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纽约的春天，是最容易叫人回忆往事的。清晨，一层稀薄的水汽从中央公园黑色的土地上冉冉升起，把解冻了的大地的气息——那种清新惬意而又浓郁醉人的春天的气息，混杂着初春的郁金香的芬芳，散布到空气中去。我时常感到连同这微妙的气息一起沁入我心中的，是甜蜜而温柔的春愁，是那种充满了不安的期待和朦胧的预感的春愁，是那种每一个女人和孩子在你眼里都显得妩媚动人天真可爱的诗一般的意境，以及想要做什么的一种激动……
在那一瞬间，我想起在上海时，有一天当我在瑞华公寓我的房间弹完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后，我在日记本上随手写下的这样一句话：
我厌恶灰黯无味的精神生活！我不断地追求着激情的迸发和感情生活的满足。我渴慕友谊，渴慕爱情。
而这一切，都是从童年就开始的。
我的祖父祖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节衣缩食，供我父亲读书，使他成了一名知书达理、富有理想的青年。祖父祖母在江苏省邳县一个叫“戴庄”的贫穷小山村里一辈子以种地谋生。后来我奶奶来到上海，还不时地喜欢念叨：“吃黄土，喝黄土，死了还黄土。”老家虽称“戴庄”，整个村子里的人却都姓周。据说是几百年前河堤决口，老祖宗——一家姓周的农民携妻带小，牵着几只牛羊，逃到一块高地上安营扎寨，后来又招了个姓戴的女婿，就这样繁衍下来。有时父母亲开玩笑说：“如果老祖宗那年被决堤大水冲走了，不就没有戴庄，也就没有我们了吗？”后来我的一个妹妹去日本留学时反问父亲：“如果你和母亲当年不是因为饱受土匪抢砸欺凌而离开戴庄、参加革命，现在还不是在戴庄当农民？”
除了我的大姐姐解放前出生在戴庄外，下面我们五个姐妹兄弟都是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谁也没有去过戴庄。不过我们的父母是来自中国贫瘠农村的家庭，这点对我们来说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我的外祖父出身书香门第，他本人是个秀才，他曾发誓一定要让他的女儿读书。因此，我母亲在私塾念过不少书，擅长吟诗作画，唱歌跳舞，抗战时期是一名相当活跃的青年妇救会长。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有一次在灯下给我念李白的《长相思》：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
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高天，
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母亲对我讲，这是她最喜欢的李白的诗篇之一。从1945年到1949年的解放战争时期，她和父亲分开了整整5年，由于1945年刚生下大姐不便跟随部队行军，母亲就留在地方继续搞妇女救国会工作，当时戴庄已是解放区。到了1947年，新四军东撤，还乡团进庄，母亲三次被捕，其中一次被吊在树上三天三夜，惨遭各种严刑拷打；最后一次是母亲在逃跑去找父亲的路上被捕的，敌人已经挖好了活埋母亲的土坑，幸亏半夜被一位地下工作者救出，他背着被殴打得昏迷不醒的母亲逃出了戴庄。母亲的手背上至今还留着被还乡团用烧红的铁棍烙出的伤痕。在和父亲分离的日日夜夜，母亲常想起小时候在私塾念的《长相思》。整整五年后，在解放上海大军南下的洪流中，母亲和父亲才又重逢，并且在上海的第二年有了我。我排行老二。母亲说我一生下来哭声特别响，小眼睛东转转西望望，充满了好奇的样子。父亲和母亲对于转战南北离别五年后生下的这个小宝宝特别疼爱。我不知道我父母年轻时是否有过什么罗曼蒂克。长大后，我知道我父母亲是以农村老式的明媒正娶方式结婚的。当时还有吹喇叭坐轿子一类的排场，不知怎么这和我脑子中的想象不太符合；我一直认为我母亲年轻时一定像电影《柳堡的故事》里的女主角，在黛黛青山下和哗哗溪水旁为新四军洗衣服、抬担架，然后遇到了新四军队伍中的我父亲，两人开始相爱……我父母结婚时，父亲18岁，母亲19岁。结婚后这一对农村的“读书人”同时进了新四军办的抗日联合学校，成了学校里的活跃分子。现在家里还珍藏着近五十年前的那张结婚照，母亲穿着像男人那样的黑色结婚长袍，剪着短发，头上戴着一顶古怪的帽子，像个乡下良家女孩那样羞涩地微笑着。谁也不会想到那古怪帽子的下面，会藏着那么多的诗……我觉得我的血液中继承着我母亲的秉性和对诗词的爱好，以及一种刚烈不屈的性格。
关于我父亲，我常听来我家玩的叔叔阿姨讲这么一个故事：
