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家西班牙客户想搞讹诈，借着文件上的一点误差，想捞一笔，真是可恶卑鄙！我跑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找到L/C（信用证）部负责人Staller小姐。“这个客户想搞讹诈，他是我的新客户，第一次做生意，在波士顿展览会上向我公司定购中国包袋2万打。现在却拒付，否则要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出6000美元现金抵押文件差错，才付款结汇。我们要一起想想办法对付他，让他非付款不可！”
“信用证上明明规定一份正本，两份原件副本，为什么中国偏偏只寄一个正本？碰到这样的坏客户，他借法律搞你，我们银行又有什么办法？”Staller小姐说。
“我已经让国内快邮两份副本来纽约了。”
“可是从北京到纽约，最快也要四五天时间，而信用证后天就过期了！”
我也焦急不安，是啊，信用证一过期，连开证银行也无法控制付款了！那么，一切就要操纵在那个西班牙商人手中了！
“这样吧！”我立即有了一个主意，“Staller小姐，你一定要帮帮我的忙，不能让那个家伙白白诈去大陆6000美元啊！你有没有那张出口许可证的Copy？”
Staller小姐说：“我有啊！”
“那么快给我，我再去复印两张，马上给开证行送去！”
“可那是复印件啊，和副本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除了正本外，其余都是一样的！它们的功用是一样的，无非是作参考备档而已！”
Staller想了想，说：“那么好吧，你拿去复印，但是我告诉你，客户仍然会拒付的。”
“客户拒付有什么用，只要他的银行认为已经符合付款条件，就得立即付。Staller，请中行立即为我出一个文件！”
“什么文件？”
我迅速在纸上写下了一行英文，递给她，翻译成中文是：
根据我们向美国海关查询，只有许可证正本为美国政府所需，副本为进口商备案用。兹交上许可证复印件副本两张，请迅速付款提单。
我说：“快拿去打印、盖章，我马上给开证行送去。”
Staller看后，说：“好吧，试试看吧！”她作为中国银行的雇员，也竭力帮助中国避免损失。
这样，下午我带着盖有中国银行红图章的文件，跑到开证银行——美国汉诺华银行。那个西装革履、身材高大的信用证负责人看了后，立即调出了这份信用证的所有文件，他仔细对照了每项条款，对我说：“好了！现在全部符合付款条件，我们今天下午就付款结汇。”我马上又想到那个西班牙人奸诈的声音，问：“那么如果开证人坚持拒付呢？”“那也没用，在信用证有效期间，银行有权控制付款，不过，到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超过期限，你可真得拿6000美元来啊！不然谁去收你的货？”
我走出汉诺华银行，如释重负，一块石头落地。第二天，Staller告诉我，收到了对方银行的全部货款。我立即给那个西班牙商人打了电话：
“你这个坏家伙，你听着，全中国今后都不屑再与你做生意！”
这时候，我在客户眼里可能已经不再是柔声细语的清纯女子，而是河东狮吼了。不过，遇到这么坏的客户，不要讲是河东狮吼，就是山呼海啸，也不过分。
我挂下电话，把这个客户从我电脑中的客户一栏中划掉了。
又过了三天，一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的快邮到了，里面是两份信用证副本和一个公函，上面写着：
很抱歉遗漏了副本文件，现寄上，请速洽客户付款。
这两个副本被我扔进了垃圾桶。火已经扑灭，还要水龙头有什么用？我自嘲地想：干上进出口贸易这行，我这个消防队员，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场大火等我去扑灭呢！
现在，我公司手中有二十多家美国客户，近二十家中国大陆进出口公司，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销售网。有不少朋友问我：“你是怎么处理这么庞大、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这门学问，你在研究生院是学不到的，国内广泛叫作“关系学”，所谓“烟酒开路”、“内线后门”，听说搞外贸的甚至还有在国外开账号和设金库的。不知怎么，我却与这些毫不沾边。首先是和美国人打交道，我觉得关系学太简单了。你的工作表现，就是最好的“关系学”基础。至于私人交往，和一般客户之间是每年圣诞节互赠卡片一张，如此而已。合作特别密切的客户，会请你去参加私人的宴会、舞会，或者把你介绍给他的其他生意伙伴。
五年来，我在美国客户身上花的钱，可以说加起来不超过100美元。作为一个女子，我从不轻易请美国客户吃饭，也不轻易送礼，因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仅仅靠我的工作，我相信就能把客户紧紧地吸引在我公司身边，而对合作不利、信用不好的客户，我马上从名单上删除。几年来，渐渐筛选出一个可靠的客户网，其中不少富商巨贾和社会名流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而对国内，就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中国太穷，那些外销员为国家经营着上百、上千万美元的生意，终年忙碌操劳，却领着刚够维持生活水平的低廉工资，有的连房子都分配不到。说心里话，我十分佩服他们。