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秩序带给整个人民，或者把最好的可能制度带给国家，必须考虑到各种条件因素。首先是整体对自身的行为，也就是整体对整体的关系，或主权者对国家的关系，我们以后会看到，这种关系包含了中间媒介的各种关系。
统治这个关系的法律被称为政治法，又称基本法，如果它制定得明智的话，如此称呼是有道理的。既然在每个国家只有一种最好的制度来治理它，人民一旦发现它就应该坚持下去，但如果这个现有制度是坏的，为什么还要把阻碍制度完善的法律认定为基本呢？在任何情形下，人民总是可以改变它的法律的，哪怕是好的法，因为如果人民选择了伤害自已，又有谁能有权利加以阻止呢？
第二种关系存在于国家成员之间的，或国家成员同整个政体之间。前一类关系应该越小越好，而后一类应该越大越好，以使得每个公民完全彼此独立，而极端依赖于国家。这是通过同一个手段达到的，因为每个成员的自由只有来自国家的力量。这第二种关系形成了民法。
我们还可以考虑第三种关系，它存在于个体和法律之间：定义了违法和惩罚。这构成了刑法，它比较其他法律的认可而言，实际上不太算特定的一种法律形态。
在这三种法律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第四种法律。它并不镶金刻玉，而是自在人心。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结构；它每一天都更新其新的活力；当其他法律过时或失效的时候，它可以恢复或替代法律；它使人民维持其精神支柱，使习惯的力量逐渐代替权威。我所说的是道德、习俗，归根到底，公众舆论。这一类法对我们的政治理论家来说是陌生的，但它是其他法律成功的关键；伟大的制宪者总是私下地关心它，但表面上只把自己局限在特定的属于旁枝的规章制度，而道德，虽发展成熟很慢，最终会形成制度的不可动摇的基石。
这些法律形态种种，只有政治法和我的论题有关，它构成了政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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