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飞向高原
飞机很大，是空客340。我习惯坐靠走道的位置，Y就坐在了里面。Y像个小妹那样谦让我，我也就受了。我们俩都穿上了厚毛衣和棉毛裤，尽管那一天成都的姑娘都穿着衬衣甚至裙子，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包裹起来。Y从广州来，差异更大。但她那双漆黑的眼里，闪着的全是兴奋和快乐。我不知Y看到我目光里有什么。我想一定也有兴奋，另外还有一小点不安。我总是这样。
这是我第10次进藏了，但飞向拉萨，是第7次。因为10次中有3次我是坐车进去的：其中川藏线2次，青藏线1次。
环顾四周，有不少外国游客，成群结伙的。内地游客也不少。这个时期，正是西藏热闹的时候。接近立夏，气候已经比较宜人了。何况来之前看电视上的报道，中国正在重新测量珠峰的海拔高度，我估计有不少人是冲那个去的。办登记手续时，我看见很多人除了大包小包外，还有长长的行囊，看上去像帐篷，显然是打算住宿野外的。是啊，有几个到西藏去的，是打算老老实实住饭店逛公园的呢？多数人的眼里都和Y一样，闪着兴奋的光芒。
我忽然想，飞西藏的飞机，无论人再多都不会超重的，因为大家的心都已经先期飞走了，飞上了高原。
不过我敢断言，像我和Y这样去西藏走边防的，这架飞机上没有第三人了。
我们是受C大校的邀请去走边防的。
一周前C大校来成都开会，跟我说，五一期间我要带工作组下边防，你想不想一起去？
这是他第三次邀请我了。我曾跟他说我还想去西藏边防跑跑，让他遇到合适的机会叫我。可前两次他叫我我都没去成，一次是儿子要考试，我自认为有责任守着他；另一次是任务太艰巨，我自认为会受不了。为儿子那次很难说是否正确，因为儿子对我为他所做的一切还不领情；怕自己受不了那次却是十分正确的。因为那一次，C大校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境地区骑马加步行走了12天，身体受到“重创”：回来后躺倒整整三天，粒米难进，一次性瘦了8斤。他原本像个铁塔一样啊。我那次若是跟他去了，创伤还不得加上几倍？竹竿还不得变成火柴棍儿？我对我自己的身体还是有客观认识的。
这一次，C大校告诉我去要去的两个方向，全都通车。其中错那方向是我一直想去而没去过的，于是我痛快的答应了。儿子已去了异国他乡，五一假期我若不利用起来，也会糊里糊涂过去。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我给Y打电话邀她同行，她毫不犹豫的响应。Y是广州军区的年轻导演，自去年8月首次进藏后，她就热情而又坚定地爱上了西藏。短短10个月里已经三进西藏了。
C大校开完会先进去了。走时说，你们25日进来，我接上你们就一起下去。
我们说，好的，我们25日进来。
这里需要解释三个名词：1、进去，即去西藏；2、出去，即离开西藏（好像西藏是一间大屋子似的，由我们进进出出）；3、下去，即去边境地区（哪怕此边防在海拔很高很高的山顶上）。
走的头天晚上，C大校来电话问，怎么样，不会有变了吧？我说当然不会。我们明天一早就进来。他说，那好，明天见。
我想我也是变卦太多，弄得他对我没有信任感了。
其实去西藏，在我来说永远都是愿意的。面对西藏我就像面对一个渴望终生厮守的人，只等着神父问：你愿意吗？我好赶紧回答说，我愿意。只是以我一贯的性格，不敢随心所欲，内心的渴望总被小心的掩饰着罢了。
我曾和朋友说，我第一次进藏就已经30岁了，而且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否则我会申请调进西藏工作的。至少10年。我喜欢那个地方，喜欢那里透彻的阳光，清朗的天空，绵延的雪山，博大的静谧，深远的神秘。这一切的一切，在我客居的成都，是一样都没有的。
虽然专家们都说成都是个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它的海拔，它的年平均气温，它的植被，它的水质，它与雪山的距离，等等，都非常符合人类生存的条件。可是有一点专家们没有考虑，即住在那里的人的心情。由于常年多云，成都很难见到太阳。住在一个总是阴沉沉的地方，既便自来水里流着牛奶，你也很难神清气爽。以我看，心情不爽，比之其他因素更影响健康。
