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励    更新时间:2016-02-04 11:35:48

新版序言

董鼎山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于1992年由北京出版社初次出版时,我并未予以太多注意,我以为这类小说的主要对象是向往美国的中国青年男女,而我已到了不看小说只读历史与传记的地步。老年来临,时光有限,读书时间弥足珍贵。可是不久我就听到这本书在国内引起轰动,不仅万人争阅,登上畅销书榜首,更被国内知名评论家称作是中国文学史上“崭新的题材和人物形象”,亦有人将书中的诗情梦意、恢宏气势及其深沉厚重的社会历史内容比拟为“中国的《飘》”。

不久后,我在纽约的社交活动中认识了周励,她的特殊气质更使我对她的作品欲一睹为快,她送我一本。我读后不但惊讶她充盈的激情和文采,更惊叹她在事业上的气魄和倔强坚韧的个性。《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不是虚构小说,而是自传性的百事记载、纪实小说。该书结构即显出大手笔的风格,全书由《纽约商场风云》、《童年》、《少女的初恋》、《北大荒的小屋》、《留学美国》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六个章节组成,各成一体。从这些章节的名称就可以基本概括出作者周励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了,整部书40万字,读来就像她与你侃侃而谈。她对一个新时代新机遇的大气描写,及对自己戏剧性曲折经历和人生价值观的倾诉,令人在神往之后闭卷三思,跃跃欲试。文学对于时代,对于社会,是有一种无声的“号角”之催化作用的。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海底蛟龙,刚刚浮出水面,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东方巨龙已腾跃出海面,让世界刮目相看。谁能否认,十年来,在这骄人的业绩背后,也有着海内外千千万万个优秀的中国女人、中国男人卧薪尝胆、奋力拼搏的心血与汗水?

十年中,《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已十次重版印刷,正规渠道发行40余万册,与各种“非正规”印刷相加总数超过160万册,在国内可称为家喻户晓,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现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作者的故乡再作新版发行,我很高兴。周励请我替她写篇序言,我一时不知如何动笔。我惟一的反应是对她的羡企。二十多年来,我在国内外已出书二十余种,全部加起来也不及她一本书的销数,有时我怪自己为何不走写小说之路,不过我们生活背景不同。最近有几家出版社要我写回忆录,但我已无耐心和时间去整理、撰写几十年的浩瀚回忆。按我的年龄,是比周励的父亲还要大三岁。周励对我讲,八十年代她出国之前,就读了我的《天下真小》,我开玩笑地回她:“现在的青年出国,不会读《天下真小》,恐怕都要读你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了。”我想这恐怕不是笑话,而是事实。《曼》书充满的就是一位曾在北大荒吃过苦的美丽女子来到外国后横冲直撞拼打天下的传奇性故事。严格说来,周励不是职业作家,而是职业妇女。她的经历确实可为当今有志在国际打天下的青年借鉴。

因为同住曼哈顿,又同样喜欢纽约这座充满生气与魅力的城市,我与周励成了熟识的好友。周励说我的瑞典太太和她的德国先生都具有某种“东方风韵”,即东方家庭价值观。我们同样爱好旅游世界和欣赏芭蕾。她对意大利、古希腊、法国和俄国的人文史、艺术史抱有极大兴趣。我们不仅经常在各种活动中见面,她有时亦开奔驰车到东19街我家大楼将我载上,或去东60街邻公园大道她的府上聊天谈文学,或去64街China Fun共享午餐。几年前,我在上海电影文艺沙龙应邀参加了周励与她的一群年青朋友的聚会。在那个五光十色的上海之夜,她对我说:站在花园饭店门口,正面对着老锦江,背后是迪生,前面是流光溢彩的淮海路和国泰电影院……这是她儿时最熟悉的最喜欢的地方。一阵微风吹来,她说让她的“每一颗细胞都感到舒服!”。我又何尝不如此?四十年代,我也最熟悉这里的一切。和她(他)们在一起,使我感受到中国青年一代精英身上散发出的生命热力与开阔思路。我恨不得自己能年轻几十岁,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去。

