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师部医院，我才知道我干的活儿和放猪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医院里几乎都是走后门进来的青年，光是师、团长的子女就有十多个，他们当然是分配到化验室、X光室这类部门去工作，也有的当上了护士。我被分配到外科当卫生员，那里有个当地老女人刚退了休，我接替她的工作。我每天要换洗三十多个病人的被单被套，一清早起来到病房倒大小便、刷痰盂、扫地，最可怕的是如果有人死了，我还要负责收尸，把尸体运到医院西北角一个当作停尸房的小木棚里去，这是我从小就最最害怕的事情。我的手指头在水中都泡肿了，由于不停地洗，十个指头都渗着被洗衣板磨破的鲜血，不过我仍然像在连队放猪时那样，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我干活时的歌声很快吸引了病员，科里的医生和护士们也对我这个刚从连队上来的“土冒”越来越友好，年终总评时，我被评为全医院的卫生员标兵。
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了，三叉戟的爆炸像惊雷一样震撼着我们，任何辩解和托词都掩盖不住那使人灵魂战栗的闪光！当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降临在每个人头上时，我推开了医院组织科的玻璃门。
组织科干事张佩娣在办公桌后站了起来，望着我严肃的脸。她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组织科，在人们印象中，我只是个喜欢唱歌、洗被单很勤快的女孩。
“请你把我的档案拿出来。”我对张佩娣说。
她睁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她是老高三，比我大4岁，也是从上海来的知青，由于出身三代工人家庭，在高中就入了党，所以她是被上级分配到组织科管档案的。她后来成了我的知心朋友，我才知道即使在组织科人事干部那张呆板的面孔后面，也有一颗寂寞的、渴望爱情的心灵。
“你要档案干什么？”看她的神情，显然是没有看过我档案里的材料。
“**完蛋了，我要求组织科重新审理我的档案。”
“什么？……怎么回事？”她一边嗫嚅地说道，一边打开文件柜，找出了那个要了命的、泛着蜡黄颜色的牛皮纸袋。
她窸窸窣窣地从我的档案袋里抖出一大堆材料，默默地浏览着，那都是些批判稿，还有工宣队强迫我写的检讨，其中一大罪名是对英明、卓越的副统帅的不恭怀疑之词。
“这好办。”张佩娣把材料摞在一起，面色镇定地打开抽屉，取出一只火柴盒，在那一刹那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她“嚓”地一声点燃了火柴，一手攥着一大把材料，一手在纸上点燃了火，不到一分钟，那些在我档案袋中躺了整整三年的一大堆材料，那只占据在我忧郁的心中的魔鬼——顷刻间化为一团青烟，成了烧得焦糊发黑的纸末。我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抱住张佩娣的肩头，泪水扑扑地掉落下来……张佩娣！直到今天，我仍然怀着深情和感激呼唤着你的名字，你看上去是那么拘谨，在医院里没有什么人和你说话，可你办起事来竟这样果断得出奇！在你心中，也一定藏着一把火吧！
就这样，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档案袋已经成了一只扁扁的、和别人一样的档案袋了。
有时候，和别人一样就是一种幸福！霎时间，北大荒的天空变得澄蓝，鸟儿在快活地啼鸣，高高的钻天杨哗啦啦地发出声响，内心的委顿和忧郁，那排遣不了的黑暗，那梦魇中的呼喊统统成为过去！解放了！我解放了！在人的尊严被恢复的第一个瞬间，我想到的就是，给他写信！给裴阳写信！
我仍然爱着他，发疯似的爱着他。我比张佩娣幸运多了，至少我还有一个幻想中的爱人，而在她近三十年的生涯中，异性始终是一片空白，无论在头脑还是在心灵中。有时候我看见她痴痴地发呆，有时候她又东摸西忙，魂不守舍的样子，我心里对她充满了同情。由于生理的成熟和那早已骚动不宁的青春情愫，她也和我一样需要爱，可是她只能在长期痛苦的自我禁锢中，带着无望的情欲和心灵的孤寂打发青春，回到上海时她已是33岁了，后来她和一个工人匆匆结了婚。
我给裴阳写了封长长的信，并且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对“九·一三”事件和我档案材料的烧毁灭迹表现出来的那种洒脱态度使我暗暗吃惊，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站在高岸上遥看颠簸于大海的行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愉快的。但是没有能比攀援于真理的高峰之上，然后俯视来路上的层层迷嶂、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
