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上海路过哈尔滨，我决定去看一看于廉。在建边的许多日日夜夜，我常想起他。有时夜半梦醒，他仿佛又站在我的面前画画，他最后一页日记中所写的“那是不可能的事，绝对不可能的”这句话，曾反复多次地折磨着我。这时痛苦已经减小了——时间是能使世界上一切痛苦减轻的——剩下的只是思维中的困惑。凭良心讲，如果当时他从我眼睛中清楚地看出了那种含意，那么我从他的眼睛——那双深邃而又明亮的眼睛中——所看到的，难道不是同样的东西吗？在小屋中的炉火前，他拉起我的瞬间，还有在雪夜散步时突然陷落到大雪坑中那近得闻得到双方呼吸的时刻，他那双眼睛里，不是明显地充满着爱慕和那种荡人心魄的万种柔情吗？他究竟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早就隐约听说于廉已从五师调到了黑龙江省美术协会，和林斌在一起。我就先写了一封信给林斌，让他转交给于廉，告诉他我回上海的途中想停留哈尔滨看看他。不久后收到了一封简短的回信。一看到那熟悉、秀气而遒劲的笔迹，我的心禁不住怦跳起来。他在信中祝贺我终于返回上海父母身边，并且告诉我他在南岗区的一个地址。说他很忙，我下了火车可以直接按这个地址找他。他说他很想见到我，好好聊聊。
到哈尔滨下了火车后，我很快地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地方。像哈尔滨南岗区的许多白俄时期的建筑一样，这是一所陈旧的、石灰剥落的俄罗斯式小洋房。墙上也像每条街所见到的一样，刷着许多大标语，只是那些标语已被雨水和冬日的雪水洗刷得只剩下斑斑痕迹。我按了电铃，紧张地期待着，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子出来开了门，她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是周励吧？请进来吧！”我跟着女孩走进门厅，悄悄地四下环视：这里不像房外所见的那样陈旧和零乱，从走廊到内室都布置得很优雅，房间宽敞而明亮，阳光从落地玻璃窗射进，照着墙上的一幅字画：“宁静致远”。而走廊的另一头，居然有个摆着一架大三角钢琴的客厅！我去过兵团不少哈尔滨知青的家庭，都是低矮小屋一铺大炕，没想到哈尔滨还有如此儒雅相宜的所在！我又端详了一下那位老是盯住我看的、微笑的姑娘，她看上去比我要小三四岁，细细的、秀气的眼睛，剪短的头发，面色有些苍白，是那种一眼望去十分文雅的女孩。她把我引入内室，我一眼看到那里有一幅画架。她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说：“于廉上午去省美协画室了，他给你留了张条子。”我接过条子一看，上面写着“先休息一下，下午三点到湖滨2号码头找我，于廉。”“美协离湖滨很近，你知道怎么走吗？”她很热情地问我，一边取出一份哈尔滨市区地图摊在我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
“邵莉，我也是从兵团返城的。”
邵莉，周励，我们的名字发音倒很相近。于是，我很快地，今后也便永久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你也画油画？”
“刚刚开始学……”邵莉眼睛里突然露出一道羞涩的光芒，“于廉在教我呢！”
然后，她又马上问我：“你和于廉很熟？是不是？他常常提到你，你回上海打算干什么？还当医生吗？”没等我回答，她又是一个问题，“听说你很喜欢于廉的油画，我也很喜欢他的油画，你们上海人真聪明……你说，上海美术家协会会不会来调他回去呢？”邵莉眼里又流露出一股焦虑不安的神情。
我只好告诉她，我已经有两年没见到他了。对他的情况远不如她知道得多。我隐隐感觉到，不，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她，这个叫邵莉的女孩，在追求于廉。和我当初一样，她也深深地被他的气质和神采所迷住，那一声声“于廉”、“于廉”，都在告诉我，她已不能从青春女性的爱慕之情中自拔了。
何况，她比我小。
下午三点，我在湖滨码头看到了于廉，他站在那儿等我，好像已经来了很久，当他看到我，大叫了一声“周励！”，向我快步走来。他穿着一件咖啡奶油色茄克衫，雪白的衬领翻在外面，上面仍有几片颜料的痕迹。他的头发还是那么乌黑浓密，随风扬起，面庞依然那么白皙细腻，那双被长长的睫毛掩盖着的深邃的眼睛，依然是那么明亮，显示出一种人品非凡的高贵气质。每次见到他，我都觉得任何形容词都显得软弱无力。我默默地望着他，他也默默地望着我，我们就这样呆呆地伫立相视了几分钟。然后他说：“我们到太阳岛去划船好吗？哈尔滨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正像以后一首歌中唱的：
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
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
带着垂钓的鱼竿，
