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悄悄地望着她一会儿抱着毛毛——毛毛爸爸是部长，一会儿又亲亲莎莎，莎莎爸爸是外交官、妈妈是翻译。我幻想着老师有一天也能抱我一下，亲我一下，但是在幼儿园的几年，老师连碰都没有碰过我一下，只是在每逢星期一，老师把我从家里穿来的衣服脱下，换上幼儿园的统一童服，总是抱怨：“这些衣服又破又旧，哪里像市委大干部的孩子？简直像个乡下小瘪三！”她厌恶地看着我的目光，一直刺痛着我的心灵。然后她把一堆衣服朝角落里一扔，像扔掉一堆垃圾，而毛毛莎莎他们的衣服，她总是一面微笑一面欣赏着，小心地折叠好放起来。小朋友们几乎都不和我玩，只有一个叫宝宝的小女孩有时和我玩，她父亲也是“乡下派”，但她父亲的级别比我父亲大，可她生来有点缺陷，口齿不清，一讲话老是流口水，老师也不喜欢她。在这座森严、豪华的“贵族幼儿园”中，我自幼就感到自己像孤儿院的孤儿，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丑小鸭”，孤独、凄凉的感觉浸透了我幼小的心。
直到快要毕业了，有一天幼儿园召开向家长汇报演出会，和以前几年一样，老师根本就不叫我参加任何演出，随便什么唱歌跳舞比赛都没有我的份，可这是最后一次家长汇报演出会，我们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父母、爷爷奶奶，还有乡下来的姑妈都要来观看这次毕业汇报演出。演出快要开始的时候，我鼓足勇气，跑到后台。
老师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到后台来了？快回去坐好！”
我坚定地说：“老师，我不回去，我一次表演也没有参加过，我一定要参加这次表演！”
老师说：“你疯了！你什么准备都没有，今天又是毕业生家长会，很重要的，这怎么行？”她命令我，“快回原位坐好！马上要拉幕了！”
我站着不动，泪水快从眼眶中涌出，我从口袋里抽出一本已经很破旧的有插图的小书：
“我会背这个！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会一口气背到底！”
老师拿过书，翻了一下问：“这不是幼儿园的书。这是谁的书？”
我说：“我姐姐的。她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这是她送给我的！”
老师皱着眉头，望着倔强地站着不动、非要演出的我，这时演出铃声响了，台下传来市长部长局长们的咳嗽声，老师连忙把我拉到一旁，匆匆地说：“好吧！你最后一个演出，如果你背不出来，照着读也行！”
我4岁时就认字读书了，童年时我疯狂地爱上有插图的连环画，每逢从幼儿园回家经过永隆食品公司，我常常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望着五光十色的玻璃橱窗，梦想着长大了我要有一幢像永隆食品公司一样大的房子，里面堆满各种书籍，我可以趴在架子上整天看书，另外就是在这个大书房的中间有一架大钢琴，可以让我演奏各种美妙的曲子。
书和音乐的幻想，在我的一生中一直伴随着我。
当我站在台前时，我忘掉了台下的家长，忘掉了小朋友和老师，也忘掉了长年以来郁积在幼小心灵中的孤独。我的思绪来到那心爱的普希金的童话中，那里闪烁着大海的蔚蓝色的、壮丽的光芒。
在蔚蓝的大海边，
住着一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
老头儿出海打鱼，
老太婆在家中纺线，
……
小金鱼对老头儿说：
“救救我吧，老爷爷，
你要什么，马上就能够实现。”
……
老头儿回到蓝色的海边，天边已开始翻滚乌云，
老头儿对小金鱼说：
“可怜可怜我吧，小金鱼，
我那老太婆
说住厌了宫殿，
她要做海上的女霸王。”
……
大海停止了咆哮，
小金鱼告别了老爷爷，回到海中，
海边，还是那座破草房，
老太婆坐在那里纺线。
朗诵完了，我被一阵突然爆发的掌声惊醒，老师跑到台前，紧紧地抱住了我，激动地、喃喃地赞扬了我的表演，这是童年中的第一次，老师这么亲切地拥抱我！我想找一下台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乡下姑妈，眼睛却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泪水噙满了我的眼眶，我倒在老师怀里，我哭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在幼儿园度过了六年后，我又被送进一所干部子弟集中的小学，这以后直到中学，我一直置身在这种环境之中。老师是政府精选出来的尖子教师，班主任对于每个学生的家长是干什么的，哪种级别，住在“瑞华公寓”、“100弄”、还是“爱棠”，甚至坐什么牌的车，都比对自己的教科书更加清楚。他面临的可不是普通的天真儿童，他们的家长掌握着一座城市、甚至国家的命运！可是，干部子弟内部，却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侮辱。一个局长的女儿，穿得像跳芭蕾舞的小演员，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死蝴蝶，放在我头上，拍手大喊：“看！快来看！她像不像小叫花子？身穿大补丁，头戴蝴蝶花！”我吓得大叫，不知什么软体动物在头上粘着，又不敢用手去捉，只能拼命地晃抖着头发。大家围着我一边怪叫，一边大笑。后来一个小朋友跳上桌子，拿下我头上的蝴蝶丢到窗外面，在他跳下桌子时拉了我一下，正好把我本来带补丁的袖子给扯破了，露出了我的肩膀。这时老师走进教室，把大家轰开，又皱着眉头用别针把我的袖子别上，命令小朋友们立即回到座位上去。我没有回到座位上，我走到那个穿得像小演员的小女孩面前，伸出拳头，一拳头朝她的脸上打去，然后忍着眼泪和满脸的委屈站在教室中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老是欺侮我？难道就因为我爸爸官小，我穿得破吗？
那个小女孩吓呆了，咬着嘴唇不敢出声。老师开始点名。每点一次名，老师都要用加重的语气补充一句她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话。
“陈小雷。”
“到。”
“陈书记昨天给校长打了电话，他对我校建设十分关切。”老师说。
“顾小农。”
“到。”
“顾部长上周给全市作了文化教育工作报告，特别提到了我们学校。”
“李平平。”
“到。”
“李副市长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在机场就给学校挂了电话。”
然后老师宣布要开一次家长会，并且要统计将有多少家长坐轿车来，以便准备好停车位。全班许多同学刷地举起了手，我当然没有举手，和在幼儿园一样，我父亲是级别最低的（当然他也是最年轻的）。
在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时，顾小农和董毛毛打了起来。
顾小农举手对老师说：“他吹牛！他说他爸爸到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握手，斯大林已经死了！”
董毛毛立即站起来说：“我才不吹牛呢！你吹牛！我爸爸每年都乘飞机到苏联去！”董毛毛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
顾小农不甘示弱：“乘飞机去苏联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到北京去乘专用飞机！你懂吗？专用飞机！只有爸爸一个人！我爸爸每星期都和毛主席见面！”
“我才不相信呢！”董毛毛又举手告诉老师：“他吹牛！上次他讲他爸爸是六级，实际上他爸爸只有七级！”
这时李平平站起来，伸出两只手一摆，说：“你们都不要吵了！我爸爸是五级，比你们的都大！”
老师窘迫地站在一边，完全无法控制越吵越大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