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希拉里
希拉里多年来给我的印象正是如许多报刊暗示的那样：一部美丽刻板，野心勃勃的政治机器。直到后来多次面对面接触，特别是读了她的自传《亲历历史》后，才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
记得有一次我访问曼哈顿西37街一位美国朋友，他公司大楼的同一层面有一个单元的门上挂着一块烫金铜牌，上面印着：
希拉里·克林顿
竞选纽约参议员办公室
出于好奇，我按了门铃，进门后惊讶整个办公室竟简单得像中学补习班课堂一样。两位主管人员看了我的名片之后，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填各种表格支持希拉里竞选。不久后，他们给我打电话来，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她当纽约州参议员，但我愿意走近她，了解她。我参加了她的竞选演讲会。在上千人参加的演讲会上，她深情地谈了在白宫“党派争斗和数不清的中伤”带来的“心情沮丧”的时刻，给了她心灵安慰最多的是纽约——她从华盛顿来纽约看博物馆，听百老汇音乐剧，为逃避压力，她常常与母亲及女儿切尔西一起结伴观赏歌剧，“这是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可爱的城市。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对世界的文化、艺术、金融与政治发生影响。”她说，“我爱纽约，我现在决定成为一名纽约人，并尽我全力为纽约700万市民的权益工作，希望你们投我的票，并且鼓励更多的人投我的票，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当她谈到“心情沮丧”（Depress moment）时，她那和切尔西一样的蓝湖般的眼睛里噙着泪花，她谈到由于飞机失事死亡的前商务部长布朗，布朗总是提醒她：“不要让满腹的委屈使你情绪低落。”纽约是个让人产生激情，忘却烦恼的好地方。
在演讲中，她还谈到了70年代有一次卡特来阿肯色大学演讲，卡特这样向她和克林顿介绍自己：“嘿，我叫吉米·卡特，即将是下一任总统……”他幽默地笑道，“不过……我真的会当总统。”她又坦率地讲述了家庭价值观念和心灵的冲突，说：“许多人不能理解甚至反感，为什么我保持了和克林顿的婚姻——在那么多艰难可怕的时刻之后。报刊把我写成是一台政治机器……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仍然爱他……没错，他犯了错误，但成人之间的两情相悦毕竟是私人的事情，这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做事能力。至今为止，我认为他是一个好总统，一个有许多缺点的好总统。”
后来，我在《亲历历史》中看到她深情的描述了比尔（克林顿）：“Bill依然保有他那孩子般的笑容、睿智以及感染力的乐观精神，这正是我25年前爱上他的原因。每当他走进房间，总会令我陶醉，我也依旧对他英俊的脸庞着迷不已，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仍能让彼此开怀大笑……”希拉里还说：“乐观的比尔在每一朵乌云中看见的总是镶边的银彩，而莫里斯（竞选顾问)却能看出暴风雨。”
我也非常喜欢希拉里深情地描写他们的一段初恋情景，她这样写道：
“整个耶鲁美术馆只有我们两人，穿梭在各个展示厅之间，讨论罗思科与20世纪的画作，我承认被他的艺术修养与兴趣吓了一跳，毕竟是一个从阿肯色来的维京（北欧海盗）人，乍看之下，根本不像有艺术细胞——我们最后来到美术馆的院内，我坐在亨利·摩尔的雕像作品《穿褶皱服坐着的女人》脚上，谈到夜幕降临……我注意到比尔双手的形状。他手腕细瘦优雅，手指长而灵活，有如钢琴家或外科医生的手。我喜欢看他翻书的样子……”
