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劳动的劳动节
回到团里，6点。C大校说，吃饭之前开个会吧。
我有些惊讶，6点开会？不过一想，西藏和内地有一小时时差，6点就是5点。还没下班呢。
人迅速到齐。在家的团领导，包括两位代职的同志，一个来自外军区，一个来自本军区。加上我和Y，列席会议。
短短一小时的会，我竟然记录了几大页，可见收获之大。C大校听取了团里的工作回报后，讲了几点意见。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一体化训练的讲解，通俗易懂，生动准确，让我这样一个对军事训练一窍不通的人，也明白是它怎么回事了。C大校最后说，不要一听到新名词就乱套，你们还是抓你们的一条沟，两条线，两个点，一个片，守住你们的200公里边境线……
会议结束，7点，举行五一会餐。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现在是节日期间。
从4天前从拉萨出发，C大校滴酒未沾，到了这天晚上，他放松了。这个方向的任务已经完成，又碰上节日，团里有两个从内地来的代职的同志，还有一位家属，这四点理由让他觉得应该开怀畅饮。他敬这个敬那个，还动员这个敬那个，命令那个敬这个。中间有个受不了的跑了，C大校眼睛红红的指着空位子说，这个山口是谁守的？怎么就撤离了？谁也不许撤！我说过，对边防部队来说，撤离就是逃跑……如此，当然就醉了。正好彻底放松一下。
五一节的早上，错那又下雪了。昨天那片蓝得耀眼的天不知去了哪里。天很阴，云低风冷。好像春天没有来临，依然是冬天。有时我觉得，大自然也常常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们照常起床，8点吃饭，然后出发。
如此，不该说是五一节的早上，应该说5月1日早上，因为一丝节日的气氛也没有。我们驱车前往SY某边防连。C大校完全恢复了状态，精神焕发的给我们介绍沿途的河流，路过的桥，以及翻越的山。显然他已不止一次的走过这条路了。
我们路边那条河，叫芋曲。河面不宽，但水流湍急。河上隔个三五里就有桥，桥极其简单，有两处就是用废旧大卡车的横梁搭建的，也不知是百姓们自己搞的，还是修路人搞的。横梁上铺些木板，两旁也没栏杆，稍一低眼，就能看见滔滔的河水。得有点儿胆量才能过。
天阴着，下着零星的雪花儿。我感觉自己状态不太好。
看不见河水时，我们到了SY连部。
SY的海拔比错那略低，刚4000米。但我一下车，感觉那风比错那还冷，还刺骨。不知是头天晚上没休息好，还是怎么了，状态很不好，革命意志顿时有些动摇。当C大校他们准备上山工作时，我就提出在连部等他们，不跟了。人如果想贪图享受，或者说，人的意志如果不坚定，要放弃所坚持的东西，是分分秒秒都可能发生的。
坐在连部的屋子里，喝着刚泡好的热茶，烤着电暖炉，跟人聊聊天，的确比上山舒服多了，比在寒风中大喘气舒服多了。我承认我在那一天妥协了。
Y还是坚持跟着上山了，很敬业的拿着摄像机继续拍摄。她显然比我有毅力，有热情。当然，她也比我年轻。我用这个原谅了自己。这一路上，摔跤也好，气喘吁吁也好，她都没放下手上的摄像机。她不是在拍我们的行踪，她是在表达她对西藏的爱情。
陪我聊天的两个上尉，一个连指导员，一个是机要参谋。以机要参谋为主，指导员一会儿跑进一会儿跑出，处理连队的事情。机要参谋是从无名湖调来的，他一边盯着电视上的体育赛事一边和我聊。当我问起他的生活情况时，他一再说，比起无名湖，这里真的已经很好了，在无名湖，连电都没有，看不到电视，打不了电话，真的像与世隔绝一般。
我从他口中得知，SY这个连队所在的乡，有270余人，分两个村，多为藏族。以放牧为主，兼种青稞和土豆。由于此地离边境线非常近，且没有明确的边境线，故当地百姓与对方通婚的很多，往来走动的也很多，社情复杂。反蚕食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6年前，著名的东章对峙，或者叫做“东章反蚕食斗争”，就发生在这个方向。
说到东章对峙，我有所耳闻，我们刊物曾发过一篇报告文学：《守望东章》。我看过。但我不知道，主人公，就是这个连的官兵。
我一时有些吃惊。
可我还来不及细问，上山的人回来了，他们的工作已经结束。或者说，工作组在山南方向的全部任务都完成了。
大家很高兴，在山坡上合影。然后与连队告别，上车，走人。
我把问题一直揣回成都，后来总算找到机会，详详细细的采访了C大校，将东章对峙的全部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尽管不是我亲历，但我愿记录在此。我想它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被更多的人铭记。
36、东章对峙
1999年7月，错那县政府按惯例，组织牧民到东章地区的草场放牧。
东章位于错那县东南部，属著名的麦克马洪线东段，面积37平方公里。前面我讲到的王将军亲自参加过的中印自卫还击作战，就在这一带发生的，这是一块染过鲜血的沃土。
那以后，这里一直不稳定，对方不断向前蚕食，不断有争端发生。为了表示我们的存在，表示我们对这一地区拥有的主权，错那政府每年都要组织这样的放牧，由错那县的6名干部带领。这属于反蚕食斗争的一部分。