好，不说成都的坏话了。公正的说，成都也是一个好地方。我只是想说，即使如成都这么好，也不及西藏更让我喜欢。如果我说我和西藏相见恨晚，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只是很多人都这样说了，我就不再说。我在只跟我自己说，我只跟我自己后悔。
至今我也不甚清楚，西藏为何对人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令如此多的男男女女着迷。
其实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文字描述西藏：它位于中国西部，北纬26度50分至36度53分，东经78度25分至99度06分，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境内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有50多座，其中8000米以上的有11座。气候寒冷、气压低、空气稀薄，与印度、泥泊尔、锡金、不丹和克什米尔接壤。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但凡是去过西藏的人，没有一个会用这样的文字去概括它。他们会搜尽所有美好的词汇形容它，再搜尽所有热情的词汇表达对它的爱。我从与人们的交谈中，从一些散文随笔中，从网上网友们的聊天中，从行走途中的耳濡目染，都能深切的体会到人们对西藏的那份儿热爱。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旅游的升温，西藏已经不是热，而是烫了。人们说到西藏，总喜欢用“向往”这个词，或者“梦想”这个词，令西藏之旅在尚未启程时，就已涨满浪漫和激情。
而且，人们在走进西藏后，都会变得纯净，善良，坚强，变得感情丰富，变得浪漫。困顿的生命也会在那一刻挣脱束缚，自由灿烂的绽放。高原的神奇不是反映在人们的眼里，而是反映在人们的血液里。心灵里。
我还发现，真的喜欢西藏的人，是不用言语的，而是用行动，就是说，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不似别的地方，去过了，说两句赞美的话就了了。西藏会让人产生难以割舍的爱。
这真的很特别。我虽然去了多次，也没想清楚这个问题。连我自己到底为什么喜欢西藏，也不甚清晰。我只是觉得，那里令我感到亲切，那里令我安宁，那里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环绕着我，让我有回到故乡的感觉。每次离开那里回到原处，总有很长一段时间会无所适从。
那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那个有雪山有森林有大江大河的地方，那个天荒地老日月同辉的地方，真的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灵魂故乡吗？我不敢确定。
我只知道，西藏，与我的梦境相吻合。
虽然是第10次进藏，也依然兴奋。也依然惶惶不安。
四五天前我就开始收拾东西。这是我的习惯，把箱子打开，想起一样往里丢一样，箱子一天天满起来，我的不安却怎么也放不进去，只能随身揣着。不过这种不安除了我自己，谁也看不出来。
知道的朋友说，又要去西藏？或者说，怎么又去西藏啊？
如果一个人到北京10次以上，或者到上海10次以上，甚至出国10次以上，是没有人会奇怪的，但去西藏，总让人好奇。因为这个缘故，我一般不跟人说我要进藏。回来了再说。
尤其不能和我的父母说。
我的父母都已经八十了。这样一个年龄，是该万事不管，万事不操心的年龄。管好自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他们总是操心我，我若天天呆在成都没事，就算了；若出门，尤其是去西藏，他们不可能不牵肠挂肚。所以我总是先进去后报告，或者不报告。
