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十八军后代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日喀则军分区。这也是我来过很多次的地方了。
日喀则是西藏第二大城市，是后藏的中心。平均海拔４千米。人口６３万。除藏族外，还有汉、回、蒙、土、满、苗、壮等十几个民族。它与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１７５３公里。所辖的１７个县中，与边境接壤的县就有９个。
日喀则的寺庙很多，最著名的自然是扎什伦布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西藏的四大寺院之一。占地15万平方米，周围筑有宫墙，宫墙沿山势迤逦蜿蜒，周长3000多米。远远望去很是壮观，好像山下汪着一池金色的湖水。
日喀则著名，日喀则军分区也很著名。因为它是全军最大的一个军分区，也是海拔最高的军分区。边境线有一千多公里，而且全在高海拔的山上。戍边任务非常艰巨。
我们到达时，已是傍晚，气温骤降。分区司令X大校在院子里等我们。X大校看上去很年轻，总是笑眯眯的，不像是这样一个分区的司令员。当然，我知道人不可貌相，尤其在西藏。C大校为我们作了介绍，我一看他身边没有宋政委，连忙问，宋政委呢？X大校说，宋政委回内地休假去了，不在。
真遗憾。还在路上我就惦着看望宋政委了，他算是我在日喀则的老熟人。而且我还惦着去看他的两条小狗，据山南的S司令说，宋政委家那两条狗是他家小狗的父母。
我认识宋政委的时候，他是某摩步团的政委。后来他又成了某山地旅的政委，再后来他成了分区的政委。虽然不断升迁，却一直没换称呼，始终是政委，这让我觉得亲切。
1998年我带一帮作家到宋政委所在的摩步团去采访，他和他的搭档杨团长接待我们，两个人都是大个子，非常热情，又非常威武，让作家们好好见识了一下西藏军人的风采。他俩把他们麾下的摩托化步兵团带得非常出色，连续三年被评为西藏军区的“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还是成都军区的“全面建设先进单位”。很厉害。当时湖北作家刘醒龙，一路上都说他想成为一名中尉。因为在很多文学著作里，中尉的形象都极有魅力。我们把刘醒龙的愿望告诉了宋政委，宋政委马上让人拿了一套迷彩服给刘醒龙穿上了，还教他行军礼。刘醒龙虽然已年过不惑，但迷彩服一穿，还真像个中尉。北京作家徐坤给他的“入伍”全程拍了照片，写了现场报道。
我之所以想写宋政委，是因为他是十八军的后代。
前面我已经说到过一位18军的后代了，即骠骑兵上尉，已于10年前调离了西藏。宋政委至今还在西藏，而且他的经历有些特别：他在西藏长大，这都没什么，很多十八军的后代都是在西藏长大的，关键他中学毕业后还在西藏下乡插队，这就比较少见了。所以宋政委看上去虽然很斯文，瘦瘦的，戴付眼镜，但两颊的高原红却非常正宗，如当地藏民那么正宗。因为生在西藏军人家庭，宋政委从小就没能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甚至也没能和兄弟姐妹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他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便很淡漠。这让他心里一直堵着。在一次采访中他和我说起此情此心，虽然不善言词，我也深深感觉到了他的沉重。一般人是很难体会的，但我想我明白。
宋政委是个非常正直的人，这不是我说的，是他手下的官兵们说的。他当旅政委时，有一年军区工作组去他们旅考察新纲目训练情况，有个连队考核后成绩非常优秀，工作组的同志赞不绝口。宋政委听了不但没有沾沾自喜，反而产生了怀疑：那么好的成绩，会不会是搞了假？会不会是把其他连队的好班长凑到这个连队来应付考核的？他马上和旅长两人拿着花名册跑到那个连队去，随机点了几个班长的名，当场进行考核，成绩果然很优秀。他这才放心，当场宣布给几位考核优秀的班长奖励。
