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中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基本就不读书了。大家都造反去了，都破四旧，立四新去了。学校里也在大批“师道尊严”，都在批判一位苏联的教育家“凯洛夫”的一种教育方法。老师们也被学生们批得一个个体无完肤，无地自容。有的老师还靠边站，打扫厕所去了。他们每天打扫完厕所，就天天在小将们的看护下，坐在学校食堂的饭桌前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读《毛泽东选集》，然后就写学习的心得体会。看到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学生们走向他们时，老师们个个站起来对学生们点头哈腰，心惊胆战。他们浑身的肌肤都在不停的颤抖着。他们都在担心着自己说不定一句什么话说出来，不合了学生们的心意，就会把革命的小将们惹恼了。小将们就会冷不防地一个耳光子飞上来，接着就会对他们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批斗会。在批斗会上，他们曾经教过的学生们让老师们站到台上去，有的要他们站到台上去，还要他们站到一把椅子上去。给他们戴高帽子，给他们坐喷气式。有的呢，还被关进了牛棚里。后来，学校里又要复课闹革命了，成立了“复保组”。这个所谓的“复保组”就是复课闹革命保卫组的简称。那“复保组”里的人，大都是些在运动中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城市里的小地痞、小流氓们，他们是从一些最不爱读书的一群人中选出来的，他们批判起已是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在他们的身上动起手来最狠了。那个时候，这样的学生却是伟大领袖的最爱，老人家就是全靠这样的学生把大搞修正主义的对手拉下马来的。城里的学校里乱着呢，农村的学校里也乱着呢。社会上更是乱着呢。
后来，社会上又提倡起不要忘记旧社会的苦，牢记新社会的甜，要大家进行忆苦思甜了。这也是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记得在学校的小礼堂里，还多次地请来过一些对旧社会有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来给我们做忆苦思甜的报告。学校的食堂里还专门给学生们做了一顿忆苦饭吃。食堂还给每位学生发了一只用红高粱米面做成的小饼，一碗从小菜场的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白菜根和白菜叶做成的汤。我们班里的同学们，吃着那只月饼大小的红色的高粱面饼，大家还感到很好吃，当喝到那碗菜根汤时大家却皱起眉头了。
按照上面的要求，大家要一面吃着忆苦饭，一面由老师给大家讲旧社会的苦，最好是一面听着，一面吃着，一面还要有人掉眼泪。但这么好吃的高粱米面做成的饼，我们同学中却没有一个掉眼泪的。其实，这个由高梁面做成的小饼，吃起来时，嘴里的味道还是挺好的。那一碗菜根菜叶做成的汤，虽然不好吃，可是，让炊事员做得味道还是可以的，喝的时候也就是皱了一下眉头。调皮一点的男生还说，旧社会有这么好吃的高粮米面饼吃，看来旧社会的生活也不苦呀。
社会上都在搞忆苦思甜活动。有一次，我去阿姨的家里，那天正好也是星期天。阿姨和姨夫都是老党员，阿姨在旧社会里给人做过童养媳，姨夫是小八路出生，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多年教育，他们的觉悟从来都是很高的。他们都是好党员，姨夫也是党的好干部。那天，阿姨也去菜市场捡回来一些菜叶和菜皮，她把这些菜叶菜皮洗干净，也做了一锅忆苦思甜的汤，给全家人也吃了一顿忆苦饭。她也给全家人讲了讲在旧社会里她是怎样给人家做童养媳的。她伤心地回忆着做童养媳时吃的苦。她说着，我们坐在桌边听着。我们都听得心里酸酸地，眼睛里的珠儿有点要滚下来的意思。坐在一边的外婆首先就掉下了眼泪。外婆对阿姨说：“你爹爹在外面工作，听说被日本佬的炸弹给炸死了。我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养活你们姐妹俩了。我才把你给人家去做童养媳的。”外婆这样说着，她更是伤心地流起眼泪来了。
姨夫就给全家人讲他怎样在十四岁时就参加了八路军。全家人一边喝着忆苦思甜的汤，流出来的眼泪也掉进喝着的那碗汤里去了。