现在，在竞选动员演讲会上，她讲：“我一生做过最重要的决定，一是维持和比尔的婚姻，一是角逐纽约州参议员。”
这时，望着这位面容诚恳的、滔滔演说的白宫第一夫人，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升起：对一个女人来讲，宽恕，可能也是一种美。
后来又有几次在类似场合相遇希拉里。其中有一次是在她当选为纽约参议员之后的演说晚会。那天是我的客户兼好友卡米拉邀请我一起去的。我们两人先去一家优雅的西班牙餐馆美食了一顿烛光晚餐。卡米拉十多年来每年与我同去中国洽谈贸易，她曾问过我：“上海会不会取代纽约？”现在我们两人坐在距离希拉里最近的第一排，那次演讲晚会地点是在一座可与巴黎圣母院媲美的古老教堂内，五彩炫目的镶嵌圣经故事的玻璃窗在月光下闪烁，希拉里穿着件天蓝色的开司米毛衣，金色钻石圆耳环，她的天蓝毛衣正好配她眼睛的颜色。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先是向各位来宾谢票，然后她拿出未来总统的架势讲了一句震撼我内心的话。以后我常常回忆起她的这句话（如同60年代我沉湎于列宁在斯莫尔尼宫挥手高喊：“有这样一个党”一样），这是希拉里援引的她的好友——特里布神父，在1999年6月写给她的一封信中的话：
在我看来，上帝在审判日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并不与“十诫”有关，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利用了我给你的时间和才能？
她布道般的热情演说获得了阵阵掌声，有人高喊——
“Go for the White Houes!”（向白宫进军！）
她演说完走到我们中间，人很多，大家争着和她握手。我不想挤到面前，只是在一边为她拍了几张照片。我和卡米拉都很喜欢这些照片，她看上去很轻松真诚，不再像机器了。这时我想：永远不能套了框架去看人，更不能完全相信媒体，因为媒体为了制造轰动新闻，往往喜欢当名人的“形象杀手”。现在我看到的真实的她，不愧是一位来自耶鲁，充分利用了上帝所赐予她的时间与才能的富有爱心的杰出女性。我和卡米拉衷心希望她有朝一日入主白宫。
我在1997年8月伦敦戴安娜的公开葬礼上也见到了希拉里——我那些日子正好与麦克、儿子安德鲁和麦克母亲在维也纳麦克姨妈家中度暑假。一天清晨，麦克母亲双手捂着脸在早餐桌上告诉我们这个噩耗，我们立即决定乘坐“欧洲之星”子弹头列车先到巴黎，过几天后再转伦敦，去西敏寺大教堂与公众一起参加戴安娜王妃的葬礼。葬礼上，我们的位置正对着大教堂正门，葬礼仪式开始不久，我听到大教堂麦克风向空中传来戴安娜弟弟谴责查尔斯弃妻偷欢和伊丽莎白女皇对他姐姐的不公的怒吼声。我们既惊讶又感到欣慰，他每讲一句众人就拼命鼓掌大喊“Yes！”吼声如同暴风雨一般，仿佛是要让戴安娜听见上天在为她喊冤。后来埃尔顿·约翰弹唱起《风中之烛》，更把人们的悲情汇成一片唏嘘泪水，我脑海中的戴安娜仿佛还活着在探望非洲饥饿儿童，探测隐埋地雷，拥抱艾兹病患者……不久后，我看到查尔斯王子、两个小王子和戴安娜的弟弟走出西敏寺大教堂，他们并排走在戴安娜的灵车后面。在他们后面，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也走出教堂，目送着戴安娜王妃的灵车。在我们面前缓缓驶过的覆盖着英国皇徽的灵车上，我看到一簇白色的百合花，正中夹了一个小卡片，上面是年仅8岁的哈利小王子那催人泪下的清晰字迹：
Momy(妈妈)
两个小王子强忍眼泪，我和众人一样黯然流泪。我不禁想，如果在巴黎的那个要命的夜晚，戴安娜呆在两个小王子身边就好了，就不会出事了。破裂的婚姻和摇晃的家庭有时会让人心神不宁，以致带来横天噩运。