很少感受到家庭温暖的宋政委，对战士却很体恤。去年我偶然在解放军报上看到一条关于他的小新闻，觉得很有趣：他下部队蹲点，发现不少战士花钱大手大脚，津贴拿到了就到服务社买这买那，花光了就赊帐。宋政委没有直接批评人，而是下到炊事班去炒菜，炒了好几个菜之后，他烧汤，在汤里狠狠的放了几勺盐。战士们香香的吃完饭，喝汤的时候，发现汤巨咸（原谅我借用现在网络语）。宋政委这时候开口说话了，知道汤为什么那么咸吗？因为那里是我们的汗水。我们在高原训练，在高原戍边，洒下了多少汗水啊！肯定比这锅汤多很多。我们的津贴都浸透了汗水，可是很多同志却那么不珍惜，随随便便就花掉了，有的不光花自己的，还花父母的，既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自己啊。
战士们把那锅咸汤喝了，由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锅咸汤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完全可以想象宋政委做这件事。他就是那种循循善诱型的领导，很适合当政委的。当然，不用我说，上级知道，下级也知道。
如今，宋政委已经是个正师级领导了，而当年他的搭档杨团长，也成为一名正师级领导了。当然，他的称呼变了，叫杨部长。我很想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当年和我一起去他们团采访的作家们，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一样感到高兴的。
我还知道一位十八军的后代，叫王炳文。之所以说知道而没说认识，是因为我和他只见过一面。不过那一面印象很深。
也是1998年西藏笔会的时候，我和几个作家去拜见他。他时任西藏军区参谋长，我们去他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前，没有站起来。我正有些疑惑，忽然注意到他在输液。输液瓶的架子就挂在办公桌旁。他抱歉的说，感冒了，有点儿发烧。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生病不一定住院。他人很瘦，一看就感觉身体不太好。那次见面除了输液让我记忆深刻外，还有一个点深刻的，是他喜欢根雕，办公室里摆着好几件作品。我是不喜欢根雕的，我觉得根雕是对树的伤害。但出于礼貌，我还是认真看了看他的作品，说了几句奉承话。其他人当然也都表示了赞赏，他的脸上有了笑容，如果不是在输液，一定会走到作品前给我们详细讲解的。
陪同我们去的许明扬告诉我，他是十八军后代，而且父亲就死在西藏，葬在西藏。听了这话，我对他多了几分敬重。后来，我从一些回忆资料上，比较详细的知道了他的经历。
王炳文的父亲出生在浙江，50年代初随18军进藏，几年后因积劳成疾（我想大概还有不适应高原的因素），于1957年在拉萨病逝。留下遗嘱：黄土遮身，永不离藏。
这样的遗嘱，我知道还有一份，那就是西藏军区第一任政委谭冠三留下的：藏我于雪山之上，望我第二故乡。第一次看到这个遗嘱时，我眼泪就出来了，于是把它写到了书里。我曾去过拉萨烈士陵园，本想去拜谒一下谭冠三的陵墓，却没能找到。但我看到了王炳文父亲的墓，一望而知，经常有人扫墓，比其他的陵墓整洁很多。后来陪我去的人告诉我，谭冠三的墓在八一农场，因为那个农场是他带领官兵们在荒野上一锹一镐的创建起来的。我想他安息在那里，一定很舒心。
父亲去世时王炳文才6岁，下面还有两个弟妹。是年迈的祖母将他们拉扯大的。1969年王炳文参军进藏，踏上了父亲走过的路。从战士起，他几乎守卫过所有西藏最苦也是最重要的边防。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他一直坚守在那里，整整30年。现在他已经离开西藏5、6年了，但几乎每年都回去，为了给父亲扫墓，也为了呼吸高原那清新透亮的空气。这后一点，是我的猜想。