现在，我阅读一些网站上的网页，从一些文章里看到当年伟大领袖利用革命的小将们，把他认为要打倒的人也全部被给红卫兵小将们揪出来，打倒了。后来，这些小将们自以为他们的功劳大得不得了了。他们在城里也越闹越凶了。伟大领袖看看学生们在城里闹得也太不像话了。这些年轻人他们自己还以为，为了文化大革命立下巨大的功劳了，在城里就闹得更欢了。他们竟然在城里搞起了武斗，开始拿人的生命开起玩笑来了。他们动不动地就把人给打死了。把老人家“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都不当一回事了。伟大领袖一生气，就对年轻人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社会上马上就形成了上山下乡的运动了。
我这一届初中生，文革初期红卫兵大造反，破四旧，立四新时，我们还是小孩儿，还没有赶上呢。那都是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事儿。可是，上山下乡运动时，却被我们赶上了。我们赶个正着。一下子走进上山下乡的运动里面去了。我也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去了。
伟大领袖们都是政治家。政治家总是站得高，看得远的。老百姓总是被他们利用的。他们要老百姓的命时，他们就发动战争了。他们要和自己的对手发生争权夺利时，他们就要发动运动了。年轻人热情高，又容易激动，经常地会热血沸腾，他们又总是最容易被政治家利用的人。
我们热血沸腾地到黑龙江保卫祖国的边疆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去插队落户的那个地方离边疆还远着呢。
我们到了队里，吃得第一顿饭是小米饭，菜是一盆腌黄瓜。那腌黄瓜在腌制时盐放得太多了，吃起来有点苦。我们在上海吃惯了大米饭，最不好吃的也就是籼米饭。这小米饭我们是从来没有吃过的，也只是在书本里才读到过，什么八路军是用小米加步枪把日本人打败的。我们只是从书本里读到过，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小米饭是一种什么样子呢。这第一次吃小米饭，吃在嘴里就产生了一种有点像沙粒一样的感觉，一不小心，还会把小米饭粒吃到鼻孔里面去，不但呛了嗓子。还会弄得我们马上就咳嗽起来了。那一大盆腌黄瓜又粗又黑又长，看了心里都感到不舒服。有点像人拉出来的那东西。什么东西呢？大家不用去认真地想就明白了。
我们在上海时，大家又都是吃惯了甜酱瓜、什锦小菜之类的酱菜当早饭小菜的。看着盆里的那些腌黄瓜，有人就说，第一顿饭就让我们吃忆苦饭呀。知青中觉悟高一点的人就对大家说，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有多关心呀，第一顿饭就让我们吃忆苦饭。
后来听说，有的大队里的贫下中农还把这些上海来的知青们当贵客待，还专门派人为知青做了一顿他们认为再好吃的大年糕。那大年糕是用黄米面撒成的，撒年糕的方法是在一只大铁锅里放上半锅水，把水烧开了，把一只笼屉坐到大铁锅上面去，在笼屉上面还放了一块布。让热气通过笼屉透上来。撒大年糕的人就在一块蒸布上撒上一层黄米面，眼看着这层撒上去的黄米面快要熟了时，再往上面撒一层黄米面，看着这一层也快要熟了，再撒上一层面。这样熟一层，撒一层，撒一层，熟一层，最后蒸熟的年糕足有半尺厚。看看快要熟透时，又在上面放上一层南瓜叶。这大年糕在黑龙江农村里是一种很好吃的食品。但是，我们上海的知青从来也没有吃过。在北大荒农村第一次吃起大年糕时，我们的口感上稍为有点苦味儿。
我们在上海都是吃惯了大米做成的年糕。梗米面做成的叫年糕，糯米面做成的叫糯米年糕，我们还真的没有吃过用黄米面撒成的大年糕。青年点里政治觉悟高一点的人，在青年点里当着领导的人就一面吃着大年糕，一面用上海话对大家说：贫下中农对我们在政治思想上多么地关心呀，还专门派人给我们做忆苦饭吃呢！让我们不要忘记旧社会里的苦，牢记过去的血泪仇。一些女青年听了，一面吃着大年糕，一面就动了感情，眼泪就流下来了。
屯子里赶来看望知青的老贫下中农们听不懂上海话，只看到那位像是当领导的上海青年在说话，他说着说着，就看到这些孩子们一面吃着大年糕，还一面流下了眼泪。他们就议论起来了。
“这些孩子们是想家了吧。”
“这些孩子们是多么地不容易呀！一个个还都这么地小，就要远离爹娘，到我们北大荒来插队落户了。”
“唉。他们真是都不容易呀！”
……
