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我是没有资格对少数民族文学发言的，尽管我也写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评论文章，如阿来、叶广芩、关仁山、于晓威，等等，但我以为，这样的评论文章不能算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顶多只能算是广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而狭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限定，也是对研究目标和研究视角的限定，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主体进入到研究对象中去的。我以为只有从狭义上理解少数民族研究，其研究才具有特殊意义，才能触及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本质。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狭义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有开拓学术空间的必要性。最近我有幸参加了由《民族文学》主办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研讨会，我注意到，在《民族文学》提供的这次研讨会的议题中，有一个议题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现状以及学术生长点”。我想就这个议题谈点很不成熟的想法。我们现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一般来说都是直接从正面入手来研究的，也就是将少数民族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提纯式的研究方式，是将少数民族文学从一个融合了众多民族文化的文学格局中抽取出来进行研究，是侧重于对其本身的民族性进行研究。但少数民族文学在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各种民族文化交融的状态下进行的，这个特别表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活动之中。我相信，一个作家在使用他者民族的语言进行写作时，他的本民族文化的思维习惯会受到他者民族语言思维的干扰，会给他的文学叙述带来一些异样的东西。语言是人类文明的一大骄傲，语言的神奇性至今我们也难以解释清楚。不同的语言在塑造不同的文化精神，在我看来，保持一种语言，就是保持一种独特文化的最坚强的保证。也许从语言的角度才能看出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特殊意义。全球化的代名词就是趋同化，它在一点点抹平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今天的世界，不仅物种在大量地灭绝，而且更可怕的是，许多特质的文化也在消失。面对全球化的大潮，仿佛任何一种文化都难以抵挡它的同质化、格式化的企图。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也许唯有语言和文字是一道最坚强的堡垒，让多样化的文化得以保存下来。因此我对文学也有了一种庆幸感，庆幸文学的语言不是世界共通的语言，否则全世界的文学都变成了同质化的文学，世界文化的千姿百态也就消失了。从这一思路出发，我认为，应该特别强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汉语写作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我以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语言交融的特点，汉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湖，它汇集了四面八方的河流，每一条河流都代表着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点。说到底，汉语这个大湖不是属于汉族一个民族的，它是众多民族的集合体。所以即使考察汉语写作，也包含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要素。比方说，王蒙的文学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维吾尔语的影响。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他学会了维吾尔语，王蒙说：“一讲维吾尔语，我就神采飞扬，春风得意，生动活泼，诙谐机敏”。这既是维吾尔语的特点，是维吾尔民族的文化性格，也转化成了王蒙的文学风格。我不懂维吾尔语，但我能从王蒙的作品中揣摸到维吾尔语言的特点，何况我了解维吾尔民族的谚语。维吾尔谚语充满夸张和奇妙的比喻，典型地体现了维吾尔人的文化性格。王蒙不仅喜欢维吾尔谚语，而且他的不少精妙的句子就像是一条条维吾尔谚语。我觉得，王蒙文学世界中的深邃的哲理、睿智的幽默和乐观的生活态度都是与维吾尔民族文化有关的，对比王蒙去新疆前的创作时期的作品，以上这几个特点并不是特别突出，但王蒙去了新疆之后，这几个特点就逐渐强化了。完全可以说，王蒙在新疆的生活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如果说，他的文化基因中本来就有乐观、机智、幽默的种子，但这些种子只有移植到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才会长成一棵特别粗壮的树。王蒙自己曾很骄傲地说，他有另一个舌头，就是能讲维吾尔语的舌头。从一定意义上说，王蒙就是一个维吾尔人，因为他有一个维吾尔的舌头，他有一颗维吾尔的大脑。王蒙作为一位汉族作家，进行汉语写作，但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在他的创作中，同样包含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因素。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少数民族文学的角度，我称为“后视镜”的角度，就像汽车上的后视镜，使我们能够看到后面的情况，但这是与转过身去看不一样的看，因为观察者面对着前方，他是以前方作为参照去看后面的情况，他更是为了对前方的情况作出准确判断而去看后面的情况的。“后视镜”的角度是对前视的补充与完善。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应该研究汉族作家创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后视镜”的角度，透过这种后视镜所观察到的情景，有助于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做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把握。在一个多民族文化的语境中，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学习是相互的、双向的。同时也具有一种互为镜象的关系，从你的眼中能够看到我，从我的眼中能够看到你。我们不妨将汉族作家的写作也纳入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里面，这是不是也算得上是一个学术生长点呢？