希拉里在《亲历历史》中也提到了我们共同亲历的那天：
西敏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四十四年前在这里加冕登基，如今这教堂内外群聚着一百多万人聆听直播，为戴妃送终。我的心一直挂念着戴妃最心爱的两个儿子。戴妃的弟弟查尔斯致悼词时，就英国王室对待其姐的方式做了严厉抨击，引发教堂内外有同感的民众的鼓掌共鸣，外头传来的掌声仿若遥远的雷声，微掠过众人的心扉，同时也在街头、教堂门廊和中央走道间回响不已。我身旁的王室成员，似乎却因而陷入僵滞状态。这时埃尔顿约翰弹奏起《风中之烛》，沉痛缅怀戴妃脆弱又短暂的一生……
当时我们边上有几位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学生，我看到他们也噙着满眼泪水。我喜欢戴妃是因为她的爱心与美丽，我曾经希望她能嫁到纽约来，譬如嫁给小约翰肯尼迪，但不幸的是她在困惑之中先后爱上的几名男子都并不优秀。最后，她年仅36岁就与男友在意外车祸中香消玉殒。
谁也没料到，如同魔咒一般，两年后，39岁的小约翰肯尼迪又因飞机失事而丧身。希拉里曾带着30岁出头的小肯尼迪参观白宫，那天小肯尼迪告诉希拉里，他还记得小时候在爸爸椭圆型办公室的桌子下面钻来钻去。而现在他竟身葬大海！我与朋友们听到噩耗后去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小肯尼迪住宅献花致哀。当天傍晚看到的情景与两年前在白金汉宫几乎相同：烛光飘曳，鲜花万千，处处是他的肖像，有很多小时候的照片。公众贴满了祈祷词和短诗。
1999年7月23日，在曼哈顿第五大道53街圣托马斯·摩尔教堂——报纸上说这是贾奎琳·肯尼迪常带儿女来此作弥撒的大教堂——克林顿夫妇与肯尼迪家族一起举行了私人追思弥撒。希拉里后来回忆道：“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却英年早逝。使我在参加他的葬礼时，无比痛心。”数以千计的鲜花摆放在教堂外。那天我经过53街第五大道（我常常经过这里去客户公司开会），我看到教堂外有几十架来自世界各地传媒机构的镜头和遥望仪及大群记者们拥集在教堂门口。我没有停留等待克林顿、希拉里和肯尼迪家族成员走出教堂。当我向47街洛克菲勒中心方向走去时，心里暗暗吃惊这又与我的生命似乎有某种联系：自从定居纽约后，我和麦克每年圣诞之夜都来这同一座教堂——距我家仅6条街的圣托马斯·摩尔教堂做午夜弥撒，18年过去了，我熟悉这里的红地毯和每一个古老雕像。每逢参加圣托马斯教堂的圣诞午夜盛大弥撒，我和麦克总是与许多宾客一起坐在第一排前面的红地毯上。我们并不是基督或天主教徒，平日也不来作弥撒，但每当圣诞夜一排排披金袍戴尊冠，神色庄严的神父们（像今天刚刚去世的约翰保罗二世一样）领引着唱诗班的男童在旗幡、香雾和镶满宝石的圣经书组成的弥撒队伍从教堂中央走廊徐徐走来时；当巴赫的管风琴弥撒曲震撼在心中时，我总是像天主教徒一样闭起双眼，为远在中国的父母，兄弟姐妹，为纽约的孩子家人做一年一度的平安祈祷，然后我们同所有的人一起高唱圣诞颂歌。
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小约翰·肯尼迪和他的母亲贾奎琳·肯尼迪、姐姐凯特琳·肯尼迪也和我们在同一个教堂，同一个时刻坐在楼上的包厢中参加圣诞夜弥撒祈祷。而现在希拉里和克林顿夫妇正在这座教堂为这名39岁的“美国王子”不幸的亡灵默哀哭泣。生命如此脆弱，如此短促，如晨星般稍纵即逝，究竟什么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呢？我又想起希拉里在演说中的一句话：
上帝在审判日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利用了我给你的时间和才能？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凌晨两点，纽约大地悄然入睡时，我仍在窗前奋笔疾书的动力之一：我要让上帝在那一天对我的回答欣然首肯。