来看望知青们的贫下中农们的心里也开始酸起来，眼泪也在他们的眼眶里滚动起来，心肠软的老大娘们眼睛里的泪珠早就流下来了。屋子里一片伤心呀。我们知识青年们的眼泪和贫下中农的眼泪就流到一起去了。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的心也联结到一起去了。
我们大队六十个知青，党支部对我们的再教育工作抓得是很紧的，是很认真负责的。不久，大队就专门去请来一位苦大仇深的老雇农张大爷给我们做忆苦思甜的报告。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四月初，北大荒的天气还是很冷的。大队把我们全体知青找到大队部去。
我们对贫下中农的感情都是很深的，七点多我们就到大队部了。我们走进大队部，王书记就让我们都坐下来。有在木椅上坐下来的，有在炕上坐的，六十多个男女知青们，就把这间大队部挤得满满的了。
上午的八点钟到了。这是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文革时期，每到这个播送中央新闻的时间，中央广播电台都会播放一遍“东方红”的乐曲，播放完这首乐曲后，再正式开始播送新闻。
王书记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我们知青中也有带手表的，他们也抬起手腕，看看手腕上的表。手表上的时针正好指向了八点正。
王书记就喊了一声：“全体立正。面向东方！”
我们就都站起来。立正，个个表情严肃，全都面向东方。
这时，大队部的扩音器里就传出来“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来了。这首东方红的乐曲响起来。窗外东边山坡顶的太阳也正好升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神情都是很庄重的。我们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着，大家都严肃地聆听着这首庄严的乐曲传进我们的耳窝里。
大家认真严肃地听过东方红，大阳升。
王书记就说：“大家坐下”。
接下来，他就给我们介绍坐在他身边的一位老大爷。
王书记说：“这位是张大爷。他是位老党员，他的思想觉悟是很高的。他参加过抗日，打过鬼子。在旧社会里，他也给地主做过长工。给地主扛过活儿。他在解放前土改时就入党了，他是我们大队里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党员。”
我们就都朝张大爷看过去。我们看张大爷确实是很老了。他一脸皱纹，满头白发，一身黑棉袄，腰里扎着一条布带，还戴了一顶旧军帽。我们听完王书记的介绍，大家就给他以热力的掌声。
他好像也见过些场面，我们给他以热烈的掌声，他就站起来给我们亮一个相，两只手也拍了几下。接着他就坐下去了。
他坐下去后，咳嗽了一声，就开始给我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
他说：“我也不会说啥。王书记一定要我来给大家做忆苦思甜的报告。我那会做什么报告呀！我就随便地说说吧。”我的这几句开场白，还真的把我们都吸引住了。我们都安静地听他讲下去。他接着往下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抗日时就参加过打鬼子的战斗。那时候，冬天里这个冷呀……。他就先给我们讲他当年参加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事。虽然也参加过打鬼子，但我们听来听去也只是他跟着别人打过鬼子，他自己并没有打死过一个日本鬼子。
他给我们讲过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就接着给我们讲他给地主家做长工扛活儿的经历。他说：“旧社会里的穷人哪个苦呀！穷人家里的小孩子冬天没有鞋穿，冻得脚都烂裂口了，看见一堆牛屎刚从牛的屁眼里拉出来，落在地上还在冒着热气呢，那小孩就赶紧跑过去把一只脚伸进牛屎堆里面去暖和一会儿。
他说到这里，却又说，“这样的事我虽没经历过，但也是听说过的。”
他这样一讲，他的话题就打开了，他说起来也顺溜多了，因为是在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他也就一点一点地健谈起来了。
