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父母亲和我父母一样是南下干部，她12岁时就能把《胡笳十八拍》全部背诵出来。她长成少女后，有人这样形容她那姣好的形象：她像阳光般耀目，白皙发亮的皮肤，红润的嘴唇，乌黑的头发，以及一双如星星闪烁般的明亮眼睛，使你不敢正面直视她。她是康平路100弄公认的最漂亮的姑娘，无论走到哪里总是举止优雅，惹人注目。
我和她在16岁时分手，整整14年后才偶然重新相逢。
那时她已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在《文学报》担任小说版编辑。在我投稿连连失败时，未料到《文学报》竟突然登了我的小说《影子与灵魂随想曲》。发表的当天我收到一张字迹清秀的信笺，约我到《文学报》去谈谈。信中说：“建立一个爱才若渴的编辑部，是身为编辑的最大愿望。”我拿着那封备受鼓舞的信，跑到《文学报》社一看，两人不由得同时高兴地大叫起来，原来这位编辑正是我少女时代的女友晶晶！
那时我已经结婚，但她还是单身，年过三十的她为此万分苦恼。我们由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转而成了倾吐衷肠的挚友。常常在炎热的夏天，100弄大院传来一阵阵蝉噪声，整个大院阒寂得没有一个人影。我和她在宽阔的阳台上一谈就谈到深更半夜，我这时才感到她比我要不幸得多了，我至少还有个女儿，还有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小屋。而她呢，却什么也没有。青春在她眼前闪过，她那美丽的双颊和胸脯，没有被吻过，她像开在幽邃寂悄的园子里的一株黄玫瑰，在风中摇曳，脱落了叶瓣。在插队落户中发生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又不时刺痛她的心，使她举棋不定，不敢超越雷池半步。
“我已经整整孤独了八年！”有一次她对我说，“我把所有的热情都扑到工作上，才能喘过一口气，觉得活得像个人样。”我完全理解她，如果我不是在1979年匆匆结婚，不也同她一样的命运吗？
然而从更深一层来说，我和她其实同样是孤独的。
有一阵子，她对一个北京的青年作者产生了幻想，这种幻想是这么强烈，以至于使她觉得非得到北京去一趟、与那位仅仅见过一面的英俊青年谈个清楚不可。“两地生活有什么关系？就是调到北京去也可以！”晶晶大胆地宣称，仿佛她已经真的找到了爱人，我心中不由得为她感到庆幸。
那个青年来信了，信中客气地告诉她，他对她只是好感而已，何况她比他大四岁，结婚是不可能的事，他让她把所有他写给她的“冲动的、不成熟的情书”统统毁掉。晶晶打电话把我叫去，在锥肌剔骨的痛楚中她苦苦思索着，沉吟着。那封令人心碎的信早已被揉成一团……
为了忘却这些痛苦，她参加了一个在北戴河举办的作家、编辑学习班，学习班内有许多蜚声文坛的作家，她并且与贾平凹等结成了好友。人们发现她总是文静地微笑着，默默地沉思着，谁也不会想到她心中多年来积压着这么多沉重的焦虑和痛苦。她多么希望找到一个丈夫，有一个孩子啊！她盼望这个人最普通的权利和幸福，已经盼得要发疯了。但是她又绝不迁就，她用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那句话：“不崇拜那个人，爱连一天都维持不了！”
从学习班回来后，她突然发现自己腋下长了一个肿块。她给我打电话，我让她立即去检查，千万不要耽搁。但她直到报社的新闻职称考完后才去检查。
她父亲的老朋友，一位外科专家，对她坦诚地说：“你来得晚了，你可能得的是乳腺癌。”
“这怎么可能？！”晶晶浑身轻轻一颤，美丽的眼睛中闪烁着的光芒倏地熄灭了，“我还没有结婚！我怎么可能得乳腺癌？！”
外科专家难过地低下头。是啊，乳腺癌通常由雌性荷尔蒙过多刺激引起，一般都发生在中年之后的已婚妇女身上。面对着这个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年轻姑娘，他又能说什么呢？
