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以其历史小说和战争小说而蜚声文坛。1983年发表在《花城》上的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这篇小说以煤矿生活为背景，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民国年代那段沉重的历史，小说所具有的厚重历史感和沉郁的叙述风格，不仅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且还获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他第二年写作的战争小说《军歌》再一次获取这一荣誉。这两篇获奖的小说大致上也确立了周梅森的写作路数和创作风格。在以后的十来年里，他相继写了反映中国煤矿草创期的艰辛和血泪的《黑坟》《原狱》，反映清朝末年洪帮起义的《神谕》，反映中国托派和早期革命者真实境况的《重轭》，反映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历史的《沉红》《孽海》《孤乘》《英雄出世》，以及一批战争小说《国殇》《大捷》《沦陷》等。对于周梅森这一时期的小说，批评界曾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冯牧当年就惊叹周梅森“大有当年茅盾写《子夜》的气魄”。也正是这一原因，持有正统文学观的人并不认同周梅森后来的文学转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周梅森转向了现实题材的写作，他的小说与现实的政治话语和社会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从1997年出版长篇小说《人间正道》起，他仿佛是掘开了一口富产的油井，不可遏止地喷发出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几乎一年就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相继出版了《中国制造》《天下财富》《我主沉浮》《国家公诉》《至高利益》《绝对权力》《疯狂与财富》等十来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几乎都改编成了电视剧，并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转向后的周梅森也就成了一位在社会上拥有极高知名度的作家，他的作品在市场上也非常畅销。也许主要是这两个因素，让那些自认为坚持文学性的批评家们对周梅森后期的作品采取蔑视的态度。我们可以说周梅森是一位“两栖作家”，电视剧的成功无疑对他的小说带来了正面的效应。这也许正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学借助电视等现代媒体扩大影响。当下的一些有广泛读者的作家几乎都与影视有关系。另外，影视语言对于作家写作的影响也不能绝对地断定是负面的，它或许是拓展文学性的新途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周梅森在电视剧上的成功就否定他的小说的文学性。至于他的小说的畅销，我们似乎不能依此就说周梅森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因为他的小说尽管在市场上畅销，但他并不是采用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畅销小说的固定套数和写法。在我看来，他的小说的畅销，正是他的文学性所起的作用。在一个越来越认同多元化的社会进程中，文学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的文学观念固守在某一点上，只认同某一种文学样式，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在新的时代下文学的丰富多样性，也无法把握文学发展的可能性。这篇文章里，我所要讨论的则是周梅森文学转向后的作品。在我看来，周梅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写作是一种自主性的政治文学，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周梅森的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而他的一系列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小说，开启了文学干预政治的新的一页，我把这些小说统称为“新政治小说”。
早在七八年前，我在评论周梅森的《中国制造》时，用了“政治小说”这个概念。现在看来，政治小说虽然不能涵盖周梅森小说的全部，但还是突出了他写作上的特殊意义。问题在于，政治小说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早在十九世纪末期，中国面临西方的强权侵入，不得不图求民族振兴时，一些政治思想家极力主张“政治小说”，梁启超是从“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高度力倡政治小说的。在梁启超等一批仁人志士的推崇下，晚清民初掀起了一股政治小说创作的小高潮，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陈天华的《狮子吼》等，这些政治小说虽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但缺乏文学性，没有留下什么成功之作。不过付建舟认为晚清的政治小说对以后的文学产生了一种泛政治化的影响。陈平原也说过：“纯粹‘借以吐露其所怀之政治理想’的政治小说，本身成绩并不可观；可影响于‘谴责小说’的写时事与发议论，‘言情小说’的借男女情事写时代变革，‘社会小说’的政治热情与寓言式象征……以至在晚清大部分小说中都隐隐约约要见到政治小说的影子。”同时还得注意到，在泛政治化的社会思潮中，有些批评家无限扩大了政治小说的疆界，甚至连《红楼梦》也被称为“政治小说”。在对当代小说的批评中，这种泛政治化的观点更为常见。比如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改革小说、反腐小说等等，都可以指称为政治小说。周梅森的政治小说既不是晚清时期兴起的政治小说，也不是泛政治化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小说。但周梅森的政治小说承续了晚清政治小说的以强烈的政治意识统领情节的基本特点，而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干预又与社会问题小说、反腐小说以及改革小说相呼应。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周梅森政治小说之新。