他说：我过去在地主家扛活儿，东家把我们顾了去。那时候，我也年轻，身强力壮地，那庄稼院里的活儿都让我干遍了。我什么活儿都会做。种地，铲草，趟地，割地，打场。我什么庄稼院里的活儿都做得来。那顾我的地主，也就是我的东家，看着我把活儿做得好，他就喜欢上我了。……那东家对我们这些给他们家扛活的人可好啦。北大荒劳力少，请到一个能来他家里干活儿的人也不容易。东家给我们的工钱还多，要不然，他就会顾不到人，去给他家去干活儿啦。顾不到人去给他家干活儿，他们家地里的活儿就没人给他们去干啦。所以，东家就要多给我们的工钱。
我们听了，有人就低声说，那是因为地主在北大荒顾不到劳动力才多给他们工钱的吧。
张大爷接着往下说：他家的那个地主婆，对我们这些为她们家扛活儿的人可好啦。……我经常地去扛活儿的那户东家，他家的人也好。他家的那个老娘们儿，……天天给我们蒸黏豆包吃。那黏豆包好吃着呢，吃黏豆包也抗饿呀。他家的小黄米也多。所以，那地主婆就能天天给我们做些黏豆包吃。他家的伙食可好啦。天天地，白面馒头随便吃，猪肉炖粉条让我们可劲地造。还每人每天给我们两个咸鸭蛋，每年他家的咸鸭蛋，要腌制好几大缸呢。那家的地主婆，她可会心疼人啦。看我们吃饱了，要出工时，她还怕我们在地里干活儿时肚子会饿，她还要往我们每人的衣袋里装上两只白面馒头，每人还给两个咸鸭蛋，非要我们带到地里去吃呢。
我们大家听了，就有点奇怪起来。因为我们从小在书本里和各种文艺作品里读到的地主和地主婆们，都是怎样地坏，地主们是怎样地千方百计地剥削穷人的，地主婆们又是怎样帮着老地主出坏主意剥削长工的故事。例如收租院里的刘文彩，又例如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和那个地主婆。我们还知道，长工们是怎样受不了地主的剥削，又怎样地起来反抗地主们的剥削的。就像“半夜鸡叫”里面的长工们，把半夜里起来学鸡叫的地主都当偷鸡贼了。当他把头伸在鸡窝门前学鸡叫时，长工们就把他打得头破血流，脑袋直要往鸡窝里面钻。地主的一只光头伸进鸡窝里面去的时候，公鸡的一双利爪，还把地主的那颗光头都抓出鲜血来了呢。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在上海儿童电影院里看这部《半夜鸡叫》的美术片时，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镜头。那是老师带领我们去看的一部电影。我们看过那部电影回到学校里，老师还要我们进行讨论呢。我们还狠狠地批判了一顿那个半夜里学鸡叫的地主呢。在北大荒农村的第一次忆苦思甜的会议上，我们却听到了有人在讲地主和地主婆是好人。大家就有点议论起来了。
“他怎么在讲地主和地主婆的好话呢。”
“地主哪有好的呀。他和哪家地主是亲戚吧。要不，能对他这么好吗。”
“他说的是北大荒的地主，我们从书本里看到的是南方的地主。北大荒过去的地主可能要比南方的地主好吧。”
“地主那有好的。暴风骤雨里的那位地主韩老六，就是一个坏人。他就是一个破坏土地改革的大坏蛋呢。张大爷说的地主和地主婆对他好，要么他们是亲戚。”
张大爷也听到我们的议论了。他赶紧给我们解释，说，“我扛活的那户东家和我不是亲戚。”
大家马上就不吱声了。
他又接着说，“那位地主婆对我们确实是好。她的心眼儿可好啦。”
王书记听了，就有点不是滋味起来。他笑着对张大爷说，“老张头，你说啥呢。让你给知青们忆苦思甜。你到大讲起旧社会的地主对你怎样地好了。你可不要乱说呀。他们可是来农村接受咱们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呢！”
张大爷听了一愣，脸上流露出尴尬的表情来。他呆了一会儿，有点反应过来了。我们看他的表情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他紧忙地说，“啊呀！这扯不扯！让我给你们讲旧社会里的苦，新社会的甜，我到反而讲起旧社会的地主和地主婆的好来了。这扯不扯。”
他不好意思起来，他的脸上又流露出一些尴尬的表情来。
他又说，“不过，我对大家讲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讲的都是真话呀。我这个人是从来不会讲假话的。”
王书记就笑着说，“那你是遇到了一个好地主了。这是个别现象，其他地主可能就不是这样吧。是吧。”
张大爷很认真地说，“那时候的地主都是这样的。对给他家扛活儿的人都可好啦。否则，就没人去给他家扛活儿了。”
我们听了都想笑，思想激进一点的人就有点生气。会议室里就有点失控了。
王书记听了也笑起来。他看看大家，又对老张头说，“今天是忆苦思甜。你讲了旧社会的苦，现在再给大家讲讲新社会里的甜吧。”
老张大爷就又回过神来了。他也笑起来，说，“我又在讲旧社会的地主对我们的好了。这扯不扯。”他又难为情起来了。