身为商人,周励却酷爱文学、艺术、历史、音乐这些无法贴上标签去买卖的东西。现实生活中她充满了对生活的激情。她的书为何会长年畅销不衰?恐怕要素之一是《曼》书中的激情与爱国情结。近日看到纽约去年10月号《美国文摘》中一篇评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版十周年的文章,现摘于此:

2000年五·一劳动节,上海书城签名台前人潮汹涌,气氛热烈,长长的等待签名的队列里,有父亲带着儿子,有母亲牵着女儿,有老三届的知青,有干部、商人、在校的大学生,有年近八旬的老者,还有刚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一位排了五十分钟长队的上海交通大学女学生,当她终于挤到签名台前,眼中含着晶莹的泪光说:“周励阿姨,我是看着您的这本书长大的……”

……

海涅曾讲过:“文学一旦变为铅字,就不属于作者本人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曼》书并不属于周励个人。在互联网上,许多经典藏书网站都有这本书,在中国一些大学的中文系和商业管理系的课堂上,教授们演讲着这本书,这本书应属于北大荒人,属于周励那一代人的精神财富,属于所有热爱这本书的读者。

……

可以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展现了一个时代,亦影响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一代人。

我想,在美国各州各大城市,这些年来,一定有许许多多像周励这样的具备聪明才干和奋斗精神的炎黄子孙,才让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美国市场铺天盖地,“与时俱进”。

人,切不可将自己未经历、未体验的事物轻易冠以“虚妄”之称,这与“鸵鸟钻沙”之举同样不可取。在我眼里,周励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富有内涵与魅力的成功职业女性。另一方面,即使对她的书有一些不同声音或批评,我想她亦足以有“承担得起”和虚心听取的雍容大度的。

我刚过了八十生辰,近三个月病痛缠身,一直想写,却不能集中心思,今天总算如愿完稿,能为这本被称作是新时期留学生文学里程碑的小说作序,对我的晚年也是一种欣慰和乐趣。

周励,希望我们还会在美丽的上海淮海中路上相聚,愿那时我的“每一颗细胞都舒服”,不再受病痛缠扰。

生活是美好的。能健康地多活一天是多么美好。我衷心地希望拥有了“年青”、“健康”这两个最大本钱的中国新一代读者能珍惜年华,胸怀抱负,不懈奋斗,为国争光。

2002年9月30日

纽约

代序(原版)

周 励

1989年秋天,那是一个雨后初霁的傍晚。我漫步在纽约曼哈顿Park Ave与四十八街交叉口的教堂处,眼望着街心一簇簇嫩黄与猩红的郁金香,以及灯火辉煌、令人炫目的Helmsley大厦——这是纽约最特殊的一条大街,用繁华来形容过于简单。有人说,公园大道代表了美国的气派、豪华、慷慨和黄金帝国的威严。蒙蒙天空中飘着细细的雨丝,与天边黛红的晚霞及大道中流线般疾驶的轿车所映照的灯光相交织,混合成一团彩色的迷雾。我的心一下子飞到大洋彼岸,如烟的往事历历在目……那天,我决定想一想那些平凡的人,也想想我自己。从此,我就有了工作之余来Park Ave散步的习惯。

当我散步时,一边走,一边不时与那些高鼻碧眼,脚踏高跟皮鞋的金发女郎和西装革履的美国上班族擦肩而过,一个过去时常在我脑中浮现的问题,又跳了出来:

为什么那些脖子上挂满金饰物,面似高傲,上帝又赐予一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容貌的青年女性,生于斯,长于斯,然而在美国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只能争到一个给别人当秘书、收听电话,或者当售货员,替人跑腿等等廉价的“打工饭碗”?

每当我在周末走进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溜冰场餐厅,看到那些可爱的女子们在四处照应来客,端水和记账,这时我就想:她们不能当演员吗?为什么干这一行?而且可能干一辈子!

