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我坐在面对着中央公园曼哈顿公寓的书桌前，写到这一段时，泪水仍然止不住地滚滚滴落在稿纸上。孤立无助的我们遭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呀！当我们两女孩在猪圈的草棚里抱头痛哭，任凭草棚外的鹅毛雪片随着狂风阵阵刮来，落在我们的双肩、头发和已经穿破了的黄棉袄上的时候，又有谁能听见我们的哭喊声呢？不要说在克山，就是在小小的连队，又有谁会注意到十几里之外的养猪棚里所发出的怆天恸地的哭声呢？又有谁会把目光转向在大雪纷飞的荒原上，那饲养棚里发出的一丝微弱黯淡的灯光？
抱头痛哭之后，我和邵燕琴两人对着饲养棚里那盏黯淡的灯光，目光凝滞，噙满泪水地唱起当时在兵团知青中流行的一支歌曲《小白菜》：
小白菜啊，
黄又黄啊；
三岁两岁，
没了娘啊。
跟着爹爹，
好好地过啊；
就怕爹爹，
要娶后娘。
娶了后娘，
三年整啊；
生了弟弟，
比我强啊。
弟弟吃面，
我喝汤啊；
捧起汤碗，
泪汪汪啊。
我想亲娘，
我想亲娘……
猪棚外的大雪渐渐小了，狂风也停止了呼啸，只有我俩凄惨的歌声，伴着从心里往外流淌的泪水，在深夜的荒原中回荡：
桃花开了，
杏花落了；
我想娘啊，
谁知道啊。
亲娘想我，
一阵阵的风啊；
我想亲娘，
在梦中啊……
邵燕琴已经泣不成声，泪水像断了线似的从她那失去了光泽的、哭得红红的眼睛中滚落在地上：
我想亲娘，
我想亲娘……
我们就这样哭够了，也唱累了，就两人抱在一起，在圈棚里的土垒小炕上，蜷着身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邵燕琴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来过。两年后，五十四团团长以奸污了七名女知青的罪名被枪毙，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兵团。
时光流逝，又过了几个月，我到连里去参加三天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和革命大批判。有文件下来，说二师、三师、四师这些靠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已经有几起知识青年叛逃苏联的事件。四师一位来自北京的知青，父母曾经是50年代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而且还双双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做过一段时间外交官，后来被打成为叛徒。我想这个北京青年的童年一定和我一样，充满着对苏联的种种憧憬和幻想，脑子里也全是苏联电影苏联小说吧！他在一个深夜踩着冻结的冰河偷偷地越过乌苏里江逃到了苏联边境界线那边，却被苏联边境哨兵当作盲目流窜越境的山民一枪打死了！几天之后苏联那边提一具冰冻的僵尸像一条死狗一样地扔到了中国边境线这边。兵团的红头文件强调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叛逃……
“威虎厅”里，当地老乡们蹲在地上叼着大烟袋，男的女的都抽大旱烟。南边大炕上的男知青抽着香烟吞云吐雾，北边大炕上的女知青双腿盘着打毛线。长得像一只鸟一样的连长每念一段就停一停，强调一下这段的重要意义。有人开始在下面咒骂老毛子真狠心。这位由当地人提拔的连长念起文件来有一种特别全神贯注的神情，而且喜欢停顿下来加上几句一连之主所拥有的权威性解释。两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不过有一次连他自己也懵住了。那是1970年秋天，全连集合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先教训了一番哄哄嚷嚷的人群，然后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演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大问号，大家睁大眼睛听着。
他一手拿着那本小册子，眼睛顺溜瞄了一眼，出语惊人地大声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大家屏息不动地看着他，只见他伸出手指在舌头上舔了一舔，把手中的本子翻了一页，接着发出了一声：“吗？——”他说了这一个“吗——”字，嘴角立即就愣愣地张着僵在那里。他马上蹙起眉头，充满疑惑，把手中那一页翻来翻去地看：原来前面第三页最后一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接着背面第四页上的一个“吗”字（见1970年版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显然是不知道，以为那句最高指示已经在第三页结束，于是在翻页之前加上了他常常爱用的感叹号。这样一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就成了一句振振有词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加妙不可言的是，当他念出这句话时，还斜着脑袋伸出左手食指指了指天，作了一个加强动作，而当他发出一声拉长了的“吗——”时，这只挺直的指头同他那两片作“吗”状顿时僵凝住的嘴唇一样，在空间也僵凝地停留了几秒钟。