从九十年代初我们家里装了电话后，我就每周和父母通一次电话,告诉他们我这里一切都好。然后听听他们的声音，从他们的声音里判断他们身体是否好，心情是否好。已经十几年了。这个电话看上去普普通通，对我和我的父母来说都非常重要。我若是没按时打过去（每周六上午），他们会打过来。我若打过去没人接，也会惶惶不安，直到找到他们为止。出发那天是星期天，我头天刚打过电话，所以心里很踏实。
去年走川藏线，出了车祸。我就一直没跟他们说，回到成都也没说。心想何必呢，反正也没大事。后来我写的长篇散文《遥遥远远的路》发表，他们看到了才知道。还是感到后怕。我安慰母亲说，我是个福将，不会有事的。母亲说，还是不要去了吧。
“还是不要去了吧。”我每次从西藏回来，母亲都会这么说。可她心里也明白，我不会听话的，我还是会去的。连我的儿子，也从小对我去西藏习以为常。记得我第一次进藏，出来时晚了好几天。两岁的儿子问我，你为什么没按时回来啊？我跟他解释，买不到机票。他说，你不是说西藏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吗？你为什么不背着降落伞从上面跳下来？
我乐了，不知如何回答他。后来他大了，我再去西藏，打电话的时候他会像个大人似的问我：你那里路况好吗？今天，我再从西藏回来，通过越洋电话跟儿子说起，儿子就说，等我假期回来，我也要去西藏。
儿子是在我的一次次西藏之行中长大的。
我自己，也在一次次的西藏之行中成长。
2、边走边忆
第一次进藏，是1989年。一个对中国人非常特殊的年份。当时拉萨正流行着一首歌，叫《昨天的太阳》。你走过茫茫雪原/没有悲伤没有欢乐也没有眷恋/这一天，总要来临/噢 昨天的太阳,属于昨天/今天的日子有一个,崭新的容颜……
本来曲调有些忧伤，可因为八廓街所有的商店都在播放，而且都跟高音喇叭一样响亮，就弄成热闹的曲子了。但不知怎么，我听着还是难过，一种无法言说的悒郁。我们也曾跟着哼唱，还让当时陪同我们的西藏军区创作室主任薛晓康帮我们找歌词。好像找到了，我还抄过。可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只能凭记忆记住这么几句歌词。是谁写的词谁谱的曲，一无所知。但它是我第一次进藏的背景音乐。想起那一次，就会想起这个歌儿。
进去时，是夏天。那场风波刚过，气氛还有些异常。而且就在那一年，班禅大师去世了,对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那时我还意识不到，只感觉进出机场安检时，检查得挺严。我与云南省军区女作家花晓平同行，大约一周后，加入了《昆仑》杂志的编辑海波。我去组稿，他们二人去采风。
当时的我，对西藏一无所知，谈不上害怕，也谈不上向往。只是因工作而去。在八月的好天气里，我一点儿高原反应也没有，当然也没有激动和兴奋。懵懵懂懂的，就和西藏相遇了。我跟西藏好像老朋友似的，没有彼此客套，他淡淡的跟我说，来啦？我说，来了。
在拉萨，我们和普通游客一样去了八廓街，大昭寺，朝拜了布达拉宫。去布达拉宫，还是在马丽华和西藏自治区一位姓黄的剧作家的老师陪同下。黄老师给我们作了些讲解。印象中游客不太多，门票也很便宜。不似现在，门票上升到100元了，游客依然猛增，每天必须控制门票的出售数量才行，否则就无法保护好这个珍贵的宫殿了。
记得那时我还借了辆自行车，在拉萨街头骑行，买东西，转悠，好像拉萨是成都。我在拉萨的商店里，买了许多没有染色的本白纯羊毛毛线，用来织围巾。那个毛线，是上海在西藏林芝援建的毛纺厂生产的，算是西藏的本地工业产品了。我白天出去跑，晚上在招待所织毛线，反正也没电视看。我住的地方，叫西藏军区政治部边防军人接待站，很简陋，公用厕所，公用水龙头。但我喜欢，院子里有好多苹果树，树下开满了花，一种随处可见，但叫不出名字的花，花朵薄如蝉翼，花茎细长柔韧，花色有粉的，白的，紫的，风吹过时，涌起缤纷的浪花。我一走进那个院子，就觉得亲切。
我和拉萨，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陌生感。