当我在纽约第五大道我自己公司所属的客户大进口公司里,与总裁谈判着这一年度的款式、进货、开信用证、交期等业务时,总裁由于这些关系到全公司命运的订货,显得既紧张又严肃,仿佛是面临着一场滑铁卢大战;而我和总裁交谈间,总不时有人恭敬地端上咖啡,或者坐在边上作速记。往往一个小小的细节问题,就有一大批人前来帮助调案、对样、记录……我看着白发威严的总裁对我微笑和期待的眼光,以及他对那些皮肤白净、打着漂亮的领带的下属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有时还大声呵斥的样子;看着那些下属们恭恭敬敬,惟命是从,生怕一个不小心丢了自己的饭碗的神情——这时我常想:这些白皮肤蓝眼睛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几乎从一出生就讲着一口发音纯正的美国英语,他们已经具备了上帝所赋予的种种优点,可是为什么反而生活得这么累,精神压力这么大?

有一次,我到维吉尼亚州一个客户的仓库去。在5000平方米的仓库里,女工们在包装着像小山般堆着的女短裙。工人们流水操作,在整个20米长的工作台上,有人烫,有人叠,有人装纸箱,却没有人讲话,大家都一声不响地拼命干着。这些女工几乎是纯一色的美国白种年轻姑娘,其中有一位长得像玛丽莲·梦露。这些长着一头金发,有着一双双碧蓝的、灰色的、棕色的眼睛的女工们一声不吭地拼命干着,没有片刻或瞬间的停息。汗水从她们的脸颊上流淌下来,而她们竟全都站着劳动,在偌大的车间里竟然没有一只凳子!我对那位领我参观仓库的老板讲:“这样的活儿是完全可以坐着干的。”而老板却回答说:“这是规定,从上班到下班必须站着工作,才能保持精力集中和工作质量的完美。”天哪!她们究竟是姑娘呢,还是机器?

而我——一个在1985年夏天闯入美国自费留学的异乡女子,虽然举目无亲,曾给美国人的家庭做过保姆,在中国餐馆端过盘子,却能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我在曼哈顿中央公园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并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度假。当我在瑞士,在托尔斯泰写了《琉森》的湖畔大饭店里,还打电话给纽约第五大道的总裁们,指挥调度着在我和我的先生麦克度假期间仍源源不断地从太平洋远航而来的集装箱……

1985年8月21日,我从上海登上飞机时,身上只带着40美元。下飞机后正是深夜,我无依无靠,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在候机厅里倚椅过夜,机场却不允许。这时正好见到有中国总领事馆来接其他人的大卡车,我就如遇救星般地跳上去,糊里糊涂地进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工作人员要我付22美元,把我吓了一大跳!付账之后,口袋里只剩下18美元了。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窘迫,我立即想象着将18美元乘以6,等于108元人民币,这相当于那时一个中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而这点钱使我在中国总领馆再住上一夜也不行!于是,我提起行李,迈出总领事馆大门,就这样开始了在美利坚第一天的生涯。这些情景发生在仅仅四年前,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Park Ave的雨停了,我走到56街拐了个弯儿,向最熟悉的第五大道走去。眼前是“Trump Plaza”、“Trump Tower”。这个名叫Trump的人,比我大不了10岁,已经是风靡纽约,举世闻名的亿万富翁了。他有百万富翁的血统,他的父亲就是显赫的地产商人。而我呢,父母是跟着gcd从胶东打进上海的新四军。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干部子弟”这个称谓越来越官方化,可我始终认为我的父母官并不大,而且很穷。当年我去北大荒建设兵团时,只是在火车快开动的时刻,面带忧伤的父亲,才往我手里塞了5块钱。我知道父母没有钱,还背了债,因为家里一下子要有五个人下乡。下一部列车就载着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开往北大荒呼玛县一个叫做河南屯的小山沟举家插队落户……我出国时,父母一分钱人民币都没有给我,我也坚决不要家里的钱。我到美国后寄回上海的第一张100块美元,母亲压在玻璃板底下,邻居们争着来看,简直要排上了队。短短的四年啊,四年前,我根本不知美元是何物!

