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 经商的艺术
有不少人问我：“你一个女子，在美国和中国都没有任何背景，怎么会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打开庞大的销售网？”也有人问：“不少和中国做生意的人都吃了亏，血本无归，你是怎么成功的？”
1985年我来美国自费留学，身边只有40美元，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短短四年，我的公司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所转出的信用证和由我公司客户直接开出的信用证，已达到几千万美元。我已经有了纺织、工艺、轻工等二十多家大规模美国进口商的固定销售网。有一次，我带国内一个外贸访美小组参观了曼哈顿的近十家著名商店：“Macy’s”、“Lord & Taylor”、“Saks Eifth”、“Bloomingdale’s”等等。每家百货公司中都有经我开拓、推销的商品。当看到这些中国出产的商品标上昂贵的价格，摆设在装潢考究的名牌橱窗中，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安慰和自豪！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事业家，曾经作为洛克菲勒导师的**在他的著作《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弱点》中说，他很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他的专业技术所决定，另外的百分之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处世技巧。经商是一门艺术，而这种艺术技巧，如同自信心一样，常常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天赋。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给我一块大理石，把多余的去掉。”专业知识——包括在美国研究生院学习的商业管理、销售学——即是一块大理石，而人际关系、处世技巧则是艺术家的手，能否雕出精湛的艺术品全决定于此。
小学二年级，我戴上了红领巾，当上了少先队中队文体委员。那时，十岁左右的我，经常组织班级的和年级的各种文艺演出，组织校外街道的学雷锋活动，当主持大会的小主席，在营火晚会上当报幕员，任少先队合唱团演出的小指挥……尔后稍大些，我又沉浸在各种中外文学名著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以后是《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悲惨世界》、《九三年》……大量的阅读扩大了我的眼界和思维，正如大量的学生活动赋予我与日俱增的组织才能一样。如今，我仍然认为，如果一个人从孩童时代，就能组织他的伙伴，就能如饥似渴地阅读人类的精神财富，那么命运将注定他是个具有领袖素质的人。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领袖，也并不是人人都想当领袖，然而，领袖素质的具备，对于一个人前途和命运，快乐和幸福，都是极为重要的。我至今仍然感谢我的祖国，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童年，而这样的童年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以金钱物质为上帝的社会，许多美国孩子的童年是以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孤独的精神生活相伴随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生于斯长于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在大公司里只能充当秘书、跑腿角色，拿着低廉的年薪；而我只来美国数年，就能与总裁对话，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
