又想到，在登记结婚那个晚上，她完全信赖地把少女最宝贵的一切都交给了他，并不曾想到，许多年后，她会像一个枯萎的稻草人似的，在这条路上倒下去。
“走一走，走一走……”热心的中年汉子说。他也就茫然无措地听着人家指挥。
他糊里糊涂地扶着她，仿佛昏晕的不是她，而是他自己。许多过去了的往事，风车般地在他的面前旋转。他想到她一夜几次拉开电灯的情景，想到她每日里蓬着头发忙进忙出的身影……在生活无尽的劳碌中，他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搀扶过她一把！现在，倒居然叫着劲来跟她闹离婚，讲得过去吗？唉，真不像话！他的脑袋，不知是因为脖子上压着妻子的一条胳膊，还是因为羞愧，竟沉甸甸地垂下去了……
勉强走了几步，并没有使她有所好转，于是旁边有人提议，让她坐下，去倒杯热水给她喝。
人们七手八脚地扶她坐下，一个红领巾，飞跑到路边的一户人家去讨热水。
他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有人掐了掐她的人中和虎口，她悠悠地缓过一口气来。
“宝宝她妈！小妹……”他又乱喊起来。但她不理会，头一歪，身子又软瘫下去。
这时有人在旁边说，只怕是有旁的病，还是赶快送医院的好。
这话提醒了他，他的头皮一炸，心想她一定是患上了自己所不知道的病症，赶紧对那个热心的中年人说：“同志，帮个忙，到附近去打个电话，从县医院喊辆救护车来。”
“也好！”那人点点头，“前面就是代销店，那儿有电话，我就去打。”
正说着，红领巾端着热腾腾的开水来了，还是加了糖的。这时他已不相信水对病人会有什么好处，不过既是人家热心地送来了，就喂她喝几口吧。
喝过水，她慢慢地睁开眼皮，接着就坐直了身子，好像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围着她。
“好了，好了！”有人叫道。
“谢天谢地。”他也松了一口气，“已经去喊救护车了。”
“什么？你说什么？喊救命车做啥？”她着急地问。
“你昏过去了呀。”他望着她说，“送你到医院去嘛。”
“不要喊，不要喊，我好了！”她虚弱但是坚决地说。
“已经去了。”他安慰她，“没关系的，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没病也就放心了。”
“什么？已经去了？快叫回来，叫回来！一趟救命车要多少钱……我有病也不坐……我们有合作医疗，看病不花钱……你喊来你坐！”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倒像是不碍事的样子了。这时，正好大队赤脚医生来了，他用听诊器听了一会，说可能是过分劳累、低血糖引起的，现在不要紧了，到医院也最多打一针葡萄糖。他想想也对，大概是不要紧了，于是又去把打电话的那位叫了回来。
喝完一碗糖水，她自己站了起来；他赶紧走上去扶住她，搀着慢慢地走了起来。众人见她的脸色缓过来了，且又有这样一位恩爱体贴的丈夫的扶持，自然都放心地散开去了。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青翠的田野没入了灰黑浓重的夜气之中；相继出现的灯火，亮亮地闪烁出家庭幸福的光芒来。他抬起头，有些奇怪地发现，他的家就在前面——那模糊得连成一片的竹林、黑魆魆的苦楝树、合欢树，和一排幼嫩的水杉树的阴影里……
（《北方文学》1982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