他说“九·一三”事件并没有使他像一般人那样感到震惊，并且讲他对政治已经不甚感兴趣，他已经退出了学校大批判组，虽然他还是校革委会委员，但他已经把兴趣和注意力转移到文学上。他大量地阅读，即使是在那些“长得令人厌倦的会议上”，他也阅读自己的笔记和摘要。“世界上再没有比文学更高尚、更令人振奋的了！”他说他打算用英文翻译《论语》和《离骚》，末了他写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他说人切不可有狂妄得意之心，即使现在看来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未来的一切仍将是不可预测的……
我拿着这封信，心里快活得发抖，裴阳终于又站到了我的面前！从此之后，不管他回信不回信，我每三天给他写一封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捧着信跑到邮局，把信扔进邮筒里的那一刻。
1972年，当冰河刚刚开始在春汛中融化时，一个消息传到医院：大连医学专科学院向五师医院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医院各科一个名额，我认为自己简直是没有希望的，不要说上大学，就是向上爬到护士都很困难，虽然我多次得到嘉奖，但我不是师长、团长的女儿，顺着溜滑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阶梯上都有那些兵团和部队首长的儿女们挤我。然而，那一年却是通过严格的选举形式推荐青年上大学的，每一个高举的手都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当外科主任念到我的名字“周励”时，我惊异地看到举起了一片手！连伸长脖子躲在门口看热闹的病员也举起了手——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剧烈地、因为荣誉过分地给了我而怦怦跳动，外科领导很快根据举手多少决定了把那一个名额给我。
我要上大学了！像做梦一样，我要走向那梦寐以求的明亮的课堂了！我才22岁，我还年轻，在中学成绩单上，我的功课一直名列前茅！那几天我兴奋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惊讶的是竟有这么多人选举我，而我不久前还在荒野放猪，提心吊胆地想着那只档案袋，到医院后一年来我也一直是在倒马桶洗被褥。高思师长早已消失，我什么背景也没有，父母还在呼玛河南屯种地，而我竟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名大学生！我感到一种人情的温暖，从此以后我相信梦想是能成真的，奇迹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政审顺利地通过了，我兴奋地开始打点行李，整理书籍。大连这个城市在我脑子里成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多少年没有看到大海了！我给裴阳写了封长信，告诉他我被选送到大连学医，我将成为一名医生。我曾经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或是一名记者，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我告诉他我多么希望早点儿看到那美丽的大海……
在我给他发出那封信后的一个夜晚，我正在酣睡中，被话务室的一个话务员推醒，那个女孩披着大衣，睡眼惺忪地连连催促我：“电话！你，电话！……上海来的长途！”
我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跑到话务室，我想一定是奶奶病了，或是上海的两个妹妹出了什么问题。拿起话筒，只听里面一个遥远的、熟悉的声音在竭力嘶喊着：“你听得到吗？……我是裴阳啊！”
裴阳来的电话！天哪！他给我打长途！一股温情涌上我的心头，我霎时间确认了他是爱着我的，正如我疯狂地、痴迷地爱着他！心灵的战栗使我难以听清这遥远的、压在一片杂音下面的他的声音，隐约中听他说了这么一句：“我在五角场给你拨了四个小时！……”
他显然是在使尽全力地希望我听清楚每一个字：“等上海高校的招生！……复旦和上海一医，再过几个月就要去东北招生了……你再等一等，不要去大连！……”