据我所知，很多老西藏在调回内地后，已经无法适应内地的氧气了。即使回到内地，也有三年的危险期，如果三年没事就没事了，有不少人就过不了这三年。在三年内去世的老西藏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这个数字。他们的心脏，他们的一切器官，都已“高原化”了。我看过一份资料，科学家研究发现，青藏高原的人的心脏，天生就与内地的人不一样。那样的心脏，就可以适应高原的较少的氧气。但科学家没有发现，这样的心脏也可以后天形成。
政治部曾经有一位十八军老摄影师，叫陈英。我见到他时，他已经60多了，仍住在政治部宿舍里，房间很朴素，甚至很简陋。满屋子都是照片，胶卷，用铁盒子一个个的装着，靠墙垒着，除了这些铁盒子，屋里没什么像样的生活用品。但那些铁盒子里装的，全是财富，是十八军进藏的珍贵史料。那年他到了退休年龄回内地，不想一回去就报了病危，就抢救，后来送回拉萨，就好了。好了以后又出去，又报病危，又回来。如此三次，他再也不敢回内地了。他个心脏已经是高原的心脏了。他只能在拉萨养老。他的老伴也是个西藏军人，已回内地干休所，老伴身体不好，不适宜再上高原，于是两人只好继续分居，连探亲在一起都无法实现。他跟我说，我这辈子是彻彻底底的献给西藏了。但一说到西藏，他仍很激动，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太爱西藏了，我觉得西藏的风都是香的。
在我见到他的两年后，他病故了。据西藏的同志告诉我，病故前，一位同志去看望他，说希望他能把他所有的照片和资料捐给西藏军区军史馆，他当时正在输液，激动得拔下针管就跑回去收拾整理了，全部无保留的捐给了组织。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把此生给了西藏，甚至恨不能把来生也预订给西藏。
如今十八军的后代，不知道还有多少在西藏？我只知道第二代的许多人，因为年龄的缘故，这些年都逐渐离开了。至于第三代，我不太清楚。窃以为，十八军的后代不一定非得在西藏，还是应该根据他们个人的愿望来选择为好。父辈走过的路并不是他们唯一要走的路。不应当对他们有这样的要求。好比我爹是铁道兵，总不能要求我也修铁路吧？在今天这个对个人越来越尊重的年代，对十八军的后代也当如此。
当然，这并不排除我对宋政委他们，依然充满敬意。
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锲入了高原，便与高原共存。
48、八医院
因为日喀则的招待所刚装修完，还不能住，我和Y又“私入民宅”：住进一个探亲回内地的分区领导的宿舍。里外两间，Y同志又充当警卫员住到了外间。
吃完晚饭，我们在C大校房间坐下聊天，房间里呼啦拉来了一大堆人，全是军人，有男有女，来看望C大校，并请他去八医院小坐。原来是C大校原先的一个下属，在八医院做领导，听说他来了，便前来邀请。另外还有独立营的两个兄弟，原先也是C大校的兵，都一起来了。阵势很大，让C大校欢喜不已。我们都知道，所谓小坐，那还不得喝上两杯？，我和Y不愿去。C大校就单刀赴会了。
其实我是想去八医院看看的。如果说日喀则是全军海拔最高的军分区，那么八医院就是全军海拔最高的医院了。当年部队进驻日喀则，医院就是几顶帐篷，后来修了土坯房。门诊部，住院部，办公区，以及医护人员的宿舍，全是土坯房。黄黄的一片，与四周光秃秃的山浑然一体。一直到90年代末，医院才住进水泥楼房。
我曾有幸两次在八医院采访，两次都住在土坯房里。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土坯房是里外两间，外面那间堆满了汽油桶，我整夜在汽油的熏陶下入睡，梦境因此而气味浓郁。土坯房很矮，关窗时我发现窗户坏了，关不上。尽管知道住在部队医院里，心里还是有些发怵，就把水果刀拿出来放在枕下，吓唬自己。在那个房子里，我住了5天，采访了十几个女军人。
（照片：在八医院土坯房前与护士们合影）
十多年后，我认识了一个在日喀则长大的孩子，她3岁进藏（也算老西藏），随父亲辗转数地，少女时代就在八医院度过的，如今已是个女少校了。我跟女少校说起这事，她说她爸那个时候正好在八医院当政委。我不记得政委姓什么了，也许我就没见着政委。但她还是为我没能在那儿受到更好的接待替她爹作了一番“检讨“。我说那个时候刚改文职，我穿的是便衣，而西藏军区是没有文职干部的，他们能接待我就不错了。