他转向的第一部小说《人间正道》写于1996年，是家乡的变化打动了他，他的停驻在历史陈迹中的目光拉了回来。他在两年前回到家乡徐州，被家乡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所震惊，有了反映家乡改革现状的创作冲动，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他到徐州挂职体验生活，在徐州市政府当副秘书长。大量耳闻目睹的新鲜事情成就了一部《人间正道》。当时他的家乡正在集资建公路，许多人对修路的意义并不了解，因此反对的意见也很激烈，修路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困难。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基本上是围绕修路的事件而结构起来的。估计不少的人物和情节都有着直接的生活原型。所以小说出版后，就引发出一场“对号入座”的大麻烦。当时有四十来个厅局级干部要联名告周梅森，当地还要封杀他的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这个“对号入座”的事件激怒了周梅森，也使他对中国官场和中国政治有了更大的兴趣。据他自己说，如果没有这一事件，也许他写完这部小说就会再去写他的历史小说的。而我要说的是，尽管周梅森写《人间正道》时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作上转向当代政治，但这部小说大致上确立了他以后的政治小说的基本思维方式，开启了新政治小说的路子。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专门介绍周梅森写作《人间正道》的动机，就是想说明一点，尽管从写作的对象来看，周梅森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从过去的历史小说转向现实小说，但无论是过去的历史小说，还是后来的现实小说，周梅森的写作动机并没有完全改变，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在于他是一个充满挑战意识的作家，他的写作都是对现实的挑战。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不断引入，作家们在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凝固作用下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逐渐有了松动，一些走在思想前沿的作家从各个方面寻求突破。当代小说在表现抗日战争历史时，基本上是紧趋当政者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政治结论：中国gcd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主力，国民党始终是消极抗日、积极内战。这种政治结论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在无形中也就给文学规定了种种不可逾越的禁忌，其中一条最大的禁忌就是不能正面表现国民党的抗日，国民党军队在抗日题材作品中即使出现了，也基本上是一种消极的甚至反面的形象。自五十年代以来，这也成为了一种坚定的社会公识。周梅森作为一个充满挑战意识的作家，首先就选择了对这种社会公识的挑战。他具有这种挑战的优势，因为他的家乡徐州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国民党的主要战区，可以料想，他从民间听到了不少关于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故事。应该说，他也尝到了挑战的甜头，同时也体会到挑战带来了刺激。《军歌》《沉沦的土地》这些作品尽管也获了奖，得到首肯，但也引起争议，恰是这种争议凸显了周梅森挑战的思想价值。但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国民党抗战的历史逐渐被人们所认可，表现国民党抗战也成为文学中很正常的事情，在这种情景下，周梅森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中也许感到了一种乏味，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周梅森的转向也是他寻求挑战刺激的一种内在需要。而在写完了《人间正道》之后，他找到了新的挑战对象，一种更富刺激性的挑战对象。这也许得感谢那些主动对号入座的官员们。因为正是官员们的告状以及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干扰作家正常写作的行为，使周梅森认识到了文学对于现实仍然具有杀伤力，同时也发现了现实中充满着诱惑力。于是，他放弃了他已经写得得心应手的历史题材（何况历史题材写到这个时候也失去了最初的挑战性），转而直接扎向现实的大海之中。
作家的挑战意识是创新的动力，但选择什么对象来挑战在不同的作家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周梅森选择的挑战对象往往是具有鲜明的政治话题的内容，在写历史小说时，他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显然是一个**的政治话题。其后在写现实题材时，他所涉及的内容往往是社会热点，直接问责政治。因此，政治情怀、政治抱负、政治眼光，这些都可以说是周梅森进行写作的内在因素。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意识。这本身也构成一种挑战性。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一股否定政治的潮流在文学中弥漫，许多作家故意掩饰或模糊写作的政治性内涵，仿佛这样就是在做真正的文学。90年代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处在相当紧张的状态之中，新写实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通过所谓零度情感的、原生态的方式，作家放弃了对意义的关注，以此来解决对政治的紧张性。但周梅森则是正面出击，迎着政治而上，他试图在接近现实政治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周梅森始终关注着中国当代政治的变化。他的小说主题基本上都与政治的主题有关系，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一种政治文献的价值。我曾把他的小说写作称之为中国当代的“政治白皮书”。《人间正道》是周梅森写的第一部新政治小说，当时他就**地探到了中国政治的脉搏：中国政治正从虚幻的思想争斗转变到实干。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的政治策略，因此他将小说的主题设定在地方官员干不干实事的矛盾上。而后写的《天下财富》显然是对政治路线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一最大的政治动向所作的呼应。当经济改革向着纵深发展后，政治体制上的问题逐渐成为最大的掣肘，于是他就写了《中国制造》。《我主沉浮》则是关于一个经济大省25年改革的反思与回顾。主人公是一个省长，他从乡镇长干起，一直升到权力高层。他面对的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自己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沉浮。长篇小说的主旨是探讨资本原罪、改革原罪问题。《至高利益》写了一个市委书记上任后，面对一座城市历届一把手的政绩工程的抉择，追问了什么是gcd人的最高利益；《绝对权力》以反腐为主线，探讨的是作为党的高级官员如何正确地行使权力、维护权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国家公诉》中，周梅森写了一场大火造成150多人死亡的灾难，试图通过这场灾难进一步剖析体制上有哪些问题需要改革和改进，着重对渎职行为和滥用权力进行重新认识，它最终要说明的是如何能够真正实现“以法治国”，而不让它仅是一句口号。而在《梦想与疯狂》这部新作中，周梅森直指当下政治的核心——资本。在资本时代，资本就是最大的政治。如果不解决好体制的问题，每个国人都将被资本彻底改造，我们只会留下一些“英雄兼混蛋”的资本时代的新物种。在周梅森的笔下，无论是孙和平、杨柳、刘必定也好，还是简杰克这样的国际金融投机者也好，大概都算得上是“英雄兼混蛋”的新物种。周梅森凭借敏锐的政治识见，对这些人物并没有采取简单的褒贬，而是呈现出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他们有可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他们也有可能贻害无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体现了人文精神的、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资本运作体制。这是一个最具现实意义的政治课题。我们在阅读《梦想与疯狂》时，会从这些“英雄兼混蛋”的各类人物的表演中感受到这一强烈的现实穿透力。
