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七十年来王国维及其美学研究综述
对王国维及其美学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王国维研究，自本世纪一十年代后期以来，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三个阶段内王国维美学的研究作一简要综述。
1. 建国前，1919—1949年
我国学术界对王国维的研究，起始于1919年。孟真《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是第一篇研究王国维的论文。在1927年王国维逝世之前，有两篇论文评论他： 胡适《谈王国维先生的〈曲录〉》（《胡适文存》二集卷四，1923年2月）和俞平伯《重印〈人间词话〉序》（1926年2月）。
王国维逝世后，自1927年6月至年底，京、沪刊物共发表各类文章二十一篇，内容多为纪念、回忆静安先生生平和传略，也有介绍其治学方法、成就和著述的目录等。重要的有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而已集》），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作目录》、《王观堂先生校本批本目录》，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东方杂志》卷二十四第十三期），吴文祺《文学革命家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小说月报》卷十七号外）、周予同《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五卷）等。当时新文学阵营的学者对王国维先生作了初步的但是正确的高度评价，并提出了王国维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这个重要的观点，并得到新文学阵营中的作家和学者的一致承认或拥护。这个评价正确地指出了王国维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美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1928年又发表文章十六篇，1929年四篇（其中日本《艺文杂志》有二篇），基本内容还是纪念性文章，也有一些研究王国维生平与学术的，重要的有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卷一第三期）等。
在二十年代，继俞平伯作序并标点的北京朴社本《人间词论》后，靳德峻又于1928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印行《人间词话笺话》。同年，罗振玉编《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出版，这是王国维著作的第一个全集本。
在三十年代，自1933年—1937年，共有论王国维文章约二十篇，其中重要的有任访秋《王静安〈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中法大学月刊》七卷第三期，1933年）、李长之《王国维批评著作批评》（《文学季刊》卷一第一期，1934年）、朱光潜《诗的隐与显》（《人间世》第一期）、刘任萍《境界论及其称谓的来源》（同上第二十七期，1935年）等。任访秋之文经过详细比较和分析后指出胡适《词选》的观点与十年前王国维发表的《人间词话》“见解相同”，“即此一端，已不能不令我们钦佩他（指王国维）的识见卓识了。（吴文祺君称王先生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信哉斯言！）”朱光潜说：“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学者关于文学批评的著作，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刘任萍分析意境的含义与构成，又探索境界论称谓的来源，指出“中国理学家及佛教，都是好谈境界的。”又认为唐释皎然《诗式》谓：“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与王氏《人间词论》，曰：“‘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云云，观点相同。并例举清代诗论词论家如袁枚等，也多言“境界”，含义与王氏相同。
三十年代又出版《人间词话》新版本两种： 沈启无校点《人间词及人间词话》（1933年人文书店初版）和许文雨著《人间词话讲疏》（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初版）。
四十年代只有论文八篇，另有《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学林》第一辑，1940年）论及王国维。其中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思想与时代》二十六期，1943年9月，后收入作者《诗词散论》一书）和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历史人物》，《沫若文集》卷十二，1947年）是极其重要的王研论文。缪文认为“叔本华与王静安皆为近百余年中西学术史上之奇才，叔本华哲学之影响王静安，亦为学术史上之奇迹”。他分析叔本华哲学的四个特征和王国维受其影响的得失。郭文将王国维与鲁迅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作出中肯比较，在学术上给两人以同等崇高的评价，赞扬王国维“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就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郭、缪两文对王国维的另一些极高评价，本书前言已引及，此不重复。
四十年代又出版两种重要的王国维著作： 1940年商务印书馆于长沙石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是又一种全集本，内容与罗振玉本略有不同。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赵万里编、徐调孚注《人间词话》，增加了未刊稿和附录，内容比以前发表的版本丰富得多。
2. 建国后至文革前，1952—1964年