晶晶在病床上仍然保持着仪态优雅的风度，从不诉苦。因为化疗，使水仙花一般的晶晶迅速地枯萎了，躺在肿瘤医院病床上的她脸色苍白。因为很少得到阳光，也很少得到新鲜空气的拂煦，她那秀美的头发枯黄了、脱落了，最后不得不用一条丝巾把头部包裹起来。她的床头旁总是放着一束束鲜花，那一朵朵刚摘下的郁金香，金黄的像锦缎，深红的像丝绒，花下面放着她最喜爱读的书籍。她读过许多的书，她最欣赏苏联作家鲍尔斯·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以及东欧作家的《娜嘉》，略萨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等作品。作为编辑，晶晶为别人发表了几十篇小说，可自己却一篇也未曾发表过。她写作勤奋，像一只知命鸟。在她作了乳房切除手术后，仍然埋头修改她那篇已经几易其稿的中篇小说。在我拿到美国签证后，去上海肿瘤医院和她最后一次告别时，她勉强地支起羸弱的身子，脸上作出轻松的微笑，对我说了一句使我终生难忘的话：
“周励，你记得吗？你曾经对我说过，你的墓志铭要像司汤达那样，再加上一句：活过、写过、爱过、没有发表过。我想我应该是活过、写过、没有爱过、没有发表过。”（司汤达墓志铭：活过、写过、爱过。）
说完，她脸上露出一丝令人心碎的苦笑。
她生病以来从来没有当众流过眼泪，这时两滴泪珠慢慢地从她眼里流了出来，她忍住泪，对我说：“你到美国去好好干吧！……有空给我来信。”
我紧紧地抓住她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心头一阵一阵地抽紧，我知道她活不长了，我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她了。眼看着往日亲密的女友的生命活力在悄悄离去，在一丝丝、一缕缕地消散、挥发。我不由得在心中喟然长叹：“无望的、被折磨的情欲啊，你也会杀人，会制造癌症！”我强忍住往外涌的泪水，把额头紧紧地贴在她那冰凉的面颊上。就这样，我俩一言不发，紧紧地互相依偎着，好久好久……
面对事业、爱情和死亡，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她：坚强。
家中告诉我，《文学报》社为晶晶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青年一代》还发表了悼念她短暂一生的文章。
回到宿舍，我拿着家信扑在床上恸哭起来。我的楼下住着两个美国青年，一个叫布拉英，他从宾汉姆顿学院音乐理论系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最后回到学校餐厅洗碗，一干就是十一年。由于工资低廉，他至今仍单身一人，住在这简陋廉价的小公寓中，经常独自一人抱着把吉他在那里自弹自唱。我很可怜他——在中国，哪一个音乐理论系毕业的人没有份像样的工作！谁会去洗碗？另一位住在地下室的也是个倒霉不走运的人，杰姆斯同样是在宾汉姆顿学院毕业，学的是电影理论，毕业后同样没有哪家公司录用他。别人认为他性格发展不全面，没有主动进取精神。失业一年后，他总算找了个半夜到大公司清扫垃圾的工作。我第二次和他见面时，听说他是电影理论系毕业，非常激动，立即问他现在在哪儿工作？我对搞电影一向很感兴趣。
“Garbage！Garbage collector！（收垃圾！我是收垃圾的！）”他瞪着那双蓝眼睛对我说。
我听了这话，半张着嘴愣在那里。这就是美国啊！万物竞争，优胜劣汰，实际能力比学历重要一百倍！
越是孤独清高的人，越是用一层厚厚的盔甲把自己包裹起来。我和这两个搞音乐理论和电影理论——在国内可以说属于上层建筑的——美国人关系融洽，但他们除了生活琐事之外，从来不和我谈一句理论问题。
那时中国留学生之间十分友好，和中国学生生活在一起可以得到不少轻松快乐。可是我还是搬到了这个小阁楼上来。我抱定一个信念：为了尽快提高英语，走出中国人的圈子，和美国人生活在一起！
布拉英在楼下客厅边弹边唱，杰姆斯收垃圾还没有回来。我在床上一阵阵抽泣，为晶晶的死，也为我们过去的友谊。突然间，一个熟悉的敲门声响起：
“朱莉亚！快开门！”
是贝妮丝！怎么每当我痛苦无助的时候，她就出现在我面前呢？我扑上去打开门，扑在她的肩上，伤心地哭了起来。我告诉了她晶晶的一生……
那天晚上，我们俩并排躺在床上，谈得很晚很晚。我告诉她我是那么怀念晶晶，为她的匆匆离去而扼腕痛惜，特别是在我离婚之后，在精神上极其孤独的时候，我更体会到她33岁英年早逝的全部痛楚。
“贝妮丝，你知道吗？晶晶不仅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我的编辑，自从她在《文学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后，全国各报刊杂志登载了我二十多篇作品，是她为我打开了一扇文学大门啊！……那时候，我们常常约三四个文学知交聚集在她家，豪饮着啤酒，谈作品的构思，谈人生的感受，嬉笑怒骂，幽默风趣。她让我们看她的藏书，她有几百本书店里难以买到的经典之作！……贝妮丝，在中国的那段时间，才是我精神生活最丰富的时期。到美国之后，我常常担心是否会失落了自我。特别是现在，她永远离开了我，我的心灵是多么空虚呵！……”说完，泪水又禁不住簌簌滴落下来。