带着露营的篷帐。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来到美国后，我去过许多世界著名的海滩度假：长岛的约翰斯海滩，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滩，夏威夷的瓦克柯海滩以及西欧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琉森湖畔……海滩上是豪华的白色私人游艇和五颜六色的帆船，沙滩上处处躺着抹着海滩油、把皮肤晒成橄榄色的白人大腿，几乎透明的比基尼，披散着的金长发，胸罩、大墨镜、太阳伞。天上，直升飞机隆隆地来回巡逻，地上，穿着雪白制服、托着香槟、鳕鱼、杜松子酒的侍应生匆匆地往返侍候。但是，这一切都比不上太阳岛。
我并不是指海滩的美丽而言。美国和西欧的海滩是十分美丽而又昂贵的，每小时的花费都是上百美元以上。我是指感觉上，没有什么地方，比我在太阳岛所见的更亲切、更令人舒畅的了。正如一个闯关东的山东大汉，觉得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沂蒙山下清河中的水更甜，更熨帖人心的了。
那天的太阳岛上，花团锦簇，游人如织。有带着洗澡的小木盆来给孙子嬉水的老爷爷，也有背着一个个大橡皮囊，囊内盛满啤酒，一面划船，一面豪饮的小伙子，不时看到穿着红色泳衣的姑娘跃入水中的健美身影。岛上岸边，处处是笑声——那种朴实无华的、无忧无虑的、普通善良的哈尔滨人的笑声。而我和于廉，就在这周围一片欢乐的喧笑中，慢慢地划着小舟，任小船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漂移……
“在师部时听说，你在建边农场干得不错，是吗？”于廉问。
“那里的老乡很好，地方也很美……比在师部医院有意思。”我说。
“我一直觉得，你会有这一天，你会回上海的。”于廉说，“祝福你。”
我沉默了许久，低着头。我突然问他：“于廉，我想问你一下，这两年来，我一直无法找到答案。”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眼睛**地低垂下去。
“你去哈尔滨那天夜里，放在小屋桌上的日记本，我看了，请原谅。你是翻开来让我看的，因为你知道我会随时随地冲到你面前，对你讲那句话。你说你从我眼睛里，早已明白了我要说的那句话。但，‘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几乎低声地叫起来，锥心刺骨的剧痛又包围了我。我想起了孤零零地蜷缩在双山火车站的那一夜，想起多多少少个不眠之夜的爱的折磨，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周励！你不要哭！”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颤抖地摇着。
“你会觉得我冷漠无情！你会怨我走时连告别一下都没有！可是，我也在斗争着，我也在被折磨着，你懂吗？……在火炉前，我把你拉起来的那一刻，在雪坑里，我们几乎是双双要拥抱在一起的瞬间，我看出你在犹豫！你在感情和理智之间挣扎着，你以为我就看不出来吗？有一次，你和我讨论《约翰·克利斯朵夫》，你说：‘安多纳德是对的，她不会依附一个没有来由的爱，不会接受一个没有前途的吻。’我把这句话想了上百遍！每次见到你，我都担心自己是否会把握不住，于是我拼命地画画，思维想着你，眼睛在画布上，你以为我不痛苦吗？我也是一个需要爱、渴望温柔的男人啊！……”
“那你为什么？”我触着他的指头，心头引起一阵阵战栗。
他抽出自己的手，夕阳的余晖在他的眼里洒上一层肃穆和庄重的色彩，他的语气仿佛是在宣判一项不可避免的死刑：“我们出身太悬殊，而且，和一个没有着落的艺术家一起生活，是一件很苦的事。也许命运一开始就注定，我们只能做好朋友的。”
我盯着他那黯然的眼睛：“于廉，你好为别人着想！我不怕吃苦！建边农场那么苦，我不是也过来了吗？”
“那是不一样的。在建边，你或许是靠着热情和幻想来过日子的。而结婚成家，则会面临实实在在的琐事。你走后，我曾经多次打听你的下落，打听关于你的消息，也有几次提起了笔，想给你写信，但我怕伤你的心。我们之间，除了出身太悬殊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可能属于那种根本不应该把一个女人的命运和自身连在一起的男人。”
我疑惑地看着他。
“你看过好莱坞明星琼·考佛蒂主演的《碧海情怨》这部电影吗？女主角有一句话：‘自杀的办法有三百种，和艺术家结婚是其中一种。’不少大画家，像毕加索、梵高，像罗丹，他们的爱情或婚姻的结局都是很悲惨的。更确切地讲，是画家害了那些曾经痴迷地爱着他们的女人。”
“可是，那个叫邵莉的女孩子，看起来对你很有好感，她是谁？是你的女朋友吗？”
“目前只能说是朋友，”于廉将木桨划动得更快些，穿过了一座绿色雕花的木桥，一边思索着，一边说，“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子，有理想，喜欢幻想。和你一样，她也很真挚。不过，有一点她倒很像我，她也常常有忧郁的时候。”