在五十年代，1952年仅有《鲁迅论王国维》（明俊，《亦报》1952年1月24日）一文，1956年也仅有一文： 《从王国维到俞平伯》（郑朝宗《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1期）。以后1957年有七篇，1958年为四篇，1959年也只有三篇，另有简夷之《〈中国近代文论选〉前言》也论及王国维。一共只有十六、七篇文章，带批判性质的约占一半。赵夯《读〈宋元戏曲史〉》（光明日报1956年9月23日）对王氏曲论作了较公允的评价，但他不久即受到批评。王国维的曲论接着又受到更严厉的批判。李泽厚于1957年《意境浅谈》中首次提出意境说适用于各类文艺体裁，与典型说同居最高层次的范畴地位。黄昭彦《重读〈人间词话〉》（文艺报1959年15期）说： 《人间词话》，“有许多极其精辟、极其高明的见解，有许多鞭辟入里的艺术分析，但同时，也掺杂着不少主观主义的、观念论的偏见”。“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能够说出这样忠实于人生、执着于理想的话来，而且身体力行之，毕竟是不容易的。”陈咏《略谈“境界”说》（光明日报1957年12月22日）认为境界也有“形象”这一意义，“指形象所产生的一种艺术气氛”。叶秀山《也谈王国维的“境界”说》（光明日报1958年3月16日）将境界说归纳为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主观于客观的统一，而王国维的指向是统一于主观，统一于感情，统一于理想。并认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点象李司普的移情说。”王锦第《作为哲学家的王国维》（光明日报1957年6月23日）认为王国维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开始了动摇封建传统的攻势，认为清末只有王国维敢革孔子的命；他的唯名主义论点即唯物主义就是在驳斥“客观”唯心主义中形成的，他用唯名主义观点解决了哲学最高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在五十年代，中华书局于1955年据开明版重印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王国维戏曲论文集》。此书收齐除《曲录》以外的王国维所有的戏曲专著和论文，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如果说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论文中尚有哲学、史学各一篇，那么在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五年中所发表的三十篇，全是关于王国维的文艺学的。其中夏承焘《词论十评》（《文学评论》1962年1期）并不全论王国维。另有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有《人间词话》（选录）和“说明”及注释（1963）。
以上三十一篇（种）中，也有颇大比重是批判王国维美学的“唯心主义实质”或“反动思想本质”的文章，带有当时的时代特色。
六十年代的论者一般都公认境界是情与景、主观与客观、内容形式的统一体。汤大民《王国维“境界”说试探》（《南京师院学报》1962年3期）指出“王氏把‘境界’看成是诗人的主观感受、情绪、艺术修养和客观生活、自然景物相统一的艺术体现。”同时又认为“王国维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影响，主要的不是民主性精华，而是反动落后的糟粕。”高梅森《王国维的“境界”说》（河北日报1962年10月9日）说：“对于境界的创造，王国维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形象的真实、典型性和鲜明性。”吴奔星《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境界”论》（《江海学刊》1963年3期）指出“境界”说大体上立足于现实主义，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人间词话》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具有一定的意义，过去肯定不够，甚至笼统斥之为唯心主义，似欠公允。谢保成《建国以来王国维研究述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吴文的观点属于少数派，次年张文勋《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实质》（《学术研究》1964年4期）又提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特点和实质是： 1. 利用“境界”说宣扬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2. 用所谓“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论调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直觉主义；3. 用所谓“赤子之心”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谢保成《建国以来王国维研究述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王季思《王国维戏曲理论的思想本质》（光明日报1960年8月28日）认为王国维看不到人民群众对戏曲创作的巨大影响，强调帝王贵族在戏曲发展上的影响，还夸大外来艺术对我国戏曲的影响，同时抽去了戏曲的社会内容，仅仅把它看成歌曲和舞蹈等艺术形式的发展。当时对王国维具体的文艺观点进行评述、研究的文章也有一些。
在六十年代，我国大陆又出版两种王国维的重要著作版本： 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为郭绍虞主编、罗根泽副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料丛书”之一。此书中的《人间词话》为赵万里原编，徐调孚校注，王幼安校订。1961年中华书局重印《观堂集林》，系据赵万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影印。我国台湾省则出版《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华出版社，1968年初版）。
自1966年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由于四人帮对文化的摧残，学术研究一片空白。除1966年文革初在有的文章中批到王国维外，在文革中，专门批判王国维的文章以《辞海》修订本之“王国维”条最突出，在文革后受到批评，再版时理所当然地又做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