这时，在大队部打更的李大爷，为他倒了一杯热水，端过来，递给了他。他接过来就狠狠地喝了一大口水。
李大爷看着他喝了一大口热水，站在一边也打趣地说，“你这个老张头，让你给青年们做忆苦思甜的报告，你今天却给知青们大讲旧社会的地主和地主婆对你们如何好。你可要当心呀。是要吃大批判的呢！”
张大爷当时就有点紧张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他又紧忙地解释，“咱们北大荒的老农民只会讲大实话。我也不会说假话呀。我说今天不来给青年们讲，王书记非动员我今天来给大家讲。我是被他硬拉来的。唉！这扯不扯。”
我们大家都被他们逗笑了。
王书记也笑着说，“好啦，好啦！下面你再给这些知识青年们说说新社会里的甜吧。”
张大爷说，“好，好。下面我再给大家讲讲解放后新社会的生活。旧社会的苦讲过了，下面再给大家讲讲新社会的甜吧。”
他又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热水，他把手里的杯放到他的桌面上。
我看他把水杯放下来时，他的手在颤抖着。他抬起衣袖，揩了一下挂在嘴角边的水珠儿。他接着给我们讲新社会里的甜了。
他说，“解放了，我们穷人翻身了。在新社会里，后来就土改了，我们就分到自己的土地了。那时候，地都是自己的了，干起活儿来才叫有劲呢。我们没等天亮就下地去了，一直要干到太阳落山，天黑透了才回到家里去。那时候，在自己家的地里干活可带劲了，干一天活儿，人也不感觉到累。哪是在为自己家里干活儿呀。哪像现在，大家在给生产队里干活时，大家都是在唬弄。社员在地里干活儿，还要当队长的天天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不停地喊着。还要有一个打头的在前面领着社员，大家才能在地里干活儿。我们那时在自己的地里干活儿时，没有一个唬弄的。在自家的地里干庄稼活儿哪能唬弄哟！你唬弄地，地就唬弄你。你唬弄地一时，地就唬弄我们一年。到秋天地里打不下粮食来，哪不是在唬弄咱们自己吗。”说到这里，张大爷就有点生气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在地里干活时，那还叫干活儿呀。说还说不得他了呢。铲地时尽往苗上砍，都能把当队长的天天气死。当队长的怎么天天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喊着，要大家把地里的活儿好好地干，也不行。所以，现在的生产队长也没个干呀。”张大爷说到生气时，胡子都在颤动着。他自己就曾经当过生产队长。后来一生气，他把生产队长给辞了，不干这个队长了。
大家又被他说得笑起来了。
王书记也被他说得笑起来了。他对他说：“老张头，你怎么又说这些。你还是说说土改后的事吧。你不要把当队长的体会也给上海来的青年说了。行不行呀！”
张大爷好像又被提醒了似地，又回过神来了，他说，“我这扯不扯。我又说些没用的了。唉，我没有文化，也不识字。说话也没有条文，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他有点难为情地又喝了口水。
他喝了一口水，不自然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定了一会儿神，他又接着说，“分给我家的那几垧地，那两年的庄稼长得好啦。那地被我铲得，铲了一遍，又铲一遍，铲得连一棵草根儿都没有了。那铲地是很实际的，你对它多铲一遍，用犁杖多趟一遍，庄稼就长得实沉，到秋天就能多打几斤粮。到了冬天，我那几垧地里的粮食打的，我往乡里的粮库送了好几大车呢。后来就不行了，要互助组了。互助组的时候，大家的日子还好过一点。后来又合作社了，合作社时就不行了，大家在地里干活时就开始有人唬弄了。后来，又人民公社了，分给我们的地又全部被人民公社化去了，哪就是吃大锅饭了。每天到生产队里去干活，给我们记一天的工分。出工不出力地，也照样记工分。干活唬弄的人就多去了。北大荒的地好呀，那生荒地只要开出来，撒上一把黄豆，到了秋天就能打粮食。哪是多么好的地呀。可是，每亩的产量还不如互助组时的亩产量高呢。更不要说单干那个时候的产量了。”
王书记又被他说笑了。对他说，“老张头，你又说下道了吧。”
张大爷又被提醒了。他又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说，“我这扯不扯。我又把话说下道了。我这个大老粗，也不会说个啥，也说不到正道上去。这扯不扯。”他有点无地自容的样子，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水。