但牧民在通过东章ML山口时，遭到了对方的阻拦。为了保卫边疆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边防某部即派出一支小分队前往该地区执行巡逻任务。在执行巡逻任务时，与对方的巡逻部队遭遇，双方于是发生了武装对峙，长达3个月之久。
所谓武装对峙，用我理解的话来说，就是我军官兵在边境武装巡逻时，与对方官兵在边境争议地区遭遇了。双方都声明，脚下的土地是自己国家的领土，要求对方退出。但双方都不退出，于是就僵持在那里。军事上的术语就叫对峙。
保卫国家领土，捍卫主权完整，在这个时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面对面的，是具体而又艰巨的。
当时我军与对方发生对峙的小分队，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纹丝不动的坚守在原地。那个时候，绝没有谦让一说，绝没有“退后一步天地宽“一说，也绝没有先退回去以后再商量的可能，就只有“坚守”这个唯一的选择。谁退让，谁就意味着放弃，对方就会占领该地，或曰蚕食对方的领土。
过去，这样的对峙也发生过，但从没有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在那么高的海拔点上：4785米。4785是什么概念？已经到了雪线以上，到了鸟也难以飞临的山顶。不仅缺氧，还缺粮缺水，无房无电，更无人烟。我们的官兵就在那个山口驻扎下来，搭起帐篷，并用石头垒好工事，日夜坚守着，日夜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和官兵们一起坚守的，还有8个藏族民兵，和6个组织牧民来此地放牧的地方干部，共计20余人。
当然，对方也同样没有退缩，就地坚守，也搭起了帐篷，垒起了工事。他们也在尽他们的职责，履行他们的义务。
什么国界？从抽象的意义上讲，国界是遏制人类贪欲的界线。是一个国家民族主权的底线。可惜人类的贪欲永难遏制，至少在当下很难遏制的。那么，只有靠武力来控制，来抵御了。
除了了山口的对峙外，我部队又在距山口50米远的地方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并派出部分兵力，登上了ML山口的我方山顶，居高临下的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
对峙期间，官兵们的一日三餐，都由SY的连队保障。在山下做好后，再背上山去。一支勇敢而又吃苦耐劳的背山队由此诞生，那些背山工大多是藏族同胞。他们一天要背上背下跑四次，有不少路段都坡陡路滑，没有任何可抓拿借力的东西，路面除了碎石还是碎石，一不留神就可能踩滑。非常危险。从SY到ML山口，再顺利也得走2个小时。每天跑四五次有时五六次，藏族同胞们都毫无怨言。
我想起了王将军给我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之所以那么热爱西藏，一是因为我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在西藏，二是藏族人民感动了我，藏族人民是太好的老百姓了！他们淳朴，善良，热情，忠厚，让我一生难忘。我们作战时，藏族同胞就背东西沿途保障我们。他们自己带来的干粮糌粑吃完了，宁可饿肚子，也不碰一下背在背上的干粮，那里有压缩饼干，压缩面条，一拿出来就可以吃的。但他们说那是给解放军打仗用的，不能动。他们抬伤员时，生怕伤员硌着，脱下自己的羊皮袄铺在担架上，上山的时候，为了不让伤员难受，前面的那蹲着走，后面的举着抬。真的是太好了。你敬他一尺，他必敬你一丈。
东章对峙期间，由于路途远而险，无论多热的饭菜，无论用什么保温筒，送上去都是凉的。而且由于极度缺水，官兵们的饮水问题也无法解决，部队只好改送稀饭，用稀饭里的水保证官兵们的身体需求。
这都不算什么。吃凉饭凉菜，喝稀粥，睡潮湿被褥，洗不成脸刷不成牙，这些都没什么。毕竟，后方在尽全力提供保障。关键的问题是，官兵们每天都面临着战争，也许稍不留意，仗就打响了，一旦打响，他们是真正的第一线，他们与对方——随时可能成为敌人的对方，是面对着面脸盯着脸啊。
但没有人害怕。一天又一天，他们坚守着。他们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什么，是国家，是军队，是人民。
C大校去那里时，对峙已持续了一个多月。他肩负重任，带领工作组前去了解情况，即对方到底有何意图？到底想干什么？以便我方作出抉择，解决问题。
那是C大校进藏的第一年。C大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当我问到这一情况时，他查到了当年的日记，非常详细的给我讲述：