五角场！他站在寒风中给我足足拨了四个小时的电话，我一下子明白了。但是，提出不去大连不符合我的性格，可我又不愿意失去他（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他向我示意的一次机会，而我正在失去它！）。我苦思冥想，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终于向科主任提出我想放弃去大连的名额，理由是我的男朋友（我已经这么称呼裴阳了）在上海，他希望我今后有机会回上海去读书。
外科主任瞪大着眼睛说：“这怎么可以呢？你的材料已经送去大连，再说，你怎么知道上海的那些高校就一定会到我们医院来招生？”我感到万分羞愧，我觉得我辜负了那些高举着的手。我没有再多说一句，于1972年秋天来到了大连。
无论如何，那个从上海打到北大荒的长途电话，是我初恋的高潮，我就像被他吻过，被他拉着手走过森林那样，内心充满了甜蜜的感觉。一到大连，我就奔向大海，我看到那羞涩的夕阳泛起红晕，她马上就要吻那蓝得像宝石一般、剽悍而有力的大海了。那浪花不安地躁动，仿佛是大海还不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我面对着大海，一直想象着、揣测着他如何在五角场的深夜给我拨电话——他根本不知道双山五师医院的电话号码，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儿的电话除了通向各个连队或团营外，是不对外的，他居然挂到了我的床头。裴阳！我的裴阳！如醉如狂的自豪和欢欣的心理在大海壮丽的波涛前已经清醒过来，变为一种柔和的、甜蜜的、沉默的快感——我甚至想到我应当争取毕业以后回上海，那样我们就永远谁也不离开谁了！
他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他并没有因为我没有放弃去大连而不悦，正好相反，他的信像一首散文诗：
你非常爱海，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得出。我也有时独自到江湾海边散步，是的，海的确有一种魔力，当你看到那碧蓝发亮、一望无际的汹涌波涛时，一切世俗的烦恼、卑微与委琐，就会荡涤一尽，你的整个心胸就会敞开来与大海紧紧拥抱，你会感到雄浑、辽阔、庄严和心灵净化。你一定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那段话，莫扎特像水一般的温柔，他的作品是海畔的一片草原，在江上飘浮的一层透明的薄雾；贝多芬像火一般热情，如烈焰飞腾，四面八方射出惊心动魄的霹雳。顺便讲一句，我很爱听古典音乐，包括钢琴协奏曲和交响乐，复旦有一种圆盘式的录音机，里面录满了我喜爱的音乐，你在医学院学习，能不能听到贝多芬，或者巴赫？……
我写信告诉他我既听不到贝多芬，也听不到巴赫，我被困顿在尸体堆中。一开学解剖课教授就告诉我们尸体不够，要20个学生合用一具，很快就发生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那天报上登出有12个罪犯被判死刑，教授连忙设法给刑场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叫嚷说，不能让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手中没有解剖学教具。第二天下午，一辆灰色的狱车开进校门，车中是刚刚被枪毙的那12个犯人的尸体。有一个人是女的，看上去三十多岁，很年轻，弹洞在她的左脑门上，已被凝结的血液堵塞，那是一个很深的弹洞——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令人恐惧的弹洞。她穿着整齐的鞋和袜，不知道她那天早上穿上时是如何想的，她当然知道这是她的最后一个早晨，可她还是穿上了一双带条纹的尼龙袜和一双带襻纽的蓝布鞋。她胸前的牌子上写着“流氓犯”三个字，这令我想起霍桑的小说《红字》，同时涌起一个念头：她会不会是因为去和情人相见而被枪毙的？
那另外11具尸体全是男人，有五十几岁，也有三十几岁，胸前挂着各种各样在当时所时兴的、不同的牌子。有的人脑门上留了两个弹洞，大概是死得不太痛快吧；有的人在胸口或背部还补了一枪。最可怕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目睹这些身上还冒着热气的死刑犯的面部和如死鱼般惊恐地大睁着的眼睛。
教授穿着白大褂，带着乳胶手套，兴奋地跑来跑去来回张罗。我是班长，不管我表现得多么害怕和恶心，我必须带领全班同学把尸体上的衣服脱掉，洗去血迹，然后把尸体搬进盛满福尔马林防腐液的浸泡缸中，以备解剖课用。等这一切干完，我突然失去知觉，昏倒在地，后来整整三天躺在学生宿舍的单人床上不能动弹，内科教授说我是“低血压性休克”。
从此以后，我特别害怕上解剖课。