“为什么？”我问，“她的家庭，看上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呢，和普通的哈尔滨市民根本不一样。”
“邵莉的父亲是黑龙江省歌剧院院长，母亲是歌剧院的编剧。但在1957年都被打成了右派。她姐姐也在歌剧院，是唱女高音的。姐夫和我一起在美协工作，不过姐夫也是个摘帽右派。这是个右派之家，和我的背景倒相似。”于廉自嘲地说，“邵莉的舅公，是编写了《雷雨》的曹禺先生，她还有不少亲戚在香港电影界，很活跃。她姐夫把我介绍给她，让我教她画画。他们全家人对我都很好。现在，姐姐和姐夫又极力促成我和她的事。我很矛盾，很困惑。在她的家里，我是感到很温暖的。他们直言不讳地同情我父亲，他们憎恨人整人的、荒谬又残酷的政治运动。但，对邵莉这个女孩子的热情，我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对女孩子的感情，就像那时对你一样，这种沉重的责任感，使我不敢超越雷池半步。我多次问自己：我能给她带来欢乐吗？她能在我身上，得到她所期望的吗？”于廉抬起头，凝视着我说，“两年前，在北大荒那个小屋里，我也多次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可是现在，我还不能马上找到答案。”
“于廉！难道你要做一个殉道者吗？你都快30岁了！……”他那种深沉的含蓄，这时不仅没有使我叹服，反而引起我的愤慨，“你不能爱我，那么就爱她吧！不要再去碾碎另一个女孩子的心！难道为你吃苦的女孩子还不够吗？”我讲的吃苦，当然是指感情上的苦：苦思，苦等，苦恋。我是希望邵莉再也不要经历我所经历过的可怕的一切。
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地平线，云朵镶上金色和紫色的饰边，暮霭柔和而宁静，乡愁如水，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太阳岛的黄昏是迷人的，一切相逢的喜悦和离别的怅惘，都和着烟霞轻抹的黄昏，洒在这处处浮光耀金、烟波氤氲的太阳岛上了。
小船轻轻地随风漂荡。我们并肩坐着，白鸥飞绕在头顶，远处传来在岛上露营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的歌声。我们距离得这么近，但仿佛又隔着千山万水。我知道，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我们是只能做好朋友的。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回到上海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外贸局当医生。整天与奔忙于世界各国各地的外销员打交道，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对外贸易”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北京的信，打开一看，竟是于廉写来的。他告诉我，他已考取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他还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他的画《枫》在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评上了一等奖！他还在信中附上了《枫》的照片。我将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紧紧地捧在胸前，我为他骄傲，我也为自己骄傲：我为之付出了青春代价的于廉，终于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而这一道光芒，是我早在北大荒的小木屋，在炉火燃烧的画架前，就看到了！我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并且给他寄去了我根据北大荒兵团生活的回忆，在业余时间写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又过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一年，他给我回了信。他讲了他仔细地阅读了我的电影文学剧本手稿，觉得像闻到了一股北大荒土地的气息。但他对我的人物塑造提出了许多看法，说我把人物写得太理想化了，“由各种不同的个性和品质糅合在一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末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他和邵莉结婚了。像上封信一样，他附来一张照片，穿着时髦新潮的邵莉在一个装饰华丽的门厅内的摄像。她还是和过去一样，只是那张原来略显苍白的脸上，抹了脂粉，使她看上去生动了一些。“邵莉去香港了，这是她在香港叔父家的留影。”他在照片背后写着。信中他告诉我，他是在度完蜜月的最后一天，送邵莉去香港的。至于他，现在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等拿到硕士学位后，他会去香港和邵莉团聚。“但是还很难说清楚批得下来还是批不下来，政府对去香港的签证一直控制很严。况且邵莉自己又没有身份，只是短暂的探亲而已。”