希拉里与全世界分享她的《亲历历史》是幸福的，现在我与中国读者分享我美国20年的亲身经验，难道不也是一种生命价值，一种幸福吗？
亲爱的朋友，不论你富有还是贫穷，趁生命之火还在燃烧，快让你的心灵起舞吧！
不能遗忘的善良：
我的担保人柯比先生和陈丹青的油画
此刻，我正看着2005年新年我在佛罗里达最后一次看望柯比先生时拍的照片。我看着这张消瘦的脸和与死亡搏斗时凝重的眼神，仍能找出20年前，在上海，他那善良的目光和如同约翰·丹佛般带磁性的喉音：“好吧，让我和乔治娅想想办法，看怎么来帮助你去纽约州立大学读书。”
“遇到一个好朋友，可以改变你的一生。”1985年，我很幸运地在上海遇到了来自美国佛州的柯比夫妇，他们为我填写了I-134担保人表格，让我顺利取得自费留学签证。21年来，我们是亲密的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我常常请柯比一家来纽约做客。我父母访问美国时，同柯比的女儿蜜雪儿也交上了朋友。
2005年5月中旬，我突然接到了柯比太太乔治娅的电话：她哽咽地说：“比尔去了，他闭上眼睛走得很平静……你知道的，他一直很爱你，明天葬礼上，军队会放二十一响礼炮，表彰他服役期间对祖国的贡献。”我一边哽咽，一边让乔治娅替我和麦克为柯比献上一个巨大的百合花篮：“让善良的柯比在天堂安息，不再遭受病痛折磨。”
凡是看过《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读者都会记得，我是如何在上海宾馆遇到柯比夫妇的。那时我渴望出国留学，也接到纽约州立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但美国政府要求经济担保人和担保书我却没有。唯一的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找了。
那时正是上海的寒冬腊月，街上寒风刺骨，而一走进我上班的上海宾馆大厅即天堂般一样温暖舒服。那天，我下班后注意到一对美国夫妇在大厅礼品部，先生坐在轮椅上，夫人美丽优雅。他们俩正在和柜台的一名服务员比画着手势，看样子仿佛是沟通遇到了麻烦。我走上去，轻声说：“May I help you？”（我能帮忙你们吗？）他俩请求我帮忙向服务员解释要买的绣花丝绢和仿古董瓷花瓶的细节。购物之后，轮椅上的先生突然问我：“我们的中国之行太棒啦！长城、故宫、西安、上海，但唯一有个遗憾，不知道你能否帮我们？”我回答：“我一定尽力。”柯比先生在轮椅上昂着红润的脸庞，湛蓝的眼睛深深地看着太太乔治娅，她正低头看着丈夫，然后他俩眼睛一同向我转来：“我们在中国的一切行程都是由旅行团安排的，的确很好。但是我们还想看一看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我立即说：“那么就请你们到我家看看好了，我家离这儿不远。”他俩高兴地说：“太好了。”第二天上午，我请了半天假，和乔治娅一起推着柯比的轮椅从华山路上海宾馆走到常熟路瑞华公寓我的家。我们一起快乐地共进午餐，他俩听了我弹了两首钢琴曲，他们非常高兴，说：“中国人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好多了！”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柯比夫妇成了我的名义担保人。
有人可能认为我携40美元闯荡美国太离奇，现在的小留学生哪个不是带上一两万美元？来美国后，我靠打工谋生，虽然没有向他们白要过一美元，但他们的担保书和热情接待却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也促使了我在美国尽力帮助一些遭遇困境的人，我先后为五个人做过担保人，帮助他们来美国求学，也促使富裕的柯比夫妇帮助过几位生活艰难的中国画家，使他们在困境中见到了奇迹的光环。