我又漫步到第五大道上国际著名的Tiffany’s首饰店,踯躅在这个曾经拍摄过轰动一时的影片《蒂芬妮窗口的早餐》的橱窗前,耳边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月亮河》乐曲。与其说我爱这部电影,不如说我爱主演这部影片的女演员奥莱依·赫本。她太美了,我深深地迷恋着她在《战争与和平》中饰演的娜塔莎。我想到,如果托尔斯泰大师还活着,该如何感激这个把娜塔莎的灵魂奉献给本世纪的美国女人!当我17岁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偷偷地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贪婪地阅读着《战争与和平》,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在那个同样冷冷的角落里,我又如饥似渴地读完《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联共(布)党史》,并且大胆地给《文汇报》投一封信,批评这场“把国家和人民引向毁灭边缘的文化大革命”。这一下引来了学校发动的对我的批判。我的日记本,连同扉页上贴着的这位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的画像,都被造反派搜去,付之一炬。开完批判会回来,我呆呆地躺在床上,泪水从面颊流淌下,一时间,竟想到要去死……可我还太年轻,才是17岁的少女啊!我咬了咬牙,抹了几把眼泪,就挺过来了。谁又能想到,今天,我在曼哈顿的夜晚,在Tiffany’s首饰店的橱窗前,追思着托尔斯泰那颗伟大的心灵,而也许在明天,我又会到俄罗斯的大地上,去追寻那位老人的足迹……当我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绝望地哭喊着,泪水与呵出的水汽混合在一起,在眼睫毛上凝固成冰凌,又渐渐融化,又苦又涩地流到嘴边——那是因为造反派和工宣队把厚厚的批判材料悄悄地塞进我的档案,他们表面上批准我去兵团,而暗地里却想堵死我今后的一切道路,连我刚被全连评上的兵团五好战士,也因为“档案中有问题”而被拉下来!18岁的我,向谁求助呢?只有一个人伫立在风雪中,尽情地哭泣……谁又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坐在欧洲18世纪宫廷建筑的白色市政大厅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与纽约市长侃侃而谈,或是在气氛欢乐而幽默的圣诞晚宴上,周旋在美国富商巨贾与社会名流之中?究竟是机遇或命运,还是一股什么力量,使一个异国女子能在美国这块竞争激烈的土地上站住了脚?

美国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戴尔·**曾说过:“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的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他认为人的自信心与行为科学的结合,是事业成功、人生快乐的基础。我想,我之所以比那些生长在美国的白人同龄女子幸运,不仅是因为我的一生总是在奋斗,总是在设法改变命运,而且是由于我自记事起受到的一连串磨难中逐渐养成的一种倔强的性格。我在艰难中仍然憧憬着未来,渴望着机遇;艰难的生活历程压抑不住心中的激情,不断地努力凝聚着改变自己命运的爆发力。我觉得自己犹如一只啄壳的雏鸡,用那尖尖的小嘴,不断啄破外壳,终于有一天伸了伸脚,展翅一跳,跳到了壳外面,看到一片葱绿。我终于不仅是被周围的世界所吸引,而且由我自身的存在,也吸引了周围的世界——每当我去欧洲或南美度假旅游,或者是当我回到自己的故乡,穿梭于神州大地之时,我的纽约曼哈顿客户的电话便会像接上热线似的通到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各大宾馆我的床头。

当我写这个序言时,除了手下这几张空白的稿纸外,周围尽是堆得满满的客户发来的英文传真、函电、国际快邮信件、来样、合同、信用证……我太忙了,如石油巨商哈默先生所说:“一旦投入生意,就等于把自己拴在一列呼啸飞奔的战车上。”要静静地坐下来写一点体会或是传记式的东西,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本书是我前前后后思索了两年时间,今年6月份动笔,陆续写出的。虽然尽了努力,但文章仍有粗糙不足之处。另外,这里只是写我本人的经历和体会,以及试图描绘一幅美国社会生活的图画;作者本人无意涉及任何其他的真实人物,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也不下任何定义。

如果我的同龄人——从北大荒的“战友”,到老三届的同伴,直至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一点启发,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认识到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这个道理,那么对我来说便是极大的安慰了。

1991年11月30日

纽约 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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