当然，拉萨不是成都。那时的拉萨街头，成群的狗，较少的人。那些狗很自在很悠闲的在街上溜达，或成群的趴在商店门口晒太阳，对过往行人视而不见。如城市的主人。除了八廓街，其余的街道都冷冷清清。不多的几家商店，门口挂着厚厚的帘子，撩开帘子进去，灯光黯淡，货价上落满了灰，摆着些陈旧的商品，比如水果罐头，饼干，还有胶鞋手电筒什么的。几乎没有顾客。
可惜我没在拉萨街上拍几张照片，否则与现在一对比，会很有意思的。我没有记录历史的意识。现在，只能靠脑袋来回忆了。而人的记忆，是不大可靠的东西，会下意识的筛选的。我尽可能真实吧。
在拉萨呆了几天，我完成了组稿任务，便与花晓平一起，跟着西藏军区文工团到了藏北那曲。文工团去军分区慰问演出，我们去草原看一年一度的赛马节。
我们那年随文工团去那曲，正赶上藏北草原的赛马节。
每年的8月初，藏北都要举行赛马节，很热闹，很隆重。牧民们拖家带口，背着帐篷以及所有生活用品，还有和吃的喝的，全部聚集到这里。一顶顶五彩缤纷的帐篷花儿一样开满草原。很多牧民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还有从青海来的。有的坐牛马车来，也有的坐卡车来。据说他们要在这里儿玩儿上一个月。奖励自己一年来的辛劳和收获。这是他们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他们一年一度的假期。
我和花晓平随心所欲地在花儿一样的帐篷里穿行，牧民们热情地请我们喝酸奶，喝酥油茶。那酸奶浓得像豆腐脑。我们还在其中一个大帐篷里，见到了一位活佛，和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白净漂亮。活佛对我们很和气，我们喝着他的酥油茶，跟他聊天。他能讲汉话。后来我们就跟他，和他的两个儿子照了相。
我们还在草原上遇见一奇人，是个内地来的小伙子。独自一人走西藏。那小伙子用现在的话来讲，有点儿玩儿酷。当时我们觉得他很神。此“神”可解释为神秘，也可解释为神道道。他打着绑腿，穿着马靴，背个行囊，声称肩负着秘密的重要的军事使命，来西藏勘查边界。他带我们去他住的那曲兵站，给我们看他的地图，告诉我们他已经走过的线路。到现在我也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说的那些话有几分是真实的？我只能确定一点，这小伙子是个部队子弟，有英雄主义情结，再加上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不过，如果他真的是勘测西藏边界，就不该走到那曲去。这点我想到的。
现在想来，他还有那么一点可爱。可惜的是，我们竟没跟他合个影。这样的人，一辈子只可能碰见一个。
我在草原上拍了很多照片，每张照片上，头发都如乱草般翻卷。藏北的风真的很大，片刻不停地掠过草原。白天有阳光照耀时，尚不能感觉到风的威力，当黄昏来临，我们离开草原回分区时，我立刻感觉到那风像针一样往身上刺，穿透我的防寒服，穿透我的牛仔裤，让我打寒战。须知当时是8月，是夏季。后来，我在冬天又去了那曲，就呆在两层玻璃窗的房间里，烤着炉火，没敢出门。
真是冷啊，名不虚传的冷！
之后我为文工团写了篇报告文学，《有这样一个文工团》，刊在《昆仑》杂志上，算是去一趟藏北的文字收获。
自然，重要的收获不在此。
那曲之后，海波进来了，西藏军区创作员，诗人蔡椿芳，陪同我们去了林芝。我们翻越米拉山到林芝，即八一镇，然后再到米林，然后再翻越加查山经山南回拉萨，在藏东南转了一大圈儿。林芝跟藏北，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景，那种差异让我感到吃惊：原来这也是西藏？原来西藏也能这样？茂密的森林，丰盈的湖泊，湿润的空气，和层层叠叠深深浅浅的绿……
休整两天后，我们又去了日喀则。陪同换成了曾友情，也是诗人。西藏的诗人比小说家多，这和俄罗斯有些像，我们去俄罗斯访问，会面的作家中，诗人总占挺大的比例。我猜想，是和地域辽阔有关？或者，和天气寒冷生存环境严酷有关？
我们到了日喀则后，很想去珠峰。却因为车子出了问题，在走到定日后，不得不回撤。我们只远远的看到了两座很高的山峰，从众山中脱颖而出。