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讲过，我在国内国外没有任何背景，一切从零开始，经常听到一些老朋友讲：“我在外贸有关系！”“我有亲戚在外贸！”而我不仅没有那些内线关系，也不想要什么内线关系，一切光明正大，明来明往。我需要什么货，就往国内发电函，而国内通过一二笔生意，在函、电的来往中了解你的能力，信誉也就从无到有，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友好关系。或者到广交会去，那里的人对前来的外商是充满诚意和热情的，只要你需要他们能供应的商品，都会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于是，新的关系又建立了……我感到中国有一支素质很好的外销员队伍，他们工作努力，生活俭朴，每个人头上都顶着创汇指标的巨大压力。我和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样在红旗下长大，同样是老三届，同样去过北大荒兵团，如今，我是美国外商老板，他们是同我谈判的外销员，眼看着我一年年地强大，财富不断地扩展增长；而他们却拿着几乎不变的工资，穿着十年一袭的西装，手里拿着贴着橡皮膏的计算器……而他们能如此平静、友好地看待我，没有妒火，没有诡计，没有任何私人要求……这使我产生了极大的恻隐之心。我真想把命运之神赐给我的甘露，让每一个人都分享一下……
大陆的外贸推销小组到美国来，我是不惜花钱的。大陆小组一般总是四五个人，代表几个科室，而和我做生意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两个人，但我总是一律平等对待。我请他们吃饭，带他们去看自由女神，帝国大厦，送他们到大西洋赌场，再给他们每人50美元去赌个痛快——当然他们大多数只肯赌两三块钱，其余的钱则收起来。有时我给每人买一个照相机，或者给每个女士买一条金项链……由于这都是不到百元的小礼物，而且是公开给访问小组的每一个人的。所以他们一开始总是推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好意思收下，然后由领队的（往往是公司行政领导，与我的业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说：“收下吧！”于是大家高高兴兴地收下礼物，终于皆大欢喜，也没有任何思想负担，我更没有行贿的思想恐惧。
纽约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如果每天没有发生这么多的犯罪案件，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高耸入云的世界贸易中心，典雅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金碧辉煌的林肯艺术中心，绿草如茵、碧波荡漾的中央公园……每次贸易小组来，我都和他们分享着第一次看见纽约的惊叹和喜悦。我们在大街上大声地说着中国话，爽朗地笑着，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着，拍下一张张纽约街头的难忘镜头……这就是我的“关系学”——既不是香港式的，也不是美国式的。不少香港商人一到中国内地就到处塞暗钱、访私线，结果使不少人上当，由于被金钱诱惑而下水，最后东窗事发被开除公职、判刑坐牢。港商的这种手段害人非浅，不仅害个人，也害国家。有些人拿了港商的好处，便抛低价、结果引起市场混乱，竞相削价，肥水外流……香港式的关系学不足学矣！也不能是纯美国式的，美国客商最多是请小组吃一顿午餐，有的连宴请都没有，“来了，欢迎！欢迎！坐下。”于是端上一人一杯清咖啡，又苦又涩。有一个蓝眼睛的犹太商人对我说：“从我祖父和中国做贸易，直到我父亲接班，然后又将公司传到我手里，我们从来、从来没有请过中国人吃饭，都是中国人请我们……”这句话令我恶心。这种视中国为肥肉，却对中国人民没有丝毫感情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从名单上划掉。而对大多数美国商人来说，只是一种习惯，他们要么挥金如土，大摆宴席，以显示他们的阔绰和社会地位；要么小气吝啬，啃一根酸黄瓜当作午餐，与东方民族的古道热肠、待人以礼的胸怀相比，在他们的咖啡桌上，只能冒出一股怪怪的焦糊气味……到了1988年，我向我的所有美国客户规定：只要有中国贸易小组来公司访问，一定要由总裁出面宴请，否则免谈生意。在我的压力下，硬是把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关系学”向前推了一步。
请大陆外贸小组的代表团吃饭，我一般都选择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忆湘园”湖南饭店或者在中国城的“喜相逢”海鲜酒家。由于大陆小组常常喜欢去中国城逛街买东西，因此，“喜相逢”也成了我公司时常宴请的地方。这里冬天有各式火锅，五十几种海鲜琳琅满目，任意挑选；夏天有各种时令名菜、鲜果，店堂内红木雕刻的圆台和背椅及宽阔闪光的明镜，给人一种东方的舒适和明静的感觉。而在1986年，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的。那年暑假我在这家餐馆（喜相逢）打工，端盘、擦桌扫地，每天干得腰酸腿疼。为了挣足下一学期的学费，我咬紧牙关，白天给一个美国家庭看护孩子，晚上就跑到中国城“喜相逢”干到深夜。每天夜里，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去，路过街心花园的塑像时，我常常停下脚步，把头靠在塑像的大理石座上歇一口气。这时，我就会想起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的那段序言：