做生意要能跑、能说、能写、能组织，再加上你手中可以驾驭的权力。那么就能在一片空白地上开出一个新天地来。1985年——我来美国那一年的年初，我平静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是上海外贸局的一个医生，从北大荒兵团回来后，我在静静的医务室里坐了五年，犹如困在池子中的蛟龙，常有一种窒息感。我开始了写作，从刚进医务室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这个安静的、湖绿色的小小医务室，可以用来作一个日间书房。我把许多心爱的书搬进了医务室，又铺开了稿纸，只要没有人来找我看病，我就读、写，直至下班。1983至1985年，我陆续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散文、诗、报告文学，那是我精神生活极为丰富的日子。但我仍然渴望跳出医务室，冲向社会。1985年，外贸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周医生，你的文笔和观察力都不错，市里成立了《经济新闻报》，到外贸局来要人，你愿意去工作吗？”我一听当记者，十分高兴，立即表示愿意前往。到了《经济新闻报》，看到一切业务尚未正规，一片混乱，而下周就要出第一份报。负责人朱总编每天急得团团转，从这间办公室冲到另一间办公室，一会儿抓住一张纸，一会儿翻出一张照片，跑来跑去，而打字机还没有运来一部！朱总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负责第一版呢，还是负责文艺版？”同时不等我回答，就说，“根据外贸局对你的介绍，我们决定让你当第一版首席记者，你年轻，脑子活，能拿出漂亮的第一版新闻！不过，文艺版现在还没人搞，你愿意当文艺版负责编辑也可以！”这一连串的“请君就位”，把我这个医务室的医生搞糊涂了。我这时想，十月革命时列宁在斯摩尔尼宫任命那些工人当他的财政部长、农业部长、交通部长，情景恐怕也是如此吧？而那些部长们还真干得不错，把苏维埃政权维持了下来。人的潜力，比你自己所能够想象的大得多得多！
我选择了文艺版——因为我喜欢采访人物和写人物传记。第二天，我就着手人物的采访。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女友的婚礼，那位女友也是个记者。我正打算采访一个和《经济新闻报》有点关系的人物，她马上推荐：《经济日报》派了一个年轻人到上海来组织国际经济信息中心，那人叫韦梁，很有开拓精神，不妨去采访他。并告诉了我他在上海宾馆的房间和电话。
马克·吐温在他的小说《神秘的陌生人》中说：“一个人的一生，如同一环环套起来的锁链，如果其中一个锁链改变了位置，那么整个人生都由此改变……”以后我常常想：如果我没有因医务室的沉闷而写作，那么我现在还是在那里当医生，直到退休——外贸局医生的位置是许多安于现状的人所求之不得的；如果我没有写作，就不会到《经济新闻报》，就不会遇到韦梁，就不会去他那儿工作，就不会在上海宾馆自己找到我的自费留学担保人——那么，我现在恐怕还在上海。
命运是一出人间喜剧，命运把我带到韦梁面前。第三天我去采访他，他和我侃侃而谈，从来上海建立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的规划，到整个经济特区改革的宏伟前景。他的谈吐展现了一个改革当前，任鲲鹏展翅的新天地，而采访也很快变成了双方的交流。我在外贸几年，看的和听的都不少，使这位刚踏进上海滩的外省青年，在高谈阔论之后也静静地洗耳恭听。临别时，他突然提出：“你既然刚从外贸局调到《经济新闻报》社，关系还没有过去，能不能马上调到我们《经济日报》上海国际信息中心来？”“调来？”我怔了一下，没有思想准备。“对啊！调过来，我让市委组织部立即发调令！”韦梁说，“我需要像你这样的助手！能跑能写，思想敏捷，你来后给我当副总经理，让我们一起在上海开拓一番事业！”在我来采访他之前，已经查阅了有关他的资料，上海各主要报刊都以大篇幅介绍了这位青年改革家，不久后将在锦江饭店召开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成立大会，由上海市副市长到会致词，各界要人都将出席祝贺。眼看他对我这么信任，又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我何不跟他闯一番呢？对将来写作也是一个难得的经历啊！于是我答应了：“好！我去找报社和外贸局商量一下。”就这样，我在编出了第一期《经济新闻报》文艺版后，被正式调到《经济日报》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担任副总经理。办公处暂时设在上海宾馆，我马不停蹄地奔忙于中心初建的各项工作中，同时一面小心地寻找机会，为我将来赴美留学作准备。不久，我在上海宾馆找到了一对来华旅游的慈善的美国夫妇，他们成了我的担保人和好朋友。