这使我想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恩格斯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从恩格斯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巴尔扎克的成功，是与他始终如一地关注着法国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巴尔扎克也是一位充满着政治热情的作家。因此，周梅森的写作与巴尔扎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凭着持续的政治热情，以小说的方式记录着中国现实变革的进程。
我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描述周梅森的新政治小说的特点。
其一，新政治小说是以政治官员的视角去观察问题，从政治的立场设置和处理矛盾冲突。《人间正道》是以一个城市的修路来展开矛盾冲突的，而这部小说的主要冲突就是官员内部的冲突，是一群干事的官员和不干事的官员的冲突。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不干事就是最大的腐败”。《中国制造》的主要冲突则是老书记姜超林与新书记高长河之间在权力交接时因为体制的原因而造成双方的隔阂、提防、制衡，从而提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主沉浮》的矛盾冲突是经济发展与权力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掌控权力的一方，因此小说基本上是以一个经济大省的省级领导班子作为叙事主体，塑造了省长赵安邦、省委书记裴一弘、省委副书记于华北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形象。
但要注意到，这种政治官员的视角所传达出来的政治意识又与现实中的政治官员的思想是有差距的，小说中的政治意识仍是周梅森本人的政治意识，他不过是借用了政治官员的视角而已。这就决定了新政治小说的第二个特点。
其二，新政治小说表现了强烈的政治乌托邦意识。
乌托邦是逐渐被我们疏远的文学圣地。这个术语最早由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创制，它的词根是两个希腊词，一个词的意思是“好的地方”,另一个词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这就决定了乌托邦的双重含义。一方面人们将其视为“空想”、“白日梦”的同义词，另一方面，人们在为某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规划”或“蓝图”命名时也往往不约而同地想到“乌托邦”。正因为此，作家们往往愿意在作品中建构一个乌托邦，来寄寓自己的美好理想。人们把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视为最早的乌托邦文学。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描绘乌托邦的文学名篇。如阿里斯托芬《鸟》中的“云中鹁鸪国”、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德廉美修道院”、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神仙居洞天”等。文学中的乌托邦可以说是作家建构的一个虚无的存在，但正是通过这种虚无的存在，作家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和对理想的憧憬。人们在谈到乌托邦时常常会引用当代美国神学家蒂利希的一段话，他说：“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在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政治乌托邦是人们对社会美好想象的重要形态，它表现为对绝对正义的渴望，对现实政治合法性的表示怀疑，是对不正义的政治现实的反叛、逃避和超越。周梅森的政治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乌托邦意识，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反映了现实政治的某一重要问题，其矛盾冲突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在每一部小说中他都最终让其矛盾冲突获得有效的解决，在这种解决中，周梅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为现实政治提出了自己的操作方案。如在《中国制造》中周梅森就涉及到当时最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小说所描写的平阳市在经济上得到飞速的发展，但旧的政治体制影响到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中国制造”虽然走向了海外，但真正要让“中国制造”站住脚，必须是用中国自己的“机床”——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现存秩序等“加工”出来的产品。老市委书记姜超林与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高长河，其对党的忠诚、其事业心、其政治抱负，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不应该构成冲突，但只要他们之间在职务上发生了接替的关系后，他们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构成冲突。周梅森非常准确地描写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几乎不掺杂个人私欲的冲突，又是目标并不相左的冲突，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制造”的冲突，人物冲突背后的原因是政治体制的弊端。周梅森以其政治乌托邦的意识赋予了高长河挑战现有政治体制的勇气。周梅森安排了一个很微不足道的细节，高长河拒绝了办公厅主任为他安排的0001号牌照的奥迪车，果断地要求“换车！”也许这一换车意味着平阳市更伟大的“中国制造”已经开始：领导班子建设，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在制造一个中国独有的更伟大的辉煌。