陈丹青就是其中一个。
雨果曾经说过：“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20年来，我在柯比夫妇身上自始至终看到的只有两个字：善良。柯比夫妇不仅在1985年夏天带着我——一个陌生的中国姑娘，游迪斯尼，参加市长圣诞舞会、隆重的婚礼和盛大生日派对，更重要的是20年来我亲眼看到美丽温柔的乔治娅，如何从35岁起就开始全力照顾在越战中被丛林病毒感染而病重瘫痪的丈夫，用她娇小的身躯每天将丈夫抱上抱下去医院检查，或洗澡，晒太阳，或开车带丈夫去参加桥牌比赛。每逢这时，她总是变的像希腊神话中赫力克斯特一样力大无比。整整照顾了丈夫30年，我从来没听到她有一句怨言，她总是神情愉悦。在他们巨大的睡床上，她常常一只手抚摩着爱犬，另一只手抚摩丈夫光秃秃的脑袋，像是对他说：“亲爱的，别担心，我在这儿。”同时，她将三个孩子：大儿子克里斯多夫，二儿子本杰明和女儿蜜雪儿培养到大学毕业。
虽然柯比先生在服役前就是个经营建筑材料的百万富翁，家中雇有保姆和秘书，但乔治娅总是亲自无微不至地护理照顾着瘫痪的丈夫，为了给丈夫散心，她甚至用轮椅把他带到了中国！
我和麦克最后见到柯比先生，是在2005年新年。我们乘坐“公主号”游轮从纽约去巴哈马加勒比海度假，再专程去奥兰多看望那已骨瘦如柴、生命垂危的柯比先生。两年没有见面了，走进柯比夫妇那个比客厅还要巨大的、如椭圆形舞厅般宽大敞亮的卧房，只见玻璃墙外右面是游泳池和旋涡冲浪池，左面是孩子们的秋千以及更远处悠悠站着三匹马的牧马草地，阳光从落地玻璃窗斜射进来，照射在6米高的宽阔的白色墙壁上，在那里，我看到像博物馆画廊一样，挂着一幅幅陈丹青的西藏人物风景油画。被阳光照射下的这十几幅镶嵌在华丽镜框中的油画显得格外壮丽，而躺在这些油画下一张大床上的老人柯比却气如游丝，奄奄一息，与这些生机勃勃的油画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令人唏嘘痛心。
我知道柯比喜欢吃中国食品，立即开车去超市购物，做了炸猪排和葱姜龙虾。满屋喷香，我再切成细片，在大床边，乔治娅端着白色镶金瓷盘，我用刀叉小心地喂进柯比微张的嘴中。他的胃已经切除，靠喂营养液维持生命，但他努力细嚼着，最后尝尝几片心爱的美食。当柯比看到我昂起头观赏着墙上一幅幅油画时，他突然用微弱吃力的声音问我：“陈丹青……你见到他吗？”
多年来，他每次见到我，都会这样问我。
我说：“没有，很久没见到他了，听说他回中国当了大学教授，应该很不错吧。”
“That’s good……（那就好）”
“Julia，你看看这些画——”他凝重的眼神望着我，“我死后，这些画应当怎么办呢……我一走，家里的大树就倒啦……”他气喘着把29岁的大儿子克里斯多夫叫到床前，一字一句地对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需要，可以把这些油画卖了……记住这个画家的名字，陈丹青……”
柯比望了一下夫人，又把目光转向我，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吃力地说：“朱莉娅，还记得1987年，你带我去陈丹青家吗，你说你喜欢他的油画……在纽约……”
我说：“当然记得。”
写到这里，我顺手翻开《曼》书《北大荒的小屋》一章中的描述，我在这本书中仔细描写了柯比买陈丹青油画的情景，只是书中将陈丹青的名字改成了李丹心——现在既然陈丹青自己在电视上讲述了他在美国的坎坷经历，我也没有必要再为他隐瞒真名了。
1987年，陈丹青在纽约处于情绪极度的低落和内心的苦闷之中，这个以《西藏组画》而享誉中国美术界的中央美术学院高才生，现在竟连一幅油画也卖不出去，生活已经到了极度穷困的地步，他的妻子和女儿均在北京，对家人的思念和那种摆脱不了的孤独感、失落感时时紧缠着他，他说：“我的神经快崩溃了！”
