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后，有一天学校里要选出十个小朋友参加市里合唱团，去欢迎苏联贵宾。有两个小朋友举手提了我的名字，说我唱歌好听，嗓音嘹亮。但立即遭到许多个反对的声音：“不！她怎么能去？”
“她的鞋子是乡下人穿的，好难看。”大家哄笑起来。
我猛地站起来：“我要去！我要参加演出！我叫我妈妈做新衣服！买皮鞋！”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晚上，妈妈向别人借了15元钱，买了花布，在灯下给我缝一件属于我自己的新衣服（不是我姐姐穿后给我的）。第二天是星期天，妈妈把我带到淮海路第二百货公司，左挑右挑，给我买了一双咖啡色的系鞋带的皮鞋。妈妈讲：“系鞋带的皮鞋不容易坏，又结实，冬天又暖和。”她还专门买大了两个号，说可以让我多穿几年。
“你是几个孩子中第一个穿皮鞋的。”妈妈说，“要给苏联贵宾好好演出，为中国争光！”
来到学校，我自己也为自己的一身新衣服和那双特大皮鞋而不好意思。同学们一下子围上来，有的女孩子说：“这件花衣服真好看。”我心里真高兴。男同学乱叫：“这是男人的皮鞋！”还有一个男孩讲：“喂！是不是你爹小时候穿的？”另外有两个同学干脆用脚在我的新皮鞋上乱踩起来。这时，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把胡闹的同学厉声喝退了：“不准欺侮人！”她摸了摸我的头说，“你下午四点钟留下来练唱，再过一周，我们就要欢迎苏联贵宾了！”
少年宫碧绿的大草坪上盛开着鲜艳的花朵，太阳用她金色的大手抚摸着梨花的骨朵，也抚摸着我的头。我们学校10个同学，和其他学校100多名同学一起，站在草坪新搭的舞台上高唱欢迎苏联贵宾的歌曲，星星火炬，闪耀着光芒，这时我们觉得多么幸福，多么自豪！我穿着妈妈缝的新衣服和那双崭新的大皮鞋，摇晃着脑袋，心中的忧郁和孤独早已荡然无存，尽情地高唱着：
戴上鲜红的领巾，
穿起美丽的衣衫，
我们来到了花园，
快乐地跳舞歌唱。
谁给我金色的童年？
谁抚育我们成长？
少先队员都知道，
是毛主席和gcd！
我看到那十几个蓝眼睛、高鼻子的苏联贵宾，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热情地向我们挥着手走来！走在最前面那个高大肥硕的苏联人，报上讲他是苏联中央的一个什么主席，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真正激动的、慈祥的光芒。突然，他同随员讲了几句话，面色很激动，然后竟然走上了我们的舞台！他用俄语向我们大喊了几句，然后躬下身子，亲吻起站在第一排的小朋友。我正好站在第一排左侧的第三个位置，我看到他正走向我！他那表情激动，红润的脸，那双仿佛被泪水润湿的眼睛看到我了！他走到我面前，突然把我抱在他宽阔的臂膀中，轻轻地在我的面颊上亲吻了一下……
我感到是在梦中！我被幸福震撼了！
我的小鼻子小眼睛不再是那么难看了，我不再是一只丑小鸭了！
从那天以后，我的命运逐渐改变了！
小学二年级，我戴上了红领巾，由于我在班级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让我做了中队文体委员。我参加了学校的戏剧队和游泳队，不久又考取了上海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合唱队。我组织学校的“六一”篝火晚会，在熊熊的营火前面朗诵莱蒙托夫的《白帆》；我又受校长的委托，在晨会上给全校小朋友讲苏联《青年近卫军》的故事。我的威信大增，再也没有人欺负我了，相反的，连班级最调皮捣蛋的顾小农、董毛毛他们都听我的了。他们再也不在我面前大吹大擂自己的父亲如何伟大了。我仍然常常穿着缝补丁的衣服，但我用小手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我被学校推荐为“艰苦朴素，保持发扬革命传统”的好孩子，尽管从幼年起就开始的孤独忧郁有时还会像针刺一样扎痛我稚嫩的心，但我心中更多的是自信，是欢乐和骄傲。
国庆节，千万只白鸽飞翔，我们高举着鲜花，在人民广场观礼台前走过，心情激动万分，富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gcd万岁！”
我和小伙伴们在游行队伍中放声高唱着嘹亮的歌曲：
千万只小手挥舞鲜花，
千万只白鸽满天飞翔，
我们红领巾的队伍，
行进在欢乐的广场上。
啦啦啦……
我们好好学习，
我们天天向上，
要把伟大祖国，
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
至今我还感觉到，那金色的童年，是人间最美的图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贵的日子。从那时起，我血液中就浸透了对自己祖国的由衷热爱。夏天到了，爸爸常带我们几个孩子到市委机关游泳池去游泳。那个游泳池现在已经卖给了日本一家大饭店的股东，市委机关大楼也变成了外国人经营的大宾馆。那时每次游泳后，爸爸总是把我们带到机关大楼宽阔的阳台上，整个上海的黄昏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端来了凳子，围坐在爸爸身旁，听爸爸对着美好的黄昏暮色，唱他最喜欢的那支《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