贝妮丝抱住我的双肩，她的神情是这样真诚坦白，明朗温柔的眼睛里透出一丝丝同情。她第一次和我谈到她的丈夫：
“他两次入狱，先后被关了二十多年了！……他比我大八岁，我佩服他。就在他们来抓他的前一个星期，我们结婚了。你说怪不怪，那时还有一个女孩，也是美国人，比我漂亮，也死活缠着要和他结婚呢！……在他被捕入狱之后，我被驱赶出台湾。回到美国，我反而感到像来到一个异国。我孤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心里话，我想念我的丈夫，整夜整夜地哭泣，每天清晨枕头哭湿一大片……后来我想通了，我何必要做感情的奴隶呢？我是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我有使男人倾倒的魅力，为什么像个土拨鼠那样躲在黑屋子里哭泣呢？只要我的丈夫一出狱，我就是他的妻子！只要他还关在牢狱中，我就要活得像个女人！……后来我有了许多男朋友，我越来越感到离开了男人我无法生活下去！……我仍然时常怀念我的丈夫，分别都快七年了，听说他在监狱里绝食，而我仍然爱着他，无论住到哪儿，我都把我们婚礼上的那块红缎挂在墙上，如果哪个男友对我的丈夫表示不恭，我就立即请他吃拳头！……朱莉亚，你们中国女孩子太老实了，你们是没有性欲吗？你们的情欲该怎样发泄呢？你的女友死了，你为她惋惜、痛苦，我全理解，可你应当去找个男友啊！活一天，快活一天，有了男朋友，你就不空虚了！”这个社会学系的女博士，现在完全像小孩子玩家家似的怂恿我去找一个“伴”。她睁大那双深邃明亮、妖冶妩媚的栗色眼睛说，“不要找中国人！要找就找美国人！不然你在中国人那个圈子里永远混不出来！你知道纽约中国城里，许多华人来了几十年都不会讲一句英文，就是因为他们死抱着中国人的圈子，不和美国社会打交道！”
我支起手臂，用手扶撑着前额，拂去随意滑落下来的头发，“找男朋友，找美国人，到哪里去找呢？万一他有艾滋病呢？”来美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已经认定自己丧失了情欲——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欲的话，那就是拼命挣钱交学费。
“我的性欲到哪里去了？我是一个没有性欲的女人吗？”有时我扪心自问。可是在心头一层层重压着生存危机、学习压力，在每一天都担心着下一天该怎么过的时候，还有什么心思去谈“性”不“性”的呢？
对贝妮丝的好意，我只能报以无奈的微笑。
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丈夫，但不是性伴，贝妮丝。
考试终于全部结束，我的企业管理学、市场销售学和高级英语论文都得了“A”，只有电脑课因那次倒霉的迟到考了“C”。暑假到了，我又乘“灰狗”从宾汉姆顿研究生院回到纽约寻找机会打工。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和麦克一起生活了12天。
这全是贝妮丝的主意。她一片好心，认为到纽约打工房子不好找，曼哈顿昂贵的房价全世界排名第一。她给我写了一个小纸条，让我先到麦克在曼哈顿下城租住的公寓去对付一下。“你可以住在客厅的沙发上，客厅和睡房是完全分开的。”贝妮丝平时每星期去一次纽约曼哈顿和麦克聚会，那里就像她自己的家一样，“我过一个礼拜写完论文就去纽约，那时候你可能已经找到房子了。”
好心的贝妮丝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热心的主意会给她日后带来多少泪水！
“我不能让这个外国人碰我一根小指头，谁也别想占我的便宜！我一找到房子就走！”我气喘吁吁地提着两件行李，站在一座灰色旧砖五层楼的公寓前，拿着贝妮丝的小纸条拼命按响门铃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汗水一串串从我的脸颊流淌下来，纽约市比纽约州的宾汉姆顿闷热多了。
我满心焦虑。“自费留学”可真是擦一段萝卜吃一段，在学生餐厅打工的钱交完了最后一个月的房租和生活费，兜里又只剩下了40元！还不够美国人上馆子吃一顿饭的！真是实实在在的“洋插队”啊！在他乡异国，无依无靠，比当年插队落户还要苦啊！