这是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
1985年8月，我离开上海去美国。在申请念美国大学研究生时，我变换了自己的专业——我要求学习商业管理和国际贸易。
在上海淮海中路美国驻沪总领馆签证处的小窗口，那个身材高大、金黄色的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美国领事，瞪着一双疑惑的蓝眼睛问我：“你读过医学院，写过论文，你是医生，为什么要改行？”第一次我回答不出来，于是签证被拒绝了。一个月后，美国总领事馆又来信让我去面试签证。我坦然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于是签证被立即批准了。
谈到弃医改行，实际上理由很简单：就像一个人在屋里坐久了，想出门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一样。而我在医学这个屋子里已经坐了整整十年。医学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尤其崇高和不易的是，它要求牺牲人的一切快乐。十年来，当我和我的心脏病人、癌症病人、晚期肺心病人、克山病人和一切内科疾病病人打交道时，我是绝对快乐不起来的。在我心头上压着的，是那些病人的生命，是他们一阵阵的呻吟，即使在治疗之后把他们从死神翅膀之下抢救回人间，也还担心着下一次病变，提心吊胆地害怕死神翅膀的黑影再次压来……最难以忍受的是送治疗无效的临终病人去上帝那儿的时刻，他们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我要活，我要活！去上帝那里还太早！”可我却做不到。每一个病人的死亡，都会使我几天无法进食和入眠，常常在梦中被呼天抢地的家属哭声惊醒。这时，我心中充满了内疚感、罪恶感，和对死者无法割舍的那种痛惜。
我的心肠太软。
不少美国医生从病人那里赚取的是钱。我从病人那里赚取的是焦虑、内疚和罪恶感。当然，也有欣慰。
更实际地说，即使我愿意在医学领域继续深造，美国医学院惊人昂贵的学费也会让我望而却步，更何况美国医学院只收绿卡居住者和美国公民，对外国人则只收交流访问学者。我这个两手空空来美国的自费留学生，根本不可能走进医学院的大门。我开辟了一个对我来说完全新的领域：商业国际贸易。我相信，和在医学上一样，我绝对得不了诺贝尔奖，但我也不会干得差劲。
在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我一边打工一边读商业管理课程。在学校里，我认识了刚从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取得数学博士学位的麦克·伏赫勒。他是个身材高大，很有幽默感、蓝眼睛的欧洲小伙子。我是专门着眼于男子的智力和气质来爱的，当然，形象和谈吐可以让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否具备才华。我们结了婚。
现在，我已经经营着自己的JMF国际贸易公司。1987年注册成立公司时，麦克建议以我们两人英文名字Julia Michael Fochler的字首为公司名称。于是，我们在报上登了JMF公司成立的大幅广告。麦克挂着总裁的职称，实际上他完全专注于他的新领域——电脑软件设计之中。他在一个华尔街公司领导一个部门。JMF公司的业务全部由我承揽。我奔走于美国各公司、各州进口商、中国广交会和欧洲各国之间。我们的JMF公司在几年中已经小有名气。我也常常出入美国各种高级社交场合，周旋于社会名流、巨商富贾之中。
有一次，在纽约著名的公园大道参加完一个宴会回来，我走在46街和百老汇交口处，想叫一辆计程车。突然，有一个人从身后叫住了我，用带着北京口音的中国话说：“小姐，请停步！小姐，画一张画吧，画得不好不要钱。”我回头一看，是一个面色清瘦憔悴的青年，手中拿着一支用做写生的炭笔，带着请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再往四周一看，在他身后竟有六七个画家，带着折叠的小凳子和画架，在街头招揽行人卖画。
天气很冷，纽约的秋末，风像刀子般地刮。那个拉我画画的青年——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似，穿着一件大陆制的薄衫，头发在寒风中抖动着，内衣领上也有几道颜料蹭上的明显痕迹。我想起于廉。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我为自己的貂皮大衣和珠光宝气的宴会礼服深感不安。我立即答应说：“好吧，就在这儿画吗？”