大家跟他一起愣了半晌，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知青们笑得眼泪水也挤了出来，有的还前俯后仰地哇哇直叫肚子痛。知青们的笑声立即感染了蹲在地上的当地老乡们，他们也跟着知青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有个东北老娘儿丢下手里的活儿，用双手捂住脸，笑得乐不可支，浑身抖动，简直喘不过气来，无法表达她的高兴。除了那倒霉的连长之外，人人都越来越感到一种欢天喜地的痛快。后来有一个人干脆开始模仿着连长庄严的声音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南边大炕上的男知青们就用粗粗的、低沉的嗓声随声跟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全场立即又迸出一阵哄笑，北面大炕上的女知青们一齐用尖脆的嗓子，恰到好处地凑上了一声拖长了三拍的：“吗——？”
会场上烟雾腾腾，弥漫着烟叶和呼吸碳酸的味道，大伙兴致异常高涨，后来南边大炕的男知青干脆也像连长一样地切割文字，用嘲讽的声音，把这一句当作歌词唱起来：“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呃—呃—呃”（省去“人的正确”）。
女孩子们则立即扯着尖嗓门，涨红着脸，伸长脖子，像对歌一样地加上“吗—”的尾声。
连长知道全是自己的错，搔着脑门站在那里傻笑。只要他一想开口解释，还不等发出声音，大家的哄笑立即又爆发了……
后来当我读到马克·吐温的《败坏了赫德莱堡名誉的人》一书时，我惊奇地发现那个众人同声齐唱“呃——快去悔过自新吧——你会因此入地狱或是赫德莱堡——希望你努力争取，还是入地狱为妙”的场面，和1970年秋天北大荒的那个夜晚竟如此相似。
我记忆中的那一夜，这样畅快的笑，如此淋漓尽致的笑，在二十三连是从来没有过的，打那以后起，不管知青还是当地老乡，大伙背后都管他叫“吗连长”。
那天学习完严防叛逃内容的兵团11号文件后，我在“威虎厅”里同原来女一排的女知青们聊了一会天，正要赶回猪棚去，突然看见通讯员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大声叫道：“周励！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快去接！”他走近我身边，神情紧张地小声说了声：“师里来的！”
师里？师里有谁会打电话给我呢？除了查
哈阳水利大会战之外，我连二十三连的边界都没有出过啊！
我走到连部去接电话，“吗连长”瞅我的神情也变了，我拿起电话，只听见里面一个浑厚洪亮、带着苏北口音的声音：“你是周励吗？我是高思师长。”
师长？师长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为了我的档案袋？又要搞大批判？我一时愣在那里，但是很快接下来的一句话，使我更加懵了：“兵团臧副司令员让我打电话问你好！”虽然我仍然感到莫名其妙，但是那颗悬着的、有挨整惯性的心总算落了下来。高师长在电话里告诉我，再过几天，师里会派来一辆小车，把我接到嫩江县双山五师师部，他要和我谈谈，“了解了解”我的思想。
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全连，连长也马上允许我把铺盖搬回“威虎厅”，并且开始点头哈腰地问我要不要回到女一排——即结束隔离流放、荒野放猪的日子。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的在黑龙江呼玛县河南屯插队的父母，知道我扒车跳车回上海，又翻武汉军区院墙要当兵，生怕我再捅出什么娄子，甚或赔上性命，他们焦灼万分地写了封长信给他们的老战友方伯伯，爸爸和方伯伯是从一个家乡同时出来参加革命的。方伯伯就住在五原路，离我们家的常熟路瑞华公寓只隔一条街，方伯伯一直把我们家的孩子当作他自己的孩子，他是个和蔼、善良的人，他的一条腿是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大炮炸断的。他到我家时总是不乘电梯，喜欢拖着一条假肢一格一格爬楼梯到四楼，他讲这是一种锻炼。方伯伯因为是荣誉军人，又是老干部，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霉。不过有一次造反派也编了条理由要整他，让他写检讨，方伯伯气得一屁股坐下，把褪了色的黄军裤裤脚管往上一卷，将那条假肢“咔嚓”一声卸了下来，“嘣”地一声扔在造反派面前，怒斥道：“检讨？这就是我的检讨！……我为共和国流血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在哪里呢！”
方伯伯接到我父母那封对我表示万般焦急和担心的信之后，立即给他的老战友——兵团臧副司令员写了封信。在淮海战役中他俩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政委，有一次国民党轰炸团指挥部掩蔽哨所，多亏方伯伯一下子将正在打电话的臧伯伯扑倒在地，救了他一命。等他俩在一片硝烟弥漫中爬起来时，指挥部和电话机已成了冒着青烟的一堆废墟……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对我简直像一个奇迹！我一直以为我父母像报纸上讲的那样：“走资派已经成了一条落水狗”，想不到他们还能从河南屯的小泥屋里把手曲线伸到兵团司令部！让师长直接给我这个眼看没有指望的放猪倌通电话！