1963年秋天，我读小学五年级。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放了学，在瑞华公寓的大院子里和草坪上尽情地玩耍。我们十几个女孩子中一个已经拍了电影《铁道游击队》，饰演芳林嫂的女儿，我和另外两个女孩，则参加了话剧《上海屋檐下》的演出和伴唱。我们在一起玩时，最喜欢自编自演话剧或独幕剧，要不就是跳从市少年宫舞蹈队学来的《小白雁》。那天，我们突然听到了收音机中广播员的声音：
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死亡。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十几个小伙伴顿时激动得拥抱成一团。在我们眼里，黑暗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灭亡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都认为那位刺杀肯尼迪的人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接下来我们很快就一起为这位英雄的命运担忧：他会不会被逮捕？会不会被枪毙？他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我们激动地议论着、叹息着。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有人提议开个祈祷会。我们都不信上帝，也没有见过《圣经》一类的书，但是我们的祈祷是神圣的：我们12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跪在白杨树下，每个人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12根细细的黑发放在我们面前的一张白纸上。我忘不了那一刻庄严的情景：色彩绚丽的夕阳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庄严、虔诚的表情，轻风吹动着白杨树，发出哗哗声响，我们抬眼望着如血一般鲜红的夕阳，一起用稚嫩的声音唱起了《国际歌》……
可是，在大洋彼岸，在千千万万美国公民心中，那是一个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日子。人们心中响彻着他的呼唤：“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历史上写下他的名字——这个解决了导弹危机、拯救了美国经济、有所作为的、最年轻的美国总统的名字——肯尼迪！
我曾经和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一起来到阿灵顿公墓肯尼迪的墓前，望着那簇在风中摇曳的长明不灭的火焰，我想起了在美国刚上演不久的由奥烈佛·史东导演的《JFK》（约翰·肯尼迪）。电影中有凶手同谋者这样一句话：“人们应该知道肯尼迪为什么被杀，因为他是共产主义分子。”影片力图表明是由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军方和社会邪恶势力联手谋杀了肯尼迪总统。我又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那次祈祷会。啊，历史！你究竟是谁写的？
有一次在曼哈顿公园大厦我的住宅中，我和我的台湾朋友们互相嬉笑怒骂，台湾朋友讲我是“吃gcd的奶长大的！”我则讲她们是“喝国民党的奶长大的！”我说刚到纽约时看到中国城挂满了庆祝双十节的国民党**，感到毛骨悚然，台湾朋友则讲，听说我居然曾经是红卫兵，不由倒退三步直抽冷气，无异于面对一个真正的杀人魔王。不过后来我们终于取得一致见解：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属于未来，不属于过去。
1966年，我刚满15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顷刻之间，全市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到处是毛主席穿着绿军装、戴着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套上的那个红卫兵袖章、挥舞着大手的照片。我们的热血在沸腾！我们再也不能坐在安静的教室里了！有人要颠覆我们的政权，我们必须紧紧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那时候我们正是爱打扮爱漂亮的少女年龄，但我们毅然地剪去了辫子，脱下了裙子，全部换上旧军装。把家里的箱子翻遍，为的是找到一条父亲穿过的旧军裤，也为了标志我们的血统。我们满街跑来跑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又提着糨糊桶满街刷大字报。我们甚至自己搞来了一台刻字钢板和油印机，每天一听到“最新指示”、“最新消息”、“北京动向”，就立即刻写印刷，然后飞快地贴满大街小巷。