几个月之后的生理课也堪称惊心动魄。教授在课上讲男女生殖系统功能，我们虽然都二十出头，但是在这方面的知识除了幻想便是一片空白，老师指着触目的男女生殖器官大挂图，那些令人之心怦然大作的话就从他平静的口中吐出：勃起、高潮、黏液、充血……老师把人类繁殖手段最初过程的步骤详尽地、一步步地解释，还不断地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更为详尽的图示，全班40个男女同学脸涨得通红，课堂上可以听到40颗心跳的声音，大家屏声息气，几乎要昏了过去。不过那堂课并没有亵渎我们神圣的心灵。学校不允许恋爱，没有人敢公开恋爱，直到毕业时都是这样。当时有一条规定：如发现学生行为不轨，立即送回原地，开除校籍。
在课堂上，当我的心像揣着小兔子一样怦怦跳动，我的脸在发烧发烫时，我很惊讶我根本没有想到裴阳，没有一根神经把那张大挂图和他本人联系起来。我初恋中最高的愿望，也只不过是他能拉起我的手，并且给我一个真诚的、深情的吻。后来才证实连这一个吻也是永远不存在的。
整个求学大连期间，裴阳始终是我的青春偶像，是我疯狂、热烈地追求和爱恋的惟一。那时我在学校像一颗明星，优秀的学习成绩和繁忙的社会活动使我成了男孩子们心中注意的目标。我当然接到过偷偷写来的情书，或是晚自修后有人在图书馆外面久久地等我，我遇见过真挚动情的目光，有时候我可以闻到男孩子球衫下面散发出来的汗味和男人味道……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心动，我仍然每三天给他写封信，他的回信也愈来愈勤了。
他仍然是什么都谈。他在信中和我谈尼采的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他说他对这些哲人一直抱着敬畏之心，他们的智能因博览群书与深思冥想变得细密而精练，尤其是因为与美好世界作精神上的交流而染上灵气。这些神圣的人物，他在信里写道：“他们虽然依然附着朝生暮死的皮囊，但他们的灵魂则早已步入到一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中去了。”他说他虽然怕死，但不畏死，“如果祖国需要，我可以随时去死。”
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居然开诚布公地写道复旦大学H小集团的某些大学生曾经引起他的某种钦佩，因为他们都是数学系、物理系的理工学生，却对社会学有着精细的研究，以至于1970年他主持大批判时，竟不知不觉写上了几句赞同的批语，幸而马上撕掉，不然真不知要惹出什么杀身之祸。
厚厚的信印着他遒劲的笔迹，一封封地从上海飞到大连我的手中，这些信成了我生命的安慰，每次收到他的信，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像夏天大连老虎滩初升的太阳一样，发出朦胧而热烈的光芒。
那时的政治气氛仍然窒息，一到周末，我就带着他一封封厚厚的信札，走出城去，留连于山巅水畔，一人独自登高舒啸，背屈原的“登大坟而远望兮，聊以舒吾之忧心……”；背诵白朗宁夫人的诗篇。
那一时期我确实认为和他的交往是由最精致的情操和最隽永的幽默组成的，他的每一封信无不带上天才的烙印。有一次他在信中写道，复旦新年晚会上别人硬要他唱一支歌，他推不过，于是唱了一支：
“王老三
我问你
你的灵魂在哪里？”
“我的灵魂
在山西
过了黄河还有二百里……”
他用“灵魂”代替了这首民歌中的“家乡”两字，四座顿时均目瞪口呆，而他则哈哈大笑……他接着在信中说：“灵魂在哪里，这本来就是当代的一个问题。”
他说他真羡慕我，能够随意去登山观海，“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他说爱情和大自然，是他人生中的两座宝殿。而现在他又有了文学这一道照亮生命的光芒。他常常在信中用他奇特的工楷写到爱情两字，我则除了给他写过白朗宁夫人的那首诗《我的棕榈树》外，再没有斗胆公开地写到爱情——尽管我给他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我对他热烈痴迷的爱。
有一次我这样写给他：
今天终于搞到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波涛丰满的喧响把我带入柏拉图的幻境——啊！但愿你雄劲和坚定的桨能助我越过这汹涌浩瀚的生活之海——在与旋涡与礁岩搏击之后，终能抵达必然的彼岸……为理想殉难的人，不管是英勇地死于刀刃之下，还是悲苦地死于螺旋形历史思维的渊源之中；不论他沉溺于最初奔赴时骤起的飓风中，还是窒息在最后一步途中突来的旋涡里，他们都是不朽的。因为他们带着崇高的理想信念而死去。
裴阳！你教我吧！教我怎样生？教我如何死？
《命运》一曲奏完，我已是泪水涌流，裴阳，只有你，才能使我理解什么是命运，什么是生与死。你的力量比这首交响乐的力量更大，你明白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