晚上十一点钟后，我和朋友Jie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钟楼，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心里燃烧起来。有一次，我走到了卢梭的铜像脚下，不由自然地伸手去抚摸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摸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了书和草帽、站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我站了好一会儿，我完全忘记了我的痛苦……过去的回忆又来折磨我了，我想起上海的生活，想起了那些在斗争中的朋友。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过去的一切，那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也不能够停止……
现在，我也站在这样一个塑像下面，像巴金当年在巴黎留学一样。那么，我的激流呢？我问自己：我到美国来，难道只是充当一个苦劳力吗？我抬眼望着纽约的星空，是这么湛蓝；夜，万籁俱寂，只有不远处世界贸易中心姐妹楼的大厦中，仍然放射出彻夜通明的灯光。我抬眼望去，想起了我那不止一遍的决心和诺言：“总有一天，有一格窗子会是我的！”于是，我在黑夜中伸出手，让那些窗格的灯光映在我的手上，仿佛在指尖中跳动……“好不容易来到美国，我一定要成功！”我对自己不下一千次地说着，一时间，浑身又充满力量，我大踏步地向黑暗中那黑黝黝的地铁入口处走去……
不到两年，我真的成了“喜相逢”的座上客。每次一推门进店，那个胖头大脑的老板就大声相迎：“周小姐！里面请！今天来多少人啊？”或者说：“周小姐，今天刚刚进了巴拿马的海参，是上等货，要不要做一个尝尝鲜？”随我来的贸易小组代表，谁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前，我曾穿着沾满油腻的饭店制服，在厨房、炒间忙碌，为一桌桌嘉宾食客端盘换碟。而我的师傅，现在仍微笑着，为小组的每个人斟酒。扫地的人还在扫地，洗碗的人还在洗碗，连“喜相逢”门口那个坐在街口卖粽子的，也还是那张小竹椅，和一个深色的竹蒸笼，只是他的头发开始变得花白……三年、四年、五年……为什么有的人的一生，永远一成不变呢？如果我不奋斗、不努力，会不会还在这里打工端盘，像门前那个卖粽子的人那样，一做到老呢？
时光倏然而逝，当我从自己购买的公寓的窗子往外望去，只见中央公园一片绿郁葱葱，如一片美丽的绿涛，映衬着曼哈顿摩登雄壮的大厦群，宛如一幅油画。中央公园！我是因为喜欢它，才买下了门前的这个公寓。我憎恨那一群黑色的少年色狼，在1989年夏天**了一位慢跑的白人女子，它震动了全世界，玷污了中央公园美好的名誉。在这神秘的、一百多年的大公园里，耸立着全世界著名音乐家、诗人、文学家的铜塑像。我曾徘徊在贝多芬花坛前，在心中弹奏着他的《月光奏鸣曲》；瞻仰着莫扎特那睿智的鼻子，我在歌德塑像前背诵着他在《浮士德》中的诗篇；我抚摸着托尔斯泰冰凉的前额，从这里面涌出了伴随我度过少女时代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
这时，我多么依恋我在大陆度过的日子！和文学朋友倾谈到深夜，沉浸在《根》、《百年孤独》、《肮脏的手》的辩论中。在普陀山的电视剧创作学习班中，一群群怀抱文学志向、幽默风趣的“小作家”们在月色下的海滩上跳舞、豪饮，编着笑破肚皮的即兴诗；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创作楼中，那些出了几十部电影的大编剧们，居然战战兢兢地跑上楼来，向我们这些“现代派准编剧”们讨教……在大陆时的精神生活，对一个文学青年来讲，是多么丰富！尽管贫穷、官僚、许许多多条条框框包围着我们，但我们仍感到活得像个“精神贵族”。到了美国后才知道，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啊！现在，尽管我们拿到绿卡，或者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但这块美利坚国土，在精神上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不喜欢摇滚乐，不喜欢看到黑人染了黄发，男的扮成女相，抱着吉他在台上跺脚狂叫，我们不喜欢那千篇一律的肥皂剧、谋杀片。有了钱，我们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去买游艇，买飞机。穿全身名牌或全身不名牌，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14岁怀孕，或去搞同性恋，去吸毒、去酗酒……而这些都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越是富有的人越要吸毒。几个现代名歌手、名演员都吸毒死了，或者是患艾滋病死了。我刚来美国时，在佛罗里达州一家百万富翁家工作，他的枕头下就放着海洛因毒品！