1966年8月底，上海要组织一支红卫兵去北京见毛主席，学校里每个班级选两名。我被选上了。那是我第一次乘上列车，我和伙伴们激动得彻夜不眠。8月31日，北京的夏日万里晴空，我亲眼见到毛主席走上天安门。我跳呀喊呀，泪水模糊了双眼。见到毛主席那天，我戴的那个红卫兵袖章，现在我还保存在一只箱子里，麦克曾经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还不丢掉，我回答他：“这是历史。”
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历史。那个年龄的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只要需要，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绝不会迟疑。
有人说我们是疯狂的一代，又有人说我们是被毁灭的一代。历史自有定论。
有一天深夜，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家里已是空空荡荡，所有的人都出去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了，连最小的妹妹也参加了“红小兵”，整天在马路上唱《红卫兵之歌》、《造反有理》。只有我奶奶在家（我爷爷已经去世），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没有看见家人了。我刚拿起冷馒头咬了一口，爸爸回来了。我高兴极了！我要向他汇报我和我的红卫兵伙伴们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是怎样日以继夜地奋战的！
我高兴地扑向爸爸，却突然发现他面色苍白，眉头上凝聚着层层乌云，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有过那种沮丧的、痛苦的表情！我大吃一惊，问：
“爸爸，你怎么了？”
爸爸沉痛地坐下，那双昼夜未眠、布满细细的红血丝的眼睛凝视着我，闪出一种少见的慈蔼、哀婉的神色。他拉着我的手说：
“爸爸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爸爸要到机关去好好检讨，接受审查。你们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听奶奶的话，要积极参加运动。”
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两年，又被提升了，每天工作开会到深夜，只是在星期六我姐姐从复旦大学回到家里时，才有空和我们几个孩子坐在一起谈谈话。当时他最关心的，似乎就是我们是否天天看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爸爸会犯什么错误呢？“文革”一开始，爸爸部里的另一位副部长就上吊自杀了。爸爸会发生什么意外吗？
爸爸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他收拾了几件衣服，拿了些东西，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看我和奶奶。我听到他胸膛中发出一声沉重的撕裂肺腑的叹息！他轻轻关上门，走了。
那一夜我一直没合眼，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着漆黑的、巨大的深渊。在静静的深夜里，我感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的黑暗包围了我：我爸爸会是敌人吗？如果我爸爸成了敌人，我怎么办？明天将会怎样？后天又会怎样？巨大的恐惧吞噬着我，我呜呜地抽泣起来……
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学校，我告诉大家：我父亲犯错误了。我已经不是“红五类”，不能当红卫兵了。然后我像木鸡般地坐下，呆呆地望着地板上的裂缝。原来，报纸上天天讲要抓的党内资产阶级，竟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父母！
我再也不能回到学校红卫兵总部去了。过了几天，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家：我亲爱的妈妈被打成了叛徒，被机关造反派抓走了！
我在瞬间成了**子女。隆冬来临，漫天的飞雪席卷着黑黝黝的上海，我已经完全被这个世界抛弃！我想妈妈！我多么想见见我的妈妈啊！我决定一个人走到外滩边上妈妈的机关去，请求造反派让我看一眼我的妈妈！
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能沿着淮海路走到福州路，再走到外滩黄浦江边，当远处出现了我母亲工作机关的那幢灰色的十层建筑物时，我的心不由得一阵阵地紧缩抽搐：妈妈，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妈妈了，她还在这里吗？她究竟怎么样了？