1949年2月，我父亲随部队南下攻打上海，经过几昼夜的激战，迫使守敌投降，终于占领了上海。在交战激烈、炮火纷飞中，上海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高级官员就已经携带全家妻小搭乘飞机匆匆逃往台湾。大军进城时，市政府大楼几乎是空的。进城第二天，一位高级首长（后来成为新政权第一任上海市长）将一串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各机要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我父亲——这位年轻的接管训导班班主任（训教遣旧国民党官员，并配合保卫科工作），让我父亲只身搜寻国民党党部各办公室，搜寻并获取那些对gcd新政府有价值的、国民党来不及毁掉或带走的文件。这个任务很重要，这关系到新政权能否了解、掌握旧上海市政府各种重要的原始材料，以便尽快地向上海市民发布施政纲领。那位首长拍拍我父亲的肩膀，指着窗外说：“你看见了吗？那些大学生，那些工人，在跳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他们对我们抱多大的希望啊！可是我们刚刚从农村、从沂蒙山走来，大部分人都是些农民，脚上是烂泥，怎么管好这么大一个城市，还真摸不清呢！”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我父亲潜入空无一人的市政厅，冒着生命的危险，终于将所需的重要文件搞到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两天后，那位首长向上海市民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列举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腐败、经济衰退、财政危机、民不聊生的事实，鼓励上海人民重建新的生活。上海人民对这位gcd新上海市长的学识见解、魄力以及对资料巨细的掌握和精辟分析无不叹服、敬佩不已！我父亲立了功，并提升为上海市政府部门的一名处长。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我父亲才24岁。（父亲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离休前任上海市政府财办正局级领导干部。现为上海市财贸系统老干部大学校长。）
从我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出生后，直到1957年，我家已经陆续有了五个姐妹和一个弟弟。从1949年起，我父母老家乡下的人知道我父亲进城了，而且做了官，就源源不断地到上海来找我父亲。我们全家住进了解放前属法租界的“瑞华”公寓，听开电梯的伯伯说，瑞华公寓以前住的外国人或是资本家，不是逃跑了，就是被赶了出去，他们留下的家具也全部钉上了市政府的公家牌号。我们全家在那幢公寓住了几十年，至今还住在那里。虽然公寓里有明亮宽敞的房间，落地大玻璃门，光滑的打蜡地板和一切对一个乡下人不可想象的豪华设施，但我家仍然充满着与这所豪华房子毫不协调的老家乡下的气味：爷爷和奶奶仍然穿得破破烂烂，爷爷嘴里叼的大烟斗散发着古怪的、熏人的烟味。善良的母亲被我们六个孩子所拖累，皱纹过早地爬上了额头。她每天一大早都要挤49路公共汽车去外滩一家机关上班，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虽然我们家雇有保姆，但母亲总是亲手给我们缝制衣服，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给老三，就这么穿下去，每个孩子身上总免不了有几块补丁。乡下来上海找我父母的穷亲戚，知道我们家孩子多，总是背一大麻袋的手纳的布鞋来——那是用手拧麻绳一针针纳出的布鞋，鞋底又硬又大。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家庭，有着一种多么温馨的气氛！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是窘迫和匮乏的。母亲后来常讲不该响应政府当时学习苏联“当光荣妈妈”、“子女越多对国家贡献越大”的号召，一下子养了六个，搞得每月工资不够用，月月还得向机关借款。小时候，家里每天总是吃一样的饭菜：白饭青菜。只有周末，我们六个孩子和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围坐在一张大长桌边，合吃一盆猪头肉，那是我们几个小孩最快乐的时刻。我们家附近的淮海路上有一家永隆食品公司，玻璃橱窗里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特别是熟食部的玻璃窗里，整天看到一个穿着洁白制服、戴着白高帽的厨师在切红肠、烧鸡、烤鸭、火腿、熏鱼。玻璃窗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讲像梦一样，每次路过那里，口水总是不住地往肚子里咽，眼睛也看得发直。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向父母亲提出过要求，就好像知道这些东西天生就不是准备来给我们吃的一样。