4月份，正值春暖花开时节，韦梁给了我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只有一句话：“到深圳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好做？”我登上了去广州的班机，到白天鹅宾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深圳。正像同年8月我到了美国，举目无亲、孤独一人一样，我到了深圳也是目无熟人。只见高楼林立，公路上穿梭而行着各种进口车辆，到处是高音喇叭播放的流行歌曲。我想起韦梁讲的一句话：“中心的现时主要任务，一是吸引外国投资，盖一座上海国际经济信息大厦——带酒店和国际会议厅，一定要是上海最高建筑。第二件事，是与深圳建立横向联系。不能小看深圳，要想办法把深圳变成我们生存的经济命脉。”这两件事，盖大厦由韦梁去办，开拓深圳由我去办。而我不久前还穿着白大褂，在医务室给人抹红药水呢！
我在深圳市中心跳下了车，摸了一下口袋中用来开拓深圳的“武器”：一叠自己的名片，一张中心的现金支票和一叠空白介绍信。凭这名片和介绍信，我可以求见高层次的人物；有了钱，我可以挥手叫计程车，用最短的时间去办最多的事。我马上决定：去深圳市政府，要求见深圳市长。我自己填写了介绍信，很快见到了市长秘书，他告诉我：“很抱歉，市长出国了。”然后他又说，“我可以把您介绍给副市长。”可是一打听，副市长因生病，没有来上班。“那么，到副市长家去吧。”我说。市长秘书问：“事情很急么？”“很急！”而这时我在脑子中飞快地编织一件属十万火急的事由，以便进一步说服这位市长秘书。可是他已经笑容满面地拨上了副市长住处的电话，并且很快告诉了我：“副市长同意见你，我们派车送你去。”
坐上深圳市政府黑色的“奔驰”轿车，我心中阵阵焦急，和副市长谈什么？怎么谈？既然我是《经济日报》信息中心派来的副总经理，那么就得谈经济，谈信息。那么搞一个大规模的活动呢？比方讲，搞一个深圳、上海的经济信息交流会呢？对！就是这个方案：把深圳所有的大公司、大企业代表请到上海去，与上海的大公司、大企业面对面地交流信息、来料加工、做生意……“奔驰”车疾驶着，我已在脑子中拟好了几个提纲，不几分钟，轿车停在一片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面积广阔的花园前。远远望去，一幢幢别致的白色小洋房和橘红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闪烁。司机告诉我：市领导人都住在这里。到副市长家门前下了车，我抬眼一望：奶白色洋房外面是一圈雕花铁栏杆，大理石的拱门旁有两个小喷泉，水从驾着喷泉的小天使雕像嘴中汩汩奔出。洋房外面停着一部紫红色的轿车，从洋房落地玻璃窗的帷幔后，传来一阵阵钢琴声。我想，这哪是深圳？这哪是中国？这明明是西欧，一派西洋生活方式！我按了门铃，钢琴声停住了，一个女孩跑到阳台上问：“你找谁？”“找副市长。”女孩向屋内叫着：“爸爸，有人来找你。”
在客厅中，副市长看了我的名片，让我坐下，我立即把刚才在轿车中拟好的几条设想讲给他听。“我在深圳时间不多，我打算召集各大公司的总经理开一个会，请副市长支持。”“你刚才谈的方案很好，上海是有几百年工业传统的城市，与深圳应当有纵横向的密切联系。不过，你打算搞的那项交流活动，要有个章程和具体规划，那么我们市里就比较好向下面说话了。”我立即说：“我明天就交给您章程和规划。”“好吧！我和工业贸易部部长讲一下，明天你去找他，他会协助你的。”
从副市长家回到我下榻的饭店，我立即打电话向韦梁汇报，他认为这个主意很好，问用不用给我派助手？我说不用。放下电话，我立即拟起经济信息交流活动的章程和规划稿。稿子写完后，又立即翻电话本打电话给印刷、打字公司，付高价要求当天出稿。当天晚上，一份清晰漂亮的《上海——深圳经济信息交流会简章》出来了。第二天，我拿着简章去见工贸部长，工贸部长一副老干部派头。他看了简章后说：“副市长让我们全力支持你，这儿是一份各大公司企业和负责人的名单，你去召集会议吧，我会出席的。”我回到饭店，照着名单一家家打电话，打不到电话就叫上计程车上门去找。用了两天时间，把三十多位各大公司总经理召集到深圳大酒店，有部长在上边坐镇，我又大胆地把简章作了更具体的发挥。先谈了信息有如电脑的软件，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等这些眼下时髦的理论，然后鼓动各大公司、企业带着他们的产品、设想、信息去上海，与上海的各个层面交流，一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成果。我还当即规定了参加这次交流会的费用：每个单位3000元人民币，包括机票、住宿、广告。结果当场有二十多家公司参加。几天之后，中心收到了6万多元从深圳汇来的支票。以后半个月，我只身往返于上海与深圳之间，并且亲自带队，精疲力竭地把二十多个深圳代表团带到了上海。5月份，上海——深圳经济信息交流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历时一周，果然造成了轰动。成交合同、合作项目达3500万人民币。《经济日报》、《解放日报》均在头条以醒目位置，每天详细报道大会盛况。这次信息交流活动被复旦大学一位经济学权威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效应”。而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从这次活动的经费和成交佣金中也收到了几万元的纯利润。