李大爷拎着一只热水瓶走进来，给他往水杯里加了一点水。李大爷也笑着说，“你还是给知青们讲点新社会的好吧。别胡乱扯了。”
张大爷又被提醒了一下似的，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他又喝了一口水，提了一下神。还摸了一把下巴上挂在白胡子上的水珠子。他又微笑着说“我也记不得有什么好了。怎么说呀，我是不会说假话的。这王书记，非要我来给上海的知青们讲讲忆苦思甜。我也不会讲个啥呀，就只有说大实话了。”
他喝了几口热水，我们只听他的肚皮里肌里咕噜地一阵响，接着，他突然地放了一个很响的屁。满屋的人“哄”地一声，都大笑起来。
王书记也笑了，说，“你乱扯些啥呀！还放了一个这么响的屁。”
李大爷也笑了，说，“你这个老张头呀，胡乱扯皮一阵，屁都让你给扯出来了吧。你就别在大上海来的知青们跟前乱扯**蛋了。”
我们下乡已有一段时间了。大家也都已经从农民们的嘴里知道这**蛋是男人裤裆子里的那个东西。大家都被李大爷的这句话，“哄”地一声，逗得哄堂大笑。女知青们更是嘻嘻地笑着，坐在炕上七倒八歪地脸红起来。
李大爷看了一眼屋里还坐着这么多女知青，他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又说了一句，“这扯不扯。我怎么也跟着乱扯**蛋呢。”满屋里的人，又哄地一声，更是大笑起来。
李大爷就赶紧走出门去。
王书记看看手表，时间还早，这忆苦思甜的会还应继续地开一会儿，他就又对张大爷说，“你讲了旧社会的苦，还是再给青年们讲一点新社会里面的甜吧。”
张大爷站起来提了一下裤子，像是提了一下神，又坐了下去。他继续说，“这新社会好呀。土改有了自己家的地，打下的粮食多的是。那两年里，那白面馒头让我们吃的呀。还没到要过年的时候了，我们家家就开始蒸黏豆包了。过年杀了一头自家养的猪，把猪肉绊子放到自家窗台墙根下雪堆里面一冻，都能吃到第二年的开春。到了互助组时还行，后来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把打下来的粮食全部交到上面去了，整个村子里，饿死了我们多少庄稼人呀。屯子里，哪人死的，连抬死人的人都没有了。连树上的榆树皮，都去剥下来吃了。……到现在，我们一年里也只能吃到三十斤麦子呀。一年才分给三十斤麦子呀，那才能磨出多少斤白面呀。一年里也就只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和烙饼了。要是能吃一顿饺子，哪是过年了。”张大爷的话题刚被提起来，说起来还越来顺溜了，他还想把心里的话讲下去。可是他的话却又被王书记打断了。
王书记笑笑说，“老张头，你别乱扯了吧。”
张大爷突然地把话噎住了。他停一下，又不好意思地说，“这扯不扯。我又说下道去了。”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老黑脸，又有点尴尬起来了。
王书记笑着抬腕看看手表，他对大家说，“今天由张大爷给大家的忆苦思甜报告就到这里吧。老张头年轻时就参加过抗日，打过日本鬼子，土改时他就入党了。那时他就是农会的积极分子。他在我们大队也是一名老资格的老党员了。在我们党支部里，是一位很受大家尊敬的老党员。大家回去后，要好好地讨论一下张大爷对大家做的忆苦思甜的报告。今后，怎样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他又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说，“好，今天我们的忆苦思甜会就开到这里吧。散会。”
我们奋奋离开大队部，往各自的生产队里走。大家一边走，一边还议论着张大爷给我们做的忆苦思甜的报告。
“这也叫忆苦思甜呀！他简直是在忆甜思苦。他忆的是旧社会里的甜，思的却是新旧社会里的苦。”
“他说的可能都是真话。像他这副样子，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一点文化也没有，你让他说假话，也说不像呀。”
“我们要是还在上海，像他这样乱扯，马上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我们这是在北大荒呢。和上海当然是不能相比的了。”
“我们的生活还刚刚开始呢。以后还不知会让我们遇到什么事呢。”
……
我们这样一面议论着，一面朝着各自的青年点走去。
2011-7-20改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