我问女少校，记忆里的八医院什么样？她说，一排排的土坯房，和高大的杨树林。我惊喜的说，我也是这样的，对这两点记忆尤甚。一想到八医院，就是三个色调：天湛蓝，树碧绿，房子焦黄。
我们说的那些树，是杨树。就在八医院住院部的旁边。我对树总是**，在采访特意询问它们的来历，于是得知，这些树，就是最早建立八医院的军人们种下的。几十年的岁月，已让它们成长为高大笔直的树汉子，粗壮，健美。虽然是冬季，也并没有呈现出被寒风肃杀的凄凉景象。白亮的躯干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依旧朝气蓬勃。我非常喜欢它们。采访的空隙，总是在里面倘佯，呼吸着它们的清香。
（照片：杨树的眼睛）
在西藏，树林被称之为林卡。这片林卡，是近四十年前１８军的战士们栽下的。如今树已成林，栽树人却没有享受到它们的阴凉。一位老１８军女战士，如今已经退休的女军医对我讲述了这片林卡的来历。
“医院刚搬来时，这里蒿草遍地，乱石成堆，野狗窜没。我们顾不上这些，搭上帐篷就开始接受病号工作了。我记得有一次上夜班，我刚走出帐篷，一只野狐狸从我脚下窜过，吓得我把马灯都扔了。
“后来工作走上正轨，我们年轻人就开始憧憬未来。那时我们也谈恋爱，但连个说悄悄话的地方都找不到，每个帐篷住７、８个人，外面又是一片荒凉。我们就开始栽树了。刨开乱石，添进泥土，小心地种下树苗。在西藏栽树是很不容易的，没有自来水，浇树的水全靠我们到雅鲁藏布江去挑。可浇下一桶水，吱溜一声就让干涸的乱石滩吸干了。我们的肩膀磨出了老茧，腰也挑弯了。第一年栽下的树苗只活了三分之一。但我们没有气馁，第二年又栽。我们想，要让这树林和我们的青春同步。一年又一年，这些树终于活下来了。西藏的树一但成活，生命力是很强的，它们迅速地成长为一片树林。
“不过，等这片树成为林卡时，我的青春也早已过去。但每当我看到年轻人在里面开心地唱歌跳舞时，我心里就感到极大的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林卡伴随了我的青春，还将伴随许许多多军人的青春。
“领导上宣布我离休时，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想了半天，说：能不能在林卡里开欢送会？
“散会后，我一个人穿着大衣走进了林卡。我忽然觉得天地间一下安静了，只留下我和那些美丽的白杨树。我想，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忘掉它们了。”
这位女军医不愿让我写出她的名字，我只能尊重她的意愿。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她已回到了成都。很可能她每天就走在那些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中间，和她们样买菜、做饭。但她的心里，将永远想着西藏，想着那片静谧的林卡。
（摘自《她们在高原》）
也是在那次采访中，有一位叫陶秀英的女医生，让我第一次知道了50年前就有女兵走进西藏的史事。陶医生不是第一批女兵，但是是第一批进藏的医护人员。她在日喀则度过了她的大半生，并且，她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在日喀则工作，一个在拉萨工作。她的孙子则在日喀则上学。她说，我们真的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是从她那里。
写到这儿我忽然很惦记这位老军医，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她是否回到成都？是否健在？她的孩子们，还在高原吗？都好吗？
那次对女军人的采访，让我深受教育：即对自己的生活知足。能够住在氧气充足的地方，能够每天看到儿子。是那些女人们最渴望的事情。我却浑然不觉。所以无论怎样艰苦，我都没停止采访。在最最难熬的日子里，我总是对自己说，别忘了你也是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