5月底交流会一结束，我就在一片赞赏声中激流勇退。因为那时我已经收到了我的担保人寄来的经济担保，并且收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英语了。我曾经抽空去过人民公园的英语角，在那里我发现，我在医学院学了五年的英语，几乎已是一片空白。英语角的青年们谈的政治、国际时势、电影艺术等，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连中国人讲英语都听不懂，到美国后怎么办？我决定向中心请假，在家里闭门读书，全力攻读英语，为赴美留学作准备。
韦梁听说我要请假学英语，一口表示没问题。由于深圳这一战役立了汗马功劳，他慷慨地表示我学习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并且让我到美国后作为《经济日报》的特约记者，继续给《经济日报》写文章。从5月到8月，我日以继夜地钻在一大堆英语书本中，大段大段地背诵《美国现代口语》、《托福词汇》、《新概念英语》。7月份，拿到美领馆签证，韦梁向我表示热烈祝贺：“短短几个月，没想到你打了这些个胜仗！”他召集了中心全体人员会议，让我向大家发表“告别演说”。赴美前一天，韦梁在上海宾馆为我举办了告别宴会，到会的除了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的骨干外，还有复旦经济学院院长，《文汇报》副总编等社会名流。韦梁高举白兰地酒杯，说：“我由衷地希望，并且相信你的才能在美利坚国土上能够开出鲜艳的花朵。我们等待一个老友，一颗明星，在太平洋彼岸发出光芒。”席间，大家向我频频祝酒、祝福（谁也不会想到几天之后，我在纽约唐人街为寻找一个保姆的位置而四处奔波，被生存危机威胁得惶惶不安）。告别宴会持续到深夜，人们仍然不愿散去。第二天一早，中心派出面包车、小轿车送我去虹桥机场。当我手捧着韦梁代表中心全体人员献给我的鲜花，热泪盈眶地登上飞机时，我更对即将告别的国土产生深深的依恋之情。
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自从第一天认识我就邀请我为他工作，直至分手登上赴美班机前，从来没有红过脸、争吵过的韦梁先生，竟然在欢送酒会之前，就已经在干一件令人吃惊、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中声明，我已被《经济日报》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除名，我将来一切活动与中心无关等等。这份文件在我登上飞机后的当天，就向各个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机构发出。而我还蒙在鼓里。到纽约后，给中心韦梁等人写了不少信都一概不见回信，正觉得奇怪纳闷时，家里来了一封信，告诉我除名的事。像晴天霹雳一样，把我震懵了：“这不和最后通牒一样吗？”我顿时从吃惊中感到一种莫大的污辱，立即写信给上海市委和北京《经济日报》总社，追问究竟。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找韦梁，问他为什么搞这份东西？用意是什么？是否周励犯了什么错误才这样做的。而韦梁的回答是令人不解的：“她的能力太强了，我想限制她一下而已。”上级有关部门告诉他，这种擅自发文除名的事情是不合乎纪律的，让他检查并撤销收回所有文件，这事才算了结。后来听一位非常接近韦梁的人说，他是个表面上豁达大度、颇有气概，而内心却十分狭隘、忌妒的人。当我的深圳战役打得漂亮时，他主持的大厦计划却由于无法落实贷款而落空，而接下来我却激流而退，并继而赴美留学。“他倒并不是想害你，”那位熟人说，“他只是想浇一下心中满腔的妒火，才这么干的，以求得心理平衡。”这真是种东方式的嫉妒心态！在外国，你比我强，我向你学，同你竞争，努力赶上你。在中国，你比我强，我就搞你，把你搞完蛋，趴下为止。这位敬我美酒、赠我鲜花的总经理，在背后这么狠地捅了我一刀，使我猛醒：我再也不能回到这个中心去了！
从脚下开始，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我将另辟起点。我独自来到自由女神公园，踯躅在火炬的光环之下，我又想起那句话，那句我在北大荒草甸中放猪时，曾反复对自己说的话——那是一位美国总统的就职誓言——