那个时候，认识珠穆朗玛峰的人不多，只知道它最高，不知道它长什么样。远远看去，两座山峰不分高下，其中一座峰顶很尖利，感觉直冲云霄。车上的几个人因此发生争执，他们三个都认为尖利的那座是珠峰，只有我一个人认为旁边那座是珠峰。我也不知为什么，就是一种感觉。这时过来一辆牛车，坐着几位藏族同胞，我们赶紧请教。他们热情的指着那座看上去峰顶圆润温和的山峰说：珠穆朗玛！再指着那座尖利的说：希夏邦玛。
至今我还记得那几位藏族同胞的声音，他们读这两座山名时，非常好听，尾音朝上扬着，韵味儿实足。我知道，那本来就是藏语的发音。而我们读的是音译过来的汉字。
我和珠峰，似乎也早已相识。
第二次进藏是为自己的创作。11月底，为了采访西藏女兵，我一个人进藏了。我想冬天艰苦，更能体会到西藏女兵的不易，对采访很有好处。为了采访那些女兵，还真吃了不少苦头。但收获也非常大。我一个人跑遍了几乎所有有女兵的单位，采访了70多个女军人，最小的17岁，最老的70岁。
回成都后，我完成了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她们在高原》，比较详细的记录了西藏女军人在高原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反映了她们的快乐苦恼和具体困难。发表后，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后来成为总后了解西藏女军人的一个重要文本，据说几年后大批西藏女军人轮换回到内地，亦和这篇文章有关。
（与西藏女兵的合影）
在那之后，1992年夏天，我第三次进藏。和南京军区创作室主任朱苏进、广州军区创作室主任张波一起。行程一个多月。由当时的西藏军区创作室主任薛晓康陪同，仍是去了藏北、林芝、日喀则等主要方向。记忆中，前几次进藏，都是跑这三个地方，跑得最边远的地方就是亚东沟。
第三次进藏，我觉得我对西藏有了些感觉。在藏北，我拍了一张迄今为止我最好的摄影作品。
（照片，羌塘无语）
之后，写了一篇散文，《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它是我写的无数关于西藏的作品中，唯一一篇直抒胸臆的文字。即使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依然能代表我的心情。而我现在，已经无法再写出这样的文字了。激情不再，岁月沉沉。
从1992年夏天到1997年5月，在将近5年的时间里，我竟没再去西藏。为什么会这样，我反思过，没有结论。若说孩子小，不可能比几年前更小，若是工作忙，也都差不多。唯一的解释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我也曾几次说要去，可几次都有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一拖就拖了5年。
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那几年，是我比较浮躁的几年，各种诱惑包围着我，动摇着我，一度让我迷失。有一阵我频繁的上电视，成了电视人，甚至去北京做节目。我从自己的生活轨道里脱了出去，连自己也不知道想往哪里走，自然疏远了西藏。现在想来很后悔，那时年轻，身体好，应该多去才是。那5年的空白，再难弥补。
1997年5月，我第四次进藏。年近不惑的我，终于定下心来，终于意识到，此生只能与文学为伴，只愿意与文学为伴了。在那一年，我连续进去了两次。此后，我基本上每年都去一次。
今天，2005年4月，距我第一次进藏已过去了16年。其实16年进藏10次，对一个成都军区的军官来说，实在不算多，实在很平常。你在成都军区随便一找，都能找到一个进藏10次以上的人。昨天我见到一位机关的部长，他随口说，他这两个月里就已经进去三次了。我想我之所以被关注，可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女文人。
难道就没人发现，爱上西藏的，多是女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