周梅森的政治乌托邦意识在小说中凝聚成理想型的政治领导干部形象。他对自己为什么热衷于塑造理想官员形象有一个解释，他说：“我的作品还能给各级官员树立一个标杆，告诉他们真正的好官是这样的。毛泽东当年曾经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其三，新政治小说的立意主要落在对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视和质疑。
周梅森的新政治小说无疑关注的是涉及到国家发展和民生民权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问题，从聚焦点来看，所谓改革小说、反腐小说、官场小说都有相似之处。我之所以要以政治小说的称谓将周梅森的这类作品区别开来，就在于周梅森在关注这些社会问题时，都是将其归结到政治权力和政治生活中，直接向政治问责。如《至高利益》的故事核心是某市国际工业园的恶性污染事件，这是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许多作家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多半都是突出生态的主题。但周梅森则是归结到政绩工程，这完全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党的至高利益是为人民谋福利，但现有政治体制的升迁制和考核制架空了至高利益，官员们满足于做表面文章，搞政绩工程。周梅森在这部小说中将政绩工程上升到关乎政权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他看来，政绩工程比贪污腐败更可怕。为此他塑造了一位敢于挑战政绩工程的市委书记李东方，李东方不仅不搞自己的政绩工程，还不惜得罪领导和政治上的恩人，冒着被撤职的风险，掀开了过去政绩工程问题的盖子，为前两任领导的政绩工程“擦屁股”，逐步将城市的经济建设纳入了正轨。小说中李东方有一句点题的话，他说：“我们的任何政绩都必须建立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基点上，离开了这一基点，事情就会起变化。”这句话看似很普通，但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不仅体现出周梅森强烈的政治意识，也体现了周梅森的政治智慧。这就保证了他的审视和质疑能够在层层障碍和禁忌下传达出来。
不可否认，周梅森的新政治小说有其不足之处。首先，他带着强烈的明确的政治意识，势必影响到文学形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充分展开。特别是他小说中的政治英雄人物，其个性化色彩不够鲜明，而且多部小说中的政治英雄人物有着千面一孔的模式化痕迹。显然这些人物都是用他的政治乌托邦意识作为原料塑造的。以理想型的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识，这种方式无可厚非，但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如何去追求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和文学化，则是在考验作家的功力和耐心，周梅森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还是不太够。另外，作为政治小说，其视点无疑集中在政治层面，因而就造成了小说缺乏日常生活的风景和情趣，太强烈的政治性完全挤占了诗性发挥的空间。套用古人对诗词不同风格的形象说法，我以为，周梅森的新政治小说不乏“大江东去”的气魄，却缺少了一些“晓风残月”，难以让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吟唱。
周梅森的新政治小说体现了当代文学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步入一个良性的正常的状态之中。他通过新政治小说的写作样式有效地表达了当代作家的政治情怀。这是周梅森新政治小说不可忽视的意义。自新时期文学以来，文学与政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在一种紧张的对立的关系状态中。许多作家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意识，往往采取与政治现实不合作的方式，因此去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观点占了上风。在这类观点的影响下，日常生活叙事特别发达起来，而正面表达作家政治情怀的宏大叙事却遭到了冷遇。事实上，去政治化与非政治化只是作家表达政治意识的另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与政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的写作方式，它并不利于作家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怀。在这种情景下，周梅森坚持新政治小说的写作，实际上也就是坚持宏大叙事。更重要的是，周梅森并不是坚持过去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而是充分利用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的因素，将宏大叙事与民间精神结合起来，从而使受到冷遇的宏大叙事获得新生。应该看到，宏大叙事是表达文学的政治情怀的重要方式，缺少这种方式，文学的表达就是不健全的。在我看来，新时期文学的叙事中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的政治情怀，借用吉登斯的理论，我把这种两种政治情怀分别称之为解放政治的情怀和生活政治的情怀。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是吉登斯的两个基本概念。吉登斯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吉登斯认为，从近代到现代的政治，在本质上都是解放政治。吉登斯所谓的生活政治则是指应对现代化发展中解决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的政治策略。生活政治“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新时期以后的拨乱反正，也就是中国本土在二十世纪末期重新启动现代化的“解放政治”。但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又是一种后发式的现代化，它使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处在同一时空之中，具有鲜明的“时空压缩”的文化特征，因此生活政治在社会领域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空间，它们需要通过文学叙事获得认同。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这两种政治模式尽管存在矛盾甚至对立，但在中国当下复杂的现代化处境中，二者并不是谁取代谁的态势，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形成纠缠在一起的难舍难分的关系。在相当长时间里以及在相当作家的心目中，解放政治被当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专有物，因此文学中解放政治的声音很弱。周梅森的新政治小说显然强化了解放政治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