“自由的精髓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参加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在美国了！——我望着自由女神那凝重、雍容的面容——那么，决定我的命运的，就是我自己了！
每当我向一个新的客户敲门，我仿佛就听见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开头的那段震撼心灵的命运的敲门声：
如果当你敲开一家客户的门，从门里走出来的人将你从头到尾打量一番，然后让你走开，再粗暴地把门关上，这种难堪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那么，我决定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让所有向我开门的美国老板都喜欢我，即使不做生意，也能令人愉快地说一声“再见”。
魅力，英语中是“Attractive”，我先生麦克认识我的时候，就认为我很“Attractive”，他并且在这后面加了一句“Extraordinary”（不平凡）。用中文来讲，就是“一个有魅力的、不平凡的女人”——而那时我只是纽约州立大学商学院的自费学生，穷得要命。听了他的话，我暗自叹了一口气，想起了在童年、少女时期，那长时间笼罩在我内心中的悲哀。
小时候，虽然我很聪明、活泼，但是在镜子中，和从照相馆冲出来的照片中，我发现自己长得太平凡，甚至是太难看了，简直是一只丑小鸭：胖胖的圆乎乎的脸，脸色黄黄的，一双小小的眼睛几乎没有睫毛，单眼皮，翘鼻子，嘴巴也挺厚，总之，没有人第一眼见到我时会喜欢我的。那时，当我看到我的小伙伴们在阳光下跳舞，她们的脸蛋又红又白，像瓷器般闪闪发亮；还有那又黑又大的眼睛，真令我羡慕。我儿时的小朋友都很漂亮，我有时候看着她们，会看得发呆。尤其到了少女时期，当春情在心中萌动，却没有一个男孩子对你看一眼时，心里真感到：“长得不好看是少女最大的悲哀。”后来到了北大荒，随着青春成熟的发育，自己的外貌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特别是两个单眼皮居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双眼皮，我对着镜子把眼睛揉了又揉，因为当惯了“单眼皮”，眼部皮肤感觉很不舒服，可是眼皮仍然揉不回去。双眼皮双双的，把细细的一排睫毛也衬托出来，眼睛变得又黑又亮！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连黄如菜色的皮肤，居然也在北大荒的冰雪中变得红润和白皙起来。我到北大荒那年，刚过18岁，短短的二三年，我发现自己从一只丑小鸭，变成了一个身穿军装，手握大镐，英姿焕发的少女！1972年进了大连医学专科学院，有一次，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春苗》，到我们学校来挑选扮演春苗的演员，叫了几个学生去面试，居然把我也挑上了。在电影导演面前走步、回答问题，心中好不紧张。后来我们几个都落选了，李秀明扮了春苗。在银幕上看着春苗，我想，她多么美，我怎么好和她比呢？然而，我的自我感觉好多了。那种少女时期的悲哀，渐渐地一去不复返了。
可毕竟，面部给人的感觉不是最主要的。18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过：“一个女人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是美丽的，但她可以通过十万种方式使自己变得可爱。”一个女人是否可爱，主要在她的气质。而我，就是要在美国商人面前表现出一个东方女性的气质。我去见客户时，总是淡淡地施以脂粉，从来不浓妆（那样给人的形象只是秘书或女售货员）。除了结婚戒指外，尽量不戴其他首饰，衣着得体。我总是穿着能体现出东方女子线条美的丝质连衣裙，有些是我自己设计的，但只是一条裙子而已，不带金光闪闪、令人烁目的项链、手环、耳环，不珠光宝气，也不穿戴任何名牌——在美国商人面前，你是无法同他们所拥有的钱财和各种名牌货相比的，那么就做一个“清纯女子”好了，如日本电影中的那“纯情少女”——她们往往纯朴自然得如同清澈见底的一汪清泉，在当今这充满财富与权力竞争的社会中，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令人神怡，令人心动。
如果一个东方清纯女子，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微笑着向客户推销自己国家的产品，专注地倾听客户的各种要求，然后以“欧美式的工作效率”迅速反馈各种信息，那么那些美国百万富豪、亿万富翁们怎么可能把她拒之于门外呢？只要他们在生意上有一点点需要，或者是有一点点可能的需要，他们都会倾心与她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