过了许久，终于从三层楼窗户中探出一个脑袋来，那正是一头褐色鬈发的麦克。他好像已经不记得我，贝妮丝也没有和他事先打声招呼，他在窗口伸着脖子犹犹豫豫地打量了我老半天。我心里又烦又急，好不容易等他关上窗户，脚步嗒嗒响地跑下楼，当他惊异地瞪大了一双蓝色的、睫毛长长的眼睛时，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是你呵！”
“是我，我是朱莉亚，还记得吗？”我礼貌地伸出手，交给他贝妮丝的那张纸条。他匆匆地浏览了一下，脸上绽露出孩子般生动的笑容，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之情。
“我当是谁呢，吓得门都不敢开。”他扶了一下金丝边眼镜，歉疚地笑着说，“原来是你！上次你在台上表演钢琴和独唱时，不就是穿这身白色连衣裙吗？”
我不好意思地挪了挪双脚，我穿着从上海带来的塑料凉鞋，连袜子也没穿，十个脚趾头全露在凉鞋外面；不过我很喜欢这套合身文雅的连衫裙，在上海瑞金路妇女用品商店买的，18块钱一件，它是我在重要场合穿的“礼服”。今天是放假第一天到纽约找工作，为了给自己鼓一鼓气，我穿上了这条裙子。
“快上来吧！”他伸出两只粗壮有力的胳膊，一下子提起我所有的行李，噔噔噔地跑到三楼，脚步震得楼梯直摇晃。在一扇洁白的门前，他放下行李说：“请进吧！”
他把行李往客厅的沙发旁一放：“今晚你就睡在这沙发上，这是客人的‘专用’床。贝妮丝常常搞突然袭击，让我为她接待客人。冰箱里的东西随便用，钥匙两把，一把大门，一把内门。记住：不搞清来人不要开门。”
没想到他还真热情，我刚才还担心这家伙会找个借口把我支走呢！
我悄悄环视了一下客厅，到底是在华尔街工作的雅皮阶层，和布拉英、杰姆斯的客厅气氛完全不一样。房间很宽很明亮，落地窗上挂着厚重的帷幔，墙角是两盆碧绿的芭蕉兰，一缕缕阳光穿过紧闭的百叶窗射进来，使客厅变成一片若明若暗的绿洲。客厅的右边是一大排书架，这又使房间里弥漫着书房的气息。一只宽大的转圈沙发放在客厅中央，就是比我个再高的人也能在上面睡个舒服。客厅左边有一张硕大的橡木书台，上面放着一架亮着刺眼的彩色图像的IBM电脑，旁边那台显然是激光打印机了。我来不及多看，匆匆喝了杯麦克递来的苏打水，起身想走。
“喂，你这么急，到哪里去啊！”
“今天是星期天，我得马上到中国城去找工作！星期天餐馆的工最好找！”我已经算了几十遍了，到纽约不管什么工作先干起来，即使每天干十小时挣30元钱，干一星期也就有了210元，那时再翻翻报纸找个最便宜的阁楼房子，房租押金就没问题了；不然凭我口袋里揣的40元，天下人都不会把房子租给我，那么等下星期贝妮丝一来，我就要到大街上，像流浪汉那样在中央公园长板凳上过夜了！
一天都不能耽误，时间就是房子！今天就必须找到工作！
麦克自告奋勇地说：“我对China Town（中国城）最熟悉，我和贝妮丝把那里的中国饭店早就吃遍了，我带你去！”
我惊讶地望着他。他穿着假日的T恤衫，因为没有戴领带看上去很随便。他为什么要陪我去呢，不是说时间就是金钱吗？再说我找工作身后跟一个外国人，多不方便。
“你不必去了，你忙你的吧。Thanks anyway！”我来不及多说，飞快地跑下楼去。
他也跟着飞快地跑了下来，追上我说：“反正我没事，到China Town咱就分手，好吗？”
China Town（中国城）。酷暑，蝉鸣，肮脏不堪的街道，红字烫金的牌楼，中国餐馆一家连一家，使人感到目不暇接。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穷人也好，富人也好，在纽约绝不会不知道China Town的。我惊诧这里的肮脏，可是肮脏中却散发着生气。这里有一堆堆小山般堆起的新鲜瓜果以及各式各样的海鲜，书摊上都是些封面印有乱七八糟的港台裸体女人照的刊物。广东和上海的移民在这里叫卖葱油饼、菜肉包等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酷暑下人们排着一条条长龙等候着小报亭出售乐透彩票。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中国人的脸，你会感到揪心的失望和切肤的痛心：每个人的脸都像是木雕般的呆板，人与人之间都不讲话。也许是美国社会的感情淡薄症传到了每一个角落，也包括中国城吧！他们忍受着酷暑，静静地、像美国人那样排着长队，死板的表情下面人人藏着发财的美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