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的十五号是发工资的大日子,现在每个月我的工资已经可以拿到四百五十元了,工厂每月只发三百元,其余的都会押下在过年的时候才发。班组里基本上大家的工资都是一样多的。除了几道特殊的工种会略略多上一点营养补贴,这也是大家能够认可的不会横生枝节。
可是这天班组里的一位年轻的阿姨却闹了起来,那个理由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不讲理,也最没有道理的理由。一开始我听了半天都没有明白她生气的理由,后来终于在别人的解释中明白这位阿姨是怎么算工资的。我十八岁,她三十六岁,她比我大了一倍,为什么我的工资不是她的一半呢,为什么一个小毛孩子和她平起平坐呢。哦,上帝。多么荒唐的理由啊,我得罪了她什么要被她如此的奚落,真真心里有把火要烧起来了。当我想发火的时候却被同事上来把我硬生生的拉走了。那时是第一次被同事这样的羞辱,过后拉我的同事说:“她们都是安徽人不讲理的,你跟着我们不会吃亏的。”这次事件以后我知道了什么是老乡,什么是党派。不管我是否会说四川话,我就是四川人,四川老乡就是和我一派的。
很快冬天也过了一大半的日子。年前单位发下押下的工资再发了些奖金我也拿到了二千多元钱回家交给了母亲。这一年就这样平平顺顺的过去了。年后上班才知道班组走了老人这时候是新人进来的时候。我们班组分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她姓江我们叫她小艳。几天后她分到和我搭档,自然我们也慢慢的聊了起来。小艳只比我大两岁却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中午我们一起吃好饭就回到车间,没等我屁股坐稳好多男孩子就围了上来,最后将我挤了出去。起初我还站在旁边观察,好些人是来帮忙干活的,有人是来送瓜子饼干的。乱乱的,我都不明白是为什么。没几天连吃个中饭我都被挤出了局。一天小英姐叫上我一起吃饭,我才算有岸可靠了。这些天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怎么多了个男孩子。开始我也就自管自的骑自行车往家赶,后来有一天轮到小英姐休息没来,那个男孩子在晚上回家的路上居然向我介绍起他自己的家庭人员和情况。我听了也不提问,他却突然问了句我订婚没有。当然我听了大笑起来说没有。要知道我们家是不可能按照老家的风俗给我订婚的。也许就是因为这次我哈哈大笑的态度让那个男孩子误会以为我愿意和他谈对象的吧。
这一年妹妹初中将要毕业了,是否上学还是工作又成了重要的问题。由于升学制度的放宽妹妹是可以参加升学考试的。奇怪的是父母并不和妹妹谈这些问题,日子过的到也非常平静。直到那天妹妹同学的母亲来我家串门,在他们的谈话中我才知道父亲准备让妹妹去顶班。听到这个消息我终于认清了父母是多么的偏心。这之后父母并不向我解释缘由,只是忙他们已经确定好的事情。可是不久父母叫上我们再一次的开起了家庭会议。会议上父亲精神萎靡说是错估了情况,错过了顶班的时机,我们家已经没有可能去顶班了。现在单位出了新政策只要肯买房子就给转上海户口,但是一个户口十二万,两个优惠是十八万 。父亲问我们的意见。我们来上海十几年了,当初来的时候也是因为父亲是单位的劳模准备给我们转户口的,谁知父亲的一场肺癌,换成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等到的局面。如今买房子对于我们家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金钱的高压,就算是借别人早知父亲有病也是不肯的。妹妹坐着默默的哭了起来,后来逐渐激动的说她不吃饭也要买户口。母亲安慰她只要以后找个上海人嫁就能来户口。要是不想嫁上海的就找我们老家的必须要在上海买房子那样户口也来了。就这样户口成了我们全家的心结,梗在喉咙成为多年拔不掉的一根刺。九月妹妹考上了成人中专但是录取通知晚来了三天,此时她告诉父亲不再想念书了想去工作,赚也要把房子赚回来。十月多妹妹拿着我的身份证在我们工厂的分厂上班了。分厂还没有我们工厂离家距离远,可是母亲却以妹妹身体不好为由在外面为她租好了房子,还三天两头的跑去送各种东西,但是妹妹由于太懒终于在外面住了一个半月后搬了回来。
我的生活开始过的有了些色彩,这还得从一封莫名其妙的情书说起。一天同事王永拿了一封信给我,并不断的问我是谁写的。天哪这么差劲的文笔让我没忍住差点笑出了眼泪。我拿过信并不理睬他回到了车间。车间里的气氛好诡异,小英姐走上来附在我耳边说班组里的男孩子都上楼去了说要打架。我好笑的想想哪根哪呀,一会王永带着班组的其他男孩子回来了,边走边嚷还好他跑的块,不然打他个花脸。小英姐说:“你是我们组的他们私下说好了只能靠自己本事争取,现在别的组要抢想都别想。”原来我身边的安静是他们搞的鬼,要不是邮电员叔叔送信,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居然有一个组的男生追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