“就在这儿画！”他突然变得像孩子般的高兴，指着街头一排生锈的铁制折叠椅，叫我坐下。他又摊开自己的小折叠凳坐下，把画架往双腿上一架，叫我往右侧看，头不要动，于是便忽而看我，忽而看纸地刷刷画起来。看起来他并不愿意多说话，只是专心地画着。由于我的头必须固定在右侧，正好是那一排空铁椅的方向，在我面前展现了一幅图画：那五六个还没有拉到客人的画家们，各自夹着画夹，四处走动顾盼，只要一个人路过，就纷纷涌上去，有时是三四个围着一个人讨价还价；有时是一人跟一个。有一个穿着牛仔茄克衫的青年追着一位美国妇人出了两个街口，那位美国妇人一开始微笑着摆着手，但后来听到那个中国青年飞快地把25美元降到20美元，又降到15美元。明白这似乎非拉不可时，那妇人便露出睥睨不屑的神情说了声“Sorry”（对不起），挥手叫了辆计程车钻进去逃走了。街头的风刮得很猛，好不容易又有两人拉到了客，我边上多了两个人，脸也向右看。使我刚才那种独自在街头展览的尴尬不安稍稍平定了些。我禁不住问为我画画的青年：
“听你口音是北京人，你来美国几年了？”
“来四年了。”
来四年了！比我来美国时间还要长！
“你天天到这儿来画画吗？”
“天天来，白天读书，晚上到街上卖画。唉！四年了！不这么干拿什么交学费？喝西北风？”
“那像你这样干一天，又能挣多少钱呢？”我心里充满同情，毕竟我也是靠给餐馆洗碗，给美国人带孩子过来的。
“遇到天气好，行人多，特别是旅游旺季，一夜可以挣六七十元以上，但碰到今天这种倒霉的刮刀子风，三四十元也挣不到……不管怎么说，总比去餐馆洗碗好，自己的专业总是在手里……”
“你在国内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问。
“中央美术学院。”他仍匆匆地画着，不经意地说。
“中央美术学院？”我一听又惊又喜，顿时对他产生一片敬意，“那你认识一个叫于廉的吗？”
“认识，我们是一个系的，同届毕业。”
“他在哪儿？”我急促地问着。真没有想到在纽约街头会碰上于廉的同学！
“毕业之后，他又分回黑龙江了。”
“黑龙江？他不是要到香港去和他太太团聚吗？”
“听说他申请了几次都没被批准，后来他主动要求回哈尔滨，他太太的家在哈尔滨。”
“那么他现在还在黑龙江省美协？”
“不知道，都分开这么多年了，怎么？你认识他吗？你可以写信到黑龙江省去问问，他是挺有才气的，几次画展都得到奖，你不难找到他。”
说着，他把一幅人物素描从双膝的画板上抽出来，递到我面前，果然像我！还来不及听我的赞叹，他又匆匆地不带任何表情，像背书似的说：“如果要裱，加15元；纸制画框加20元；木制画框加30元。”说着从小木凳下抽出三副东西，要我挑一副，我选了副白色纸制画框，刚给他付了钱，突然见他惊慌失色，拎起画框和小木凳，叫了声：“警察来了！”便和其他几个画画的一起如惊弓之鸟四下逃散，一会儿便无影无踪了。
闪着刺眼的白红两色灯的蓝色警车在街口上停了下来，警车中跳出一个身材肥胖高大的黑人女警察。她走到我面前，斜睨了一下我手中的肖像，指着那排空铁皮椅说：
“It’s illegal！”（这是不合法的！）
我立即问：“Why？They are just painter！”（为什么？他们只是画家而已！）
那女警察用恶狠狠的口气说：“No！他们是小贩！小贩！你懂吗？小贩要向政府注册，要交销售税！他们在违反美国法律！警察局已经惩罚他们好几次了，可是这些中国人，不知羞耻！”
对一个黑人的谩骂——不论是警察，或不是警察——我的脸“刷”地一下子红起来，一种民族尊严的受辱使我愤慨万分，我大声地反驳：“你们那些贩毒的、抢劫的、杀人的、强暴的黑人不都犯法吗？你怎么不管他们？不惩罚他们呢？……这些画家，只是为了交学费，为了生活，他们靠手上一支笔挣钱，总没有伤害任何人吧！”
“他们逃税！……逃税！”那女警察的眼睛瞪出来，粗声地吼着。
“什么逃税？”我大声叫道，“他们是签证的留学生，不是本地居民，他们连一张交税的工卡也没有，你让他们怎么注册？怎么交税！”
那个女警察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得狠狠地把那六七个铁皮折叠椅收起，扔进警车后座，然后呼拉着刺耳的鸣笛走了。
那天夜里，我一夜没入眠，对美国法律专治好人不治坏人，我早有怒气，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个脸色苍白而又毫无表情的画画青年身上，我似乎隐约地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于廉的影子。他们曾经是同窗，而今那个北京画家的命运，竟是这样。于廉呢？他在哪里？毕业这么多年，他有没有在“出国潮”中出国了？他会在美国吗？他的命运又如何呢？
我决定寻找于廉。
我先给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写了封信，信不久被退回来了。邮件盖了一个图章：“查无此人。”我又给中央美术学院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打听于廉的去向，竟然三个月也没回信，是不是因为寄往美国的邮资太贵，没有必要为我这个不相干的人回信？我纳闷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