比方说，重新认识中国多民族的文化价值，就是新世纪以来作家在应对本土性与现代性辩证关系中表现出的一种写作趋势。其中特别是对西藏文化表现出深厚兴趣。西藏文化博大精深，它的思想价值和精神意义越来越被人们了解。不少作家发现，从藏文化中能够找到疗救和补充当今文化的弊端和缺失的良方。范稳是比较典型的一位，他自新世纪以来，相继写出了以表现藏文化精神价值为主题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水乳大地》写了滇藏地区一百年间的轰轰烈烈的故事和变迁，表现出信仰的力量，也表达了一个作家对信仰的敬意，作者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念：未来将是一个走向交融、走向合作的精神世界，而信仰的阳光将把这个精神世界照耀得无比灿烂。《悲悯大地》则让我们看到，藏族人民把精神享受看得比物质享受重要得多，即使在物质极度贫乏的状态下，他们的精神追求也无比地强烈。在藏族人眼里，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是没有分别的，因此他们的生活才变得异常丰富。藏文化对精神性追求是与他们的生命意识连在一起的。藏文化追求一种平和安宁的境界。马丽华的《如意高地》、宁肯的《天·藏》也是藏文化浇灌出的硕果。《如意高地》以一本古书为线索，追寻前人入藏的经历，再现西藏百年的巨大演变，将一个爱情绝唱镶嵌其中。宁肯从哲学的高度思考自己在西藏的生活，《天·藏》几乎就是他的思想实践的真实记录。小说写一个内地高校的哲学老师王摩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主动来到西藏，在一所小学教书，当时的社会陷入一种方向性的迷茫，王摩诘则选择了西藏这块净地，让维特根斯坦的现代哲学与藏传佛教对话，并努力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作者将一种形而上的思考融入到洁白的雪山、明亮的阳光、飘动的经幡之中，使思想也变得富有形象感和神圣感。宁肯的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对当下物质主义崇拜的严肃诘问。草原文化也是作家重视的本土文化资源之一。今天，当全球化、都市化的钢筋水泥般的大军大面积地侵占生长着大豆高粱的土地时，农耕文化就像一位卑微的弃妇退缩到人们的视线后面，建立在农耕文化秩序上的一切伦理道德观念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无足轻重，人们迫切需要为攻陷后的行动找到观念的依据，于是不约而同地找到了草原文化。作家或者把狼奉为当今社会的图腾（如《狼图腾》），或者视藏獒为最忠实的伙伴（如杨志军的《藏獒》），或者从狐狸身上看到文明的危机（如郭雪波的《银狐》），更有直接反思草原文化历史的（如冉平的《蒙古往事》）。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草原文化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元素构成，但过去我们也许忽略了草原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建设性作用。比如《藏獒》中的父亲，他像是人类文明的化身，他真正懂得藏獒的内心，是在他的感化和启迪下，互为仇敌的藏獒才会由恨转为爱。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但作者赋予了父亲更大的文化使命，他在草原上开办学校，以教育启迪人性，净化人性，使人们从仇恨和对抗中解放出来。
从以上例子中就可以看出，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是如何影响到汉族作家的写作的。当我们考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时，我们就会从“后视镜”中看到汉族作家写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到创作的走势和动向，并调整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因此我以为，完全可以把这样的汉族作家写作的研究看成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部分。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传统，这是我们观察汉语写作的重要前提。我的意思是说，现代汉语作为现代社会的官方语言和主流语言，没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归宿，但几乎每一个民族都能从汉语中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元素。我读到过《民族文学》主编叶梅的一篇文章，她在这篇文章里介绍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现状，我非常欣赏“多民族文学”这个提法。叶梅在文章中只是将这个提法限定在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汇合体的意义上，但我以为，完全可以将多民族文学的意义扩大到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汉语写作的文化本质的概括。也就是说，汉语写作具有多民族文化的特征，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到汉语的文化系统中，在汉语写作中或隐或现地呈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首先应该具备多民族文化的意识。我最终要强调的是多民族文化的意识，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之所以应该增加“后视镜”的观察视角，其理论依据不也是因为我们的文学是一个多民族文化集合的文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