正如罗素所说，在18世纪，作为西方世界“绅士”的标志之一，是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鉴赏情趣，而现代西方社会，一个人挣钱的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力水平和社会等级的尺度。一个发了大财的人一定是个聪明的人，反之，这个人就肯定不聪明。美国的儿童从很小的时候起，便知道这是惟一要紧的事。如果哪一种教育、哪一门课程中没有金钱价值，他们才不愿为此下功夫呢！甚至有些孩子很羡慕那些能够吸大量毒品、为所欲为的富豪。甚至政治家也吸毒，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黑人市长，号称有一天要竞选总统的莱瑞，就是因吸毒而被逮捕的。
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作为一个以美国商场为生活背景的人，头脑，应当是商人的头脑；但灵魂，不是商人的灵魂；也不能把自己的灵魂和时间都卖给那些灵魂也是商人的商人！
我时常抛下一大堆业务，跑入完全不同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圈子中。有一次，中国美术家协会到纽约来办《现代中国油画展》，由石油家海夫纳先生赞助。纽约海外电视台来找我，让我当这次展览开幕式的主持人。我一直喜欢油画，来参展的一些画家还是我在北大荒的荒友呢。那天，我采访了艾轩、王沂东、王怀庆……也采访了前来参加开幕式的美国电视台著名的女主持人芭芭拉·瓦尔特斯、国际著名乡村歌手约翰·丹佛。后来，我家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看到你了，你在采访一大群中国画家和美国人！”那次节目不仅在全美播放，北京中央电视台也做了全部转播。中国画家陈逸飞在纽约举办的几次画展，也是由我为纽约海外电视台主持的采访。我到靳羽西家和她尽情尽兴地聊天，她原来也在纽约海外电视台工作过，我们是同一个师傅带的。
我去欧洲旅游度假，眺望阿尔卑斯山脉时，使我想起了牛虻和琼玛；在瑞士又使我想起托尔斯泰的小说《琉森》——当我17岁看这本书时，多么羡慕琉森的美景！那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来到托尔斯泰曾经住过的大酒店，在阳台上观赏着和他老人家眼里同样的琉森的黄昏美景。我常常几小时沉浸在演奏古典音乐的“林肯艺术中心”，陶醉于天籁般的美妙旋律之中，让音乐洗涤我的心灵。而我最爱干的事就是一头钻进书店或图书馆，浏览各种各样的真实动人的传记，如当今红歌星、白宫的贵客桃莉·巴顿，出身在一个贫穷的有十一个孩子的农民家庭。少年时，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经过多年奋斗，终于用她热情、乐观的歌声征服了观众。电影电视明星露西·鲍尔被艺术学校开除，说她没有艺术天才。她历经挫折，到40岁那年才扮演到第一个角色，从此以她特别的幽默和演技，在舞台上红到逝世。声名显赫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溯源，是一个一天不能维持三餐的穷修理工家庭……而林肯总统在年轻时曾是个失业的、前途无望的人。后来他自己着手开办企业，可是不到一年企业便倒闭。在以后的17年时间里，他不得不为偿还因企业倒闭所欠下的债务而到处奔波，历尽挫折和苦难。从事政治生涯后，九次竞选九次失败，但他仍然不懈地追求，终于当上了总统，领导了伟大的南北战争。最后在剧院中被人暗杀……我常常忘了周围的一切，在第五大道52街上的B.Dalton书店，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在洛克菲勒中心中华新闻文化图书馆，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沉浸在这些鼓舞人心的书籍中，仿佛又回到了在上海度过的“文学生涯”那种无忧无虑、寻找精神食粮的生活中。我同样迷恋于各种真实事件的传记电影，像《左拉传》、《伟大公民》、《玛丽·安东奈特皇后的一生》、《一个女人的故事》、《紫色》、《矿工的女儿》……当我看到这些从无声无息的普通人，经奋斗而成为搅动社会舞台的人物，成为政治家、作家、艺术家、金融企业家，我的内心便燃烧起一股抑制不住的火焰。正如培根所说：没有奋斗就没有人生！人是自己幸福的设计师。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奋斗，继续奋斗！”我打算写小说，反映我的同一代人的痛苦和挫折、希望和欢乐，我也打算写电影，写北大荒的风雪，写纽约第五大道的商场风云，写我和麦克东西融合的生活和爱情，写留学生的迷惘与追求……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把我的业务统统推开，去写小说、写剧本、去旅游非洲、印度、中东沙漠……而我最大的愿望，是回到自己的祖国——不是作为美国华裔商人，而是作为一个游子，一个女儿，一个70年代的北大荒兵团战士——回到我梦魂萦绕的故乡，报答祖国的同胞和这片可爱而又悲壮的、哺育了我的土地……
生活是美好的，尽情地享受生活，尽情地创造明天吧！我想起一位古希腊哲人的话：“永远用炽热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并且保持这种高昂的境界，这便是人生的成功了！”
1991年6月20日
纽约 洛克菲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