我心情沉重地拖着步子，走到离机关还有五分钟距离的街口时，看见一群人仰着头，摇晃着双手，朝着天空拼命叫喊：“不要跳！不要跳楼！”我顿时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又有人要跳楼自杀了！我向十层楼顶望去，不由得大吃一惊！一个40岁的男子站在阳台的边缘，他右臂夹住一个4岁大的男孩，左臂夹着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两个孩子可能吃了安眠药，睡着了似的在父亲的双臂之下，这个男子一边哭一边大声叫喊：“我没有罪！我不是反革命！……你们不让我活，就让我们全家一起死吧！”
他又撕心裂肺地嚎喊着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是他的妻子。鹅毛大雪盖过他那乱草般竖起的蓬发，他摘掉眼镜，然后更大声地哭喊：“冤枉啊！……我没有罪啊！”他的声音在寒风中飘荡、扩散，像幽灵般地凄惨。那是一个神经崩裂的嚎喊，是一种面对猛兽时无助的、绝望的惨叫，他根本无视下面一群人包括一位民警大声的命令：“不准跳！”现实世界仿佛已与他隔绝，一个疯狂的、垂死的灵魂，在大雪纷飞中发出最后的吼叫和哭泣。然后，在一秒钟之内，一团庞大的黑影重重地从十层楼阳台摔下，发出震动地面的轰响。我吓得再也不敢走近一步，我怕看到那个刚才还在哭还在叫的中年男子，我怕看到那一对男孩女孩，更怕看到满地的鲜血和活生生的三个肉体最后的痉挛和挣扎……我哭泣着。这一幅悲惨的剧幕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再也不会回到天真烂漫的过去了。我的童年，我的充满了幻想和鲜花的童年已经结束。
我换了一条马路，疯狂地飞奔到妈妈机关的后门，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拼命地敲着铁门，大声地喊叫：“妈妈！妈妈！我要见我的妈妈！”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开了门，他也许看到我满身雪花，满面是泪，动了恻隐之心。他抓住我冻得发僵、冰凉的手，把我带到机关走廊上。这里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有几条醒目的标语写着打倒大叛徒我母亲的一长串口号。我母亲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级干部，连中级干部也不是，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大叛徒呢？这些标语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心。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那慈祥、善良、辛辛苦苦把我们六个子女带大的亲爱的母亲，会是人民的敌人！
那个守门人把我带到地下室，穿过漆黑的阴暗的走廊，然后出现了一间间像仓库似的房间，每个门都紧锁着，只有门上部狭小的玻璃窗口露出依稀可见的一点灯光。我突然听到了一声惨叫，接着又是几声厉声呵斥和乱棒拷打的声音，那种悲惨的、哀求的男人的惨叫使我一阵阵战栗！不知道这儿究竟关了多少人？走到走廊最尽端，守门人指着一个门，小声对我说：“这里是你妈妈。记住，千万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我走进小门，心中夹杂着惊悸、恐怖、渴望，我踮起脚，扒在玻璃窗上，看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这个不到10平方米的黑屋中央，放着一条长板凳，我母亲披头散发地跪在那条长板凳上！她低着头，我几乎不能看清楚她的脸，只见她双手反绑着，衣袖完全破碎，胳膊和脊背上是青一道紫一道被殴打的伤痕。那条窄窄的长板凳，我妈妈要在那上面跪多少时候？受多少审讯？挨多少鞭打？眼泪顿时如泉水般地涌出，我真想放声大哭，扑向妈妈！我忍住一阵阵抽泣，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暗暗呼唤着：“我亲爱的妈妈！我善良的妈妈呀！你千万不能去死啊！”
守门人催促我赶快离开，我心如刀绞般地跟随他走出地下室，走到机关门口，只见一群人把血淋淋的三个塑料袋往一辆卡车上扔：那是刚才跳楼的那个男子和他的两个亲骨肉。我很惊讶：周围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眼泪，所有的面孔都像寒冬般地死板、冰冷。多年之后我母亲以及母亲那位夹着一双亲骨肉跳楼惨死的同事，终于都洗清冤案彻底平反昭雪了！但是那一天，对我一生的震撼太大了！
从妈妈的机关出来，天色已是一片漆黑，猛烈的寒风卷着鹅毛大雪抽打在脸上，我只觉得浑身冻得哆嗦，额头又烫得要命，眼泪已经流干，脑袋疼得像要随时炸开，我的双脚发软无力，犹如被巨大的铁砣拖曳着，我脑子里迷迷糊糊地呼唤着妈妈。突然间，我只觉得一阵天昏地暗，一头栽倒在马路边上，失去了知觉……