我到了嫩江双山的师部后，五师师长高思热情地招待了我，还特意让炊事员做了几个好菜，这对每天喝清水豆腐汤、吃烤土豆的我无疑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我马上将桌上的菜、汤吃得一干二净，并且怀疑这世上怎么还有优哉游哉吃鱼吃肉的人存在？师长个子不高，身材臃肿，有一颗微红的酒糟鼻，头发全白了。他告诉我他的顶头上司——兵团臧副司令员已经来过几次电话，他好不容易才查到我在五十四团一营二十三连，所以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他讲话时带着十分慈祥的神情，使你恨不得在他面前大哭一场。不过想到我的档案袋，我仍然十分谨慎，认真地听他讲，很少说话。突然他问我：“你在连队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要不要调一下工作？……比方说，去《兵团战士报》？或者是去师部医院？臧副司令员的意思是让你去佳木斯《兵团战士报》，他讲你会写会说，能成为一名好记者，不过，如果你愿意留在五师，去师部医院也可以，那里正在扩建招人……”
我听了高思师长这番话，心里怦怦直跳，想起小时候看的童话书中灰姑娘在一夜之间变成公主，也不会有我那一时刻表现出这么多的惊异！我在脑子里飞快地思忖了十几秒钟：去《兵团战士报》，当一名记者，这不正是我从小就梦寐以求的愿望吗？而且我可以去六个师的各个连队采访，把兵团知青的迷惘、困惑、痛苦和希望统统用笔写出来，变成铅字在报上发表！但是，这时恰如有一只魔鬼用一只墨水瓶来投掷我的脑袋一样，我的心立即冷了下来：我的档案袋仍然表明我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谁也无法驱除躺在档案袋里的那只时刻可以吞噬我一生的魔鬼，我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求生的愿望。不！笔、言论，永远是和政治连在一起的，我已经吃够了苦头。我庆幸在我神经尚健全，人也还没有被彻底摧毁之前能作出别的选择，还是走“白专道路”吧，到师部医院去——“我想到师部医院去。”我在十几秒钟之间，坚定地讲了这句话。
对我的一生来说，那十几秒钟的思索和选择竟发生了戏剧性的主导作用：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兵团战士报》，那后来我会成为一名医生吗？我会碰到于廉吗？当然也有可能我会被选送去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样的话，我和裴阳就不会弄到几乎决裂的程度，说不定我们还会结婚——因为我追求这个我一生中碰到的第一个男人——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他，已经曾经一度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那么如果真的结婚了，以后又会是怎么样呢？另外，如果那时去了《兵团战士报》，我会碰到张佩娣吗？
总之，在我表明我愿意去师部医院，即潜意识中走白专道路之后，高思师长立即刷刷地在一张白纸条上写了几行字，叫我第二天拿着纸条去找师部医院院长。“好好干吧！”他临离开师部招待所时，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然后好像完成了一项大任务似的迈开大步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回到连队后，匆匆办了转调手续，连长派了一头骡子拉的木板车送我上克山车站，我是二十三连第三个离开连队的。在这之前，一个北京知青拿着他父亲拍来的电报参军去了，后来又有个天津青年以什么名义返了城。我虽然还是在兵团，但对于整天在大田里辛苦劳作的连队战士来说，能上师部医院已经令人羡慕不已。女一排在“威虎厅”欢送我，大家动手包了酸菜豆干饺子，有几个女孩子提议唱《小白菜》，那时兵团知青都把自己比称是没娘的孤儿，而那些有办法离开兵团的是歌中的弟弟，因此常常是唱到了“弟弟吃面，我喝汤啊，捧起汤碗，泪汪汪啊”时，有的女知青干脆放声大哭起来。那支歌的末尾“亲娘想我，一阵阵的风啊，我想亲娘，在梦中啊”，大伙也是反复地唱，以表达思念父母的无限痛苦的心情。我和邵燕琴在猪棚抱头痛哭之后唱这首歌时，我体会到的也正是这种无依无靠，厄运重重的心境。吃完饺子，原来我班上的一个女知青对我说：“现在你不是小白菜了，你成弟弟了。到了师部医院，可不要忘记我们啊！”
小骡车的蹄声划破了黄昏的寂静，颠颠晃晃地走在那条总是散发着马屎和马尿味儿的土路上，车轱辘发出轧吱轧吱的单调的声响。我紧紧地抱着我的三只书箱和行李铺盖，远望着旷野、钻天杨，幽蓝的雾霭和远近那些黑黝黝的呈现浑圆曲线的树林。赶车人唱起了一支歌，听不清是什么歌词，大多是“嘿呀……”、“啊呀……”和牛啊羊啊之类的，大概是一支牧歌。赶车人是个劳改就业人员，当地人称其为“二劳改”（二十三连过去是劳改农场）。他的一只眼睛瞎了，他那粗犷、苍凉的歌声在深秋时节的北大荒原野飘荡着。
小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天边已是云色如烟，落日如球，其色赤紫。我们经过千百年前已枯干了的河床，河床一直通向五大连池，河床两边是层层黑色波涛般的沟壑深峁，这里据说是由劳改农场的犯人们开拓出来种植大烟叶的，已经废弃多年了。
终于，我看到在地平线上冒出了那个陪伴着我度过无数日日夜夜的养猪棚，我仿佛听到那几十头猪在噜噜叫唤，连里派了“二劳改”去接我的班，我真担心他能不能把猪喂好？他会几天起一次猪圈？……
再见了，二十三连，再见了，令人怜爱的小猪崽子！
再见了！我的春融洽、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的一望无际的荒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