我是8月12日到分区的，第二天就出发去对峙地点。我们一行十余人从SY出发，十几分钟后，到海拔4370米的K桥时，再没路可走了。我们就下车步行。说步行太过轻松了，应该叫跋涉，或者叫攀登。根本就没路，满山都是狰狞的碎片石，风势迅猛，有两处坡陡到80度，真正的爬山，双手双脚并用。稍不留神一脚踩滑，就会摔下万丈深渊。部队派了两个民兵保护我，但还是走的非常艰难。从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4点，我们才到达对峙的ML山口。
坚守在那里的官兵看见我们非常高兴。慰问了我们的官兵、民兵和干部之后，我打算到对方的“营地”去看看。可是对方为了不让我们的牧民的牛羊过去，居然垒了个石头墙。我说，现在我要过去看一看，总不能让我一个大校翻墙吧？成何体统？把墙给我推了！
在边境斗争中，我们历来主张不惹事，但不怕事。（即三有九不方针：有理，有利，有节；不惹事，不示弱，不吃亏，不对峙，不挑起事端，不扩大事态，不纠缠细枝末节，不发生武装冲突，不开第一枪。）
战士们听到我的话，就上前去，三下五除二，把石头墙推倒了。印军的兵看着我们，没有任何表示。我就是想试探一下他们，到底是想打，想蚕食，还只是对峙。
我走过去，看了看他们的帐篷，一看他们的日子远不如我们的官兵好，三块石头搭个灶，每天就煮点儿甜茶就点儿干粮。睡的也很简陋。我们的兵睡的都是鸭绒睡袋，吃的是罐头，肉罐头鱼罐头水果罐头，丰富得很。就是新鲜蔬菜少点儿。
你知道印军都是雇佣兵，年纪大，有老婆有孩子，我们的战士叫他们胡子兵。有拖累他们就不想打仗，对峙期间，对方一个胡子兵专门跑来跟我们的翻译说，如果真打起来了，我一定朝天放枪，不打你们，希望你们也别打我。我家里有老婆孩子，我不想死。
也就是说，他们的士气不如我们。我在那儿和一个小战士聊天，这个小战士被赋予的任务是，一旦打起来就炸毁敌人的电台。我问他，你怕不怕？很有可能你最先牺牲啊。小战士大声回答说，我不怕，首长，你放心吧。我拍拍他的肩膀，忍住自己的眼泪。
在对峙一个月的时候，上级担心这些战士的身体，要把他们换下来，让另一个分队上去。这些战士坚决不下来。他们说他们熟悉情况了，也适应了，可以坚持到底。这就是我们的兵，十八九岁的兵。他们在面对生死时，没有选择，他们的生命在尚未完全成熟时，就担当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我故意在印军面前拿着一个兵的枪往山上走，他们紧张了，大声喊起来。翻译告诉我，他们喊的是，不要走火啊！
看来他们的确不想打仗，的确怕打仗。我心里基本上有数了。晚上我就住在距对峙山口不到3公里的临时指挥所。那里的海拔也是4700米。我怎么也睡不着，主要还不是缺氧，而是不习惯那个鸭绒睡袋。暖和虽然缓和，人像被捆着一样。熬到后半夜，总算勉强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带人登上了ML山口的我方山顶，用了50分钟的时间。山顶海拔近4900米，有我们三个班的战士在那里坚守。
听C大校讲到这里，我忍不住惊讶的说出声来：那么高啊？战士在那儿怎么生活啊？为什么非要在那里布置兵力呢？
C大校在电话里说：伸出你的右手，用食指和拇指比一个八字，手背向你，两指间的那个窝，就是ML山口，拇指上，就是印军印军控制地，食指上，就是我们的控制地。我们不到那个地方，就不能监控对方。知道吗？
我明白了。当然，明白不等于不为那些战士担心。
C大校继续讲——
在那里负责的，是某团副参谋长白玛，一个藏族汉子，很坚强。他见到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笑笑。还有一个连长。我握着连长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我知道，在海拔近4900米的地方生活，真的很苦很苦。连长哽咽了半天，说出一句话来：我已经一个月没洗脸洗脚了。
我和每个战士握手，并且让战士们马上给家里写信报平安，我好带下山去给他们寄。战士们连忙蹲在地下开始写。他们写信，我召集班长以上的同志开会。之后，我们就离开那里了，我们不能在那里呆久了，不能消耗他们的水和食物。
我在山顶收了十多封信，后来到TW又,到ML山口，再后来到X，我都让战士们写信，一共收了一百多封，我们的车都快成邮车了。我把那些信带到山南，寄了出去。
我说，每次下边防都要这样吗？
他说是，力所能及为他们做点儿事情吧。
C大校一行离开东章返回军区后，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上级。双边即开始了会晤谈判，一次又一次。终于在对峙进行到82天时，双方达成了协议，即：各自将临时工事摧毁，退回到原来的位置。
对峙终于结束了。
这支部队因出色完成戍边任务，受到了军委的表彰。
两年后C大校又来到了错那。有同志跟他建议说，要不请县长和县委书记一起来吃个饭？C大校说，如果要请，就把当年那6个和我们官兵一起坚持在ML山口的藏族干部一起请来，我想跟他们聚。
那6个藏族干部真的来了，高兴得要命，说你还记得我们啊？C大校说我怎么会忘了你们呢？我们是共患难的朋友啊。我还没有好好的敬过你们酒呢。
那天晚上，C大校挨着敬了他们酒，也挨着喝了他们敬他的酒，一轮又一轮，最后，喝醉了。大家都醉了，醉在一起，醉得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