等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家简陋医院的病床上，护士告诉我几个下夜班的工人发现我躺在马路边，怎么也呼不醒，便急急忙忙地把我背到医院。医生讲我得的是轻微脑震荡，没有生命危险，并且问我住在哪里，要打电话让我父母来领我回去。我只觉得嗓子发干，胸口被什么巨物堵塞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医生再次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我，一边讲要我父母来领我回去时，我突然把头埋在医生那双大手里，悲天恸地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叫喊着：“我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我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呀！”
几天后回到家里，那轻微的脑震荡却反倒突然使我清醒了许多。我翻出爸爸书橱中所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翻出《联共（布）党史》，我的脑子里是一串连一串的问号：剧作家老舍跳河死了，翻译家傅雷开煤气死了，这些都是我心目中最崇敬的文学前辈，语文课上老师一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我们总是仰着头，一动也不动地聆听着……
“这是一场把国家拖向毁灭的运动！”一个念头跳到了我的脑子里，就再怎么也抹不掉了。
1967年整整一年，我一头钻进了书中。
1968年，当我刚满17岁时，我便向《文汇报》大胆地投书，我在信中写道：“白色恐怖笼罩着曾经是阳光明媚的祖国。”并且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佛朗哥“第五纵队”的例子，呼吁党中央警惕个人野心家，立即结束这场摧残人生、**亡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在信的末尾，我郑重地写下了我所在中学的名称、地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一个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列宁传》长大的、从小就懂得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17岁的女孩，立即成了这场革命矛头直指的斗争对象、批判对象！由于这封信，我曾经想到过要去死。由于这封信，在以后近10年中，我付出了整个青春的代价！
我不再是孩子了。
然而，这一次只是厄运的刚刚开始。
老头儿擦了擦那把戳死了好些条鲨鱼的长刀片，把桨放下，然后系上帆脚绳，张开了帆，把船顺着原来的航线驶去。
“天晓得，最后那一条鲨鱼撕去了我好多鱼肉。”他说。现在死鱼已经成为一切鲨鱼追踪的途径，宽阔得像海面上一条大路一样了。下一个来到的是一条犁头鲨，它来到的时候像一只奔向猪槽的猪。
他往海里啐了一口唾沫，说：“吃吧，做你们的梦去，梦见你们弄死了一个人吧。”他知道终于给打败了，而且连一点补救的办法也没有。
老人85次出海，85次空手而归，最后一次拖到岸上的是一副雪白嶙嶙的鱼骨。
“它们把我打败啦，曼诺林。”老头儿走进岸边的茅屋，对等待他的小孩说，“它们真的打毁了我。”
当童年结束的时候，我总是想我已经被彻底打败，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那位老人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我想象中被彻底打败的只是第一次出海捕鱼的经历，前面还有84次出海捕鱼的惊涛骇浪在等待着我。而我最终能不能拖一副雪白的鱼骨上岸，我不知道。
“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你却不能毁灭他！”当我从童年走向少年，又从少年走向成年时，我一直记住了这一句话。
正是由于这个，童年给我带来的理想的光环，至今仍然在照耀着我。“我厌恶灰黯无味的精神生活！我不断地追求着激情的迸发和感情生活的满足。我渴慕友谊，渴慕爱情。”麦克后来在听我用英语念了我这段往日的日记后，曾经沉思了许久。我问他：“你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
麦克回答说：“我的童年只做三件事——读书，读书，读书。”
这个在欧洲一个知识分子的富裕家庭成长的孩子，确确实实如父母期待的那样完成了他的历程：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但这并不排除他对巴赫和瓦格纳有着痴迷的爱好，以及对德国古典音乐和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有一次，他心血来潮，拿起一根木棒，随着立体音响中的乐曲指挥起莫扎特的第20号钢琴协奏曲，我则打开钢琴，立即随着钢琴独奏部分弹奏起来。末了，他不无惊讶地说：“想不到中国人对西方的音乐和文化了解得这么多！”我立即答道：“想不到西方人对东方的音乐和文化了解得这样少！”麦克意外地说了句：“就是这个原因，我才要和你结婚！”
孤独也好，寂寞也好，动荡也好，然而童年这一朵单薄的花蕾，毕竟悄悄地吐蕊开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