在曼哈顿57街一个画展上听了陈丹青的陈述后，我心里就想如何帮助他，我出国之前就非常喜欢他的《西藏组画》，“也许柯比和乔治娅能买陈丹青的油画？”我想到这点后立刻把陈丹青介绍给坐在轮椅上、正被乔治娅轻轻推着欣赏画展的担保人柯比。柯比这个善良的美国老人听我讲述后，立即请陈丹青一起到58街喝咖啡聊天。
“我觉得渺茫，”在咖啡厅，这位曾经由于国内一篇报告文学《妙笔丹青》而一时风靡全国的青年油画家这时痛苦地说，“什么也画不出了，既卖不出，也画不出，我真的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我听了很难过，我理解他的心境。国内画家在异国他乡，要出头谈何容易？我一句句地把陈丹青的话翻译给柯比先生听，并对柯比说：“陈丹青是国内最早出名与出国的青年画家之一，很多人羡慕他的才华。但在美国却没能够走运。他的西藏油画在中国很受欢迎，我喜欢他画中散发着高原的气息，和诗一般豪迈开阔的笔触。”
我希望整天坐在轮椅上的柯比也能和我一样，喜欢陈丹青的油画，帮助陈丹青。
柯比先生说：“走，我到你家去，看看你的油画去！”
当天夜里，我和乔治娅推着柯比的轮椅到了陈丹青家，那是在皇后区窄小的一房一厅，光线黯淡。床上、地上、墙角、床下，到处都堆着陈丹青的那些卖不出去的油画，除了两幅较大尺寸的西藏人物风情画外，大部分是小尺寸、线条比较粗的西藏人物肖像画，与他以前的《西藏组画》相比，这些画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习作画，没有镜框堆放在室内。
“把这些全部收拾起来吧……你的这些画，我全部买下了。”柯比先生说，说罢他掏出支票本。
“这……太好了……”陈丹青瞪着大眼睛，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不要放弃，小伙子，”柯比先生说，“你画得不错，有才华。美国不像中国，在中国，也许油画是你的理想和爱好，任你发挥，在美国，任何一种爱好或特长，都只是你谋生手段而已。不要放弃，不要去餐馆打工，听我的话，也许这段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之后，你会成功的！”
就这样，陈丹青意外地得到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
我从心里为他高兴。
陈丹青于2000年回国被聘为清华大学美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出了一些书籍。陈丹青当称“识时务者为俊杰”，比在美国耗费年华不知好多少倍。
唯一让我不安的是每次当柯比先生问我：“你看到陈丹青了吗？”我总是无言以答。事实上，自从1987年那个夜晚，柯比先生以慈善之心用两万美元买了陈丹青堆积在床下的油画之后，几乎再也没有收到过陈丹青的任何电话（乔治娅告诉我，只有一次，大约在买画一年后，陈丹青曾来电问柯比是否愿意出资，把他的画印成明信卡打入市场），我本人则也再没有接到过陈丹青的一个电话。他或许由于繁忙或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再也没有向柯比与乔治娅问候，但我多么希望陈丹青能在节日中给柯比夫妇写上只言片语，哪怕是一张明信片，一张圣诞卡也好啊！
从1987年到2005年，18年过去了，柯比临终前又问到陈丹青，并且在他喜欢的陈丹青的一幅幅西藏油画下面闭上了眼睛。我多么希望奇迹出现啊！幻觉中，陈丹青站在柯比床前，说：“柯比先生，我在这儿，我来看你了！”他站在柯比家他自己久违的油画下，在床边紧握住在死神翅膀下挣扎的柯比的手，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们。”柯比先生流下了一滴眼泪，颤抖地发出微弱的声音：“我知道……你好吗？”