记得有一次，母亲把我从盖斯康幼儿园领出来，去眼耳鼻喉科医院看小儿鼻炎，在汾阳路上看到一个油炸大排骨的小摊贩，扑鼻的香味熏得我两眼发直，母亲望着脸色黄黄的我，咬了咬牙，狠下心买了一块大排骨，小心地递到我的小手上。我死命地咬了一口，不由得心花怒放，然后又递给妈妈：“妈妈吃。”
“妈妈不吃，乖孩子，快吃吧。”
就这样，在秋天一阵阵吹起落叶的凉风中，面对着不远处汾阳路三角花园的普希金雕像，妈妈眼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啃光了那块排骨，她始终也没有舍得尝一口。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也是最香甜的一种母爱。
我们六个孩子个个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家的、素不相识的孩子，在大街上她只要看到哪个孩子在哭，或者鞋带松了，母亲就会马上去给他擦眼泪，或者系鞋带。1962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期，我们一大家人每天吃胡萝卜煮稀饭，厨房间的墙上贴着纸条，规定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每天准许吃几碗稀饭。有一天，保姆带我去五原路粮店买全家一个月的米，保姆把20斤米倒入了一只大钢精锅，叫了辆三轮车放在上面，让我看住三轮车，然后又转身进粮店去背另一袋米。没想到保姆刚转身进店，蹬三轮车的那位大汉就拼命踏起三轮车载着那一锅大米逃掉了！我惊慌地大哭起来。晚上，母亲下班回家后，一句也没责怪我，她沉默了半晌说：
“那个蹬三轮车的，家里可能也有孩子在挨饿……算了吧，不要难过了。”母亲反过来安慰我，“谁吃了还不是一样？”
母亲对孩子的爱，也遗传给了我，我对自己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也同样是爱得深沉。这种爱能够滋生出对全世界孩子的爱，以及对于整个人类的爱。使我在激烈的竞争和不息的奋斗过程中，有了一块可以栖息心灵的天堂般的伊甸园，使我感到一切奋斗都不会白费，一切代价都是应当付出的。有一天，我一手搂着女儿咪咪，一手搂着儿子小安德鲁，吟诵一首从心底涌出的半字诗：
儿女半聪半娇嗔，
工作半紧半悠闲，
生活半丰半勤俭，
读书半洋半轩辕，
心情半佛半神仙。
“工作半紧半悠闲，生活半丰半勤俭。”这两句是指我常常可以抛下一大堆业务，随心所欲地去旅游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在生活上，则不讲究排场虚名，以内心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满足去抵御西方世界花天酒地的奢侈和虚荣。而这一切都是与我自幼年起就从母亲那里获得了一颗多情的心，以及我的家庭对我耳濡目染的影响分不开的。
虽然母爱的乳汁养育了我，然而我的童年却有一半是孤独和痛苦的。我很小就尝到了寂寞的滋味。由于父母工作很忙，我刚过一周岁就被送进了幼儿园，最难以忘却的痛苦是儿时在幼儿园里受到冷落。这是上海市政府机关专门为干部子女所设立的幼儿园，能进入幼儿园的孩子，父母的最低级别是处长级。这是座大资本家的豪华别墅，有绿草如茵、整洁宽广的草坪，草坪上有一个雕着汉白玉小天使的喷泉，喷泉旁边是一个大游泳池。小朋友睡觉时，阿姨专门轻轻地弹奏柔美的钢琴催眠曲，我们在一阵阵凉爽的穿堂风和钢琴声中午睡。我们每星期一换上一律的幼儿园制服，早晨吃牛奶面包白脱油，中午也是西餐，只有晚上是中餐。每周的营养食谱定期寄给家长，一切都是按苏联的方法管理。幼儿园的园长，还专门乘飞机参观过莫斯科的一个干部子女幼儿园。
但是幼儿园对我的童年来说，只有孤独和痛苦的记忆。因为没有阿姨喜欢我，也没有人跟我说话。幼儿园的老师把孩子们无形中分成“乡下派”和“城市派”。所谓“乡下派”即是孩子的父母是从农村来的土八路、新四军，嘴里带着一股上海人讨厌的大蒜味儿。而“城市派”是指父母是城市知识分子、大学生、地下工作者，因此在老师眼里，犹如“公侯伯子男”那样界限分明。乡下派的孩子，尽管父母做了官，仍然是“乡下人”，摆脱不了一股土气。而只有城市派的孩子，才是真正的上海小姐、上海少爷，与过去国民党官员的子女没有什么不同。而我父亲又恰恰是“乡下派”中级别最低的，因为低于处级的干部子女就进不来了。每个周末，那些局长、部长的孩子，家里都会有高级小轿车来接，老师也在家长面前用上海话大大夸奖孩子一番，然后又把孩子亲了又亲。而我爷爷我奶奶来接我时，总是穿着平常那身从老家带来的破旧褪色的衣服，有好几次被警卫拦在门口不准进来。我眼睁睁地望着小朋友们欢天喜地回家，却没人来接我，只好一个人在角落里伤心地哭泣。
记忆中我的幼儿园老师是位年轻漂亮的上海姑娘，常常喜欢唱很悦耳的苏联歌曲《卡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