当然这只是我的幻觉。他在北京忙这忙那，如果不看到这篇文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我由衷地为陈丹青选择回国而高兴。乔治娅告诉我，他们原来和陈丹青素不相识，在我的极力推荐下买下了陈丹青的画，他们一直想让纽约的权威拍卖行给估估价，好在心中有个底。1994年，他们开着一辆新买的旅行车来纽约，这样的车我在中国从没见过，比两部大巴加起来还长，里边有带浴室的双人睡房，客厅和厨房餐厅加两部电视和电脑。我和麦克去佛罗里达时常住在这里。他们把陈丹青的画全部带到了纽约。柯比夫妇来纽约在我家住下后，第二天就开车去克利斯蒂和苏世比两家最著名的拍卖行。柯比夫妇兴致勃勃地向他们展示这些西藏主题油画。拍卖行主管说：他们知道陈丹青的名字，“可是很抱歉，我们既不能买，也无法估价他的画。据我们所知他和许多中国画家一样，每天在中央公园和时代广场卖画，或者在诸如此类的挣扎中谋生。”乔治娅事后对我说：“Struggle（挣扎），he still in struggle……时代广场的中国画家有许多是天才，可不幸的是，只要付20美元他们就能在20分钟内为路人画完一幅速写肖像，这就是苏世比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画估价的原因……”
幸亏陈丹青回国了。在清华一边当博导，一边当电视节目嘉宾，和陈逸飞一样成了中国社会名流。如果还呆在纽约，简直不堪设想。我直到现在仍然十分欣赏陈丹青的才华。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让人们不要盲目地认为到美国“变成华侨”就一定是好事。我相信陈丹青的本质一定是善良的，他当时一定是有自己的难处。
最近看到陈丹青写的（或引用的）三段话：
1）研究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家要到国外去。
2）年轻的利达访问毕加索：“先生，我、今早抵达巴黎，没去卢浮宫，先来看您！”
毕加索连声说道：“你做得对！”
3）艺术家自当如是看自己，命运倒霉的梵高在致亲兄弟的信中说：“有一天，全世界会用不同的方法发表我的名字。”
前两段尚且表明了陈丹青的经历和抱负。但对于第三段他引用的梵高给兄弟信的那段“全世界会用不同的方法发表我的名字”却让我困惑。我研究过梵高传，也去过阿姆斯特丹梵高兄弟提奥的藏品展，我从未看到过这句显然于梵高性格及经历完全相悖的话。
我记得梵高博物馆中有他的这两段话：
在这些屋顶上方，只有一颗孤独的星星，但只是一颗美丽的，大的，没有敌意的一颗。
我时常陷入极大的痛苦，这是实在的，但是我的内心仍然是安静的，是纯粹的和谐与音乐。在这寒冷的小屋里，在这朦胧的角落里，我心怀着不可拒绝的力量靠拢绘画。
梵高在37岁时自杀于田野中。人们认为他的伟大正在于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全世界都知道的人”。
我衷心希望克里斯多夫不要将陈丹青的油画卖掉。
此时此刻，当我在曼哈顿书房提笔疾书时，在美国南部的那个宅子里，阳光正透过落地玻璃窗，斜射在卧室高墙上的这一幅幅西藏油画中。画布上曾有一颗苦难中充满梦想的灵魂，行走在遥远宁静的田野山峦中，他与黝黑皮肤的藏民谈话；他寻找牦牛群在雅鲁藏布江畔湿地上留下的斑斓足迹；他努力不让缭乱飘扬的五彩经幡挡住他那射向蓝天的淳朴目光……这所宅子的一切是和谐的：乔治娅美丽哀愁的蓝色眼睛，被美国国旗陪衬的柯比先生微笑的遗像，阳光，爱犬，金发飘逸的儿孙们，都围绕在那一幅幅被画家可能早已忘却的旧画下，迎接一个又一个佛罗里达海风轻抚的早晨。（注）
我相信画家心中一定还有不会被遗忘的善良。
见证中美外交史的美国女人
——维吉尼亚·凯米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