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我的丈夫举行结婚仪式之前，我们一起回老家去了一次。
我又来到了这个小镇，我出生的那间小屋。当年，我的未婚夫就是从这里把我救出来的。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确切地说，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没有眼前这个风头十足的健美冠军。照一般的说法，他是我的大恩人。
在床上，在柔软的毛毯下面，他常常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如果人生有什么终极目标的话,那么，我的终极目标就是你。”
应该说我高兴地讲了实话，与白天相比,他在夜间是脱胎换骨了。他不再虚伪不再满口大道理，他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贴紧着我。可我仍觉得他说了谎。他说谎并不自知，只有我知道。
一个人的终极目标，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是他自己。他爱我欣赏我为我付出了一切，他的付出和他所得到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快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幸福，是成正比的。
这样一想,那种感恩的情绪便淡薄了许多。
一旦抽去了感恩情绪，婚姻便像灾难一样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原先的裂痕扩大加深，望之如同深渊。为了弥补这一切，我拉他回到旧宅，重温旧梦。
在长久的阴雨之后，太阳出来了。这雨后的第一道光芒，忽明忽暗，以一种奇异的兴奋，戏弄着这个大千世界上呼救等待它的万物。
旧宅已不复存在,所有沿河的房屋，那些组成小巷的平房，都在拆迁。以后沿着被污染的河流建筑起来的，将是具有现代卫生设备的粉墙黑瓦的水乡传统式楼房。
从前的小院现在已是一片瓦砾，但在院中的一角，倒塌的葡萄架和野草丛中，我看见了当年妈妈种的蒿竹。它低垂着枝梢，深藏在阴影里。因为冷，因为照不见阳光，因为失去照料和外力的摧残而显得细弱，可竟然还活着。在卑下的弯曲中显出一种强悍的意味。
我望着它，试图要想起点什么，可一时什么也想不出。只是觉得奇怪:对于某些生命来说，活着本身是一场灾难和痛苦，可是它们依然竭尽生命的潜能，以适应种种不测，一代一代痛苦地繁衍下去。
也许，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这样。自从我确信自己没有麻风病以后，我就决定活着面对这个世界，活着把我欠自己的债讨回来。
然而，人要活必须吃饭，而吃饭，又得有钱和粮票，还要有足够的力气把米从粮店买回家来——对一个无权无势、穷困无助的人来说就是这样。
我的户口还在龚献他们给我带回来的那只牛皮纸口袋里，没有报上，所以，自然不会有谁发给我粮票。至于钱，龚献临走时在窗台上给我留了一些，可我全部用来交了住院费还不够。
病因始终查不清，只说是饥饿、劳累和高度的神经紧张所致，需要休息、需要营养、需要治疗。可是，因为没有钱，医院不许我住了，而待在家里，很明显，只有饿死。
又是秋天的景象了。秋天是我一生中最讨厌的季节。因为即便朔风遍地、田野一片枯竭的时候，我们面对严冬的考验，依然会感觉到春天的希望;而秋天则不同了，和风吹拂，秋色宜人，在金黄宁静的外表下面，是冬天光秃秃的灰色翅膀。我们在虚假的繁荣和欢愉中度日，所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来自冥冥中任谁也无法抗拒的威胁。
贯穿整个小镇的河流，正源源不断地运来秋令的硕果:菱角、藕、荸荠和莳菇。店铺里，鸭梨、苹果、蜜橘也上市了。在浸透了露水的湿漉漉的田野上，处处洋溢着新谷归仓时节的快乐。
街头巷尾，开始出现背着粮袋的农民，他们会在人家门前停下，打开袋子，展示装在里面的雪一样洁白的清香扑鼻的新米，向住家的居民调换用粮票和购粮卡从店里买来的又黄又细的陈籼米。并非他们的肠胃发贱，只是想借此多换一点儿，把肚里空虚的部位填满。
对于这样的人我很羡慕。
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去换吃的，即使有，我也拿不动。我连自己走出家门，都很艰难。
可无论如何，我必须出去。
我想了又想，把一张破板凳用钉子钉牢了，然后扶着它，一点点挪动脚步。
在过门槛的时候，摔了一下,手臂擦伤了，不过还好，总算是出来了，只要出来就有希望。
小巷显得无比漫长，可是，既然能走一步，我就能走十步、百步，我可以走到底，走出这条巷子。
隔壁老奶奶叫住了我：“姑娘，你疯了，你这是要到哪里去？没看见外面正在下雨吗？”
确实在下雨。那种秋天特有的牛毛细雨，给失意文人带来无限愁绪和诗情。可我没那么好的闲情逸致，因为我不知道等雨停了以后，是不是还有力气爬出去。
老奶奶又说:“进来歇歇，我烧饭给你吃。”
我说：“谢谢阿奶，您给我吃了这顿,可下顿呢？再下顿呢?”
“说的也是,”老阿奶撩起衣襟擦了擦眼角，“你舅舅怎么不来看看你呢？你病了这么长时间，他还不知道?”
“他忙……”我含含糊糊地说，心里实在不愿提起这个人。
“还能忙到哪里去，连亲戚情分都不讲了！”老阿奶不以为然地说，“我那孙女婿跟你舅舅在一个大学里，他们干些什么我晓得，整天看看报纸，吃吃开水。哎，什么时候我那孙女婿来看我，我叫他带个信给你舅舅好吗?”
“不不。”我忙阻拦。这辈子我是不愿再见到那副嘴脸了。
“为什么?”老阿奶很奇怪，“怎么说他也是你亲舅舅呀。你这孩子可真犟。”
我鼻子一酸，差点要把抢首饰的事讲出来了，可到底还是说不出口。我说：“阿奶，我是响应号召去云南的，现在脚瘫了，并不是我的过错。县乡办不能不管我。”
我重新搬起板凳往前挪，地上滑，几乎是一寸寸地前进。待走出巷子,两条腿已是泥糊糊的了。
脊梁上冒出一阵阵虚汗，而细雨，又把外面的衣服打湿了。汗雨混杂的脏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凌乱的头发结成了饼。这一切我都无法顾及，只有在那脏水渍痛了眼睛和披散的乱发挡住视线时，我才伸手去抹一抹或捋一捋。到后来，连这也顾不上了，因为我觉得挪动两条腿变得越来越艰难，稍一不慎，就会跌倒在地，滚得一身泥水，而再次爬起来时，几乎是一场搏斗。
然而长长的老街几乎还望不到头。我把头垂在板凳上喘息的时候，觉得那铺在街路上的一块块卵石就像数不尽的山峰一样向前延伸着。
无论过往的行人还是两旁店铺里的营业员，都像看一个怪物似地看我。小学生跟着我，朝我扔石子，吐口水。我想反抗，可是我无法直起我的腰，甚至连抬起眼睛,用目光跟他们对峙的勇气和力量都没有了。
前面是一家大饼摊。烘大饼的老师傅腆着大肚子，两只手飞快地把一个个沾满了芝麻和葱花的大饼贴进炉膛;在炉子旁边，支着一口巨大的油锅，琥珀样的油在锅里冒着泡，吱吱发响。一个瘦长的年轻人正用筷子翻动一根根炸成金黄色的油条。
我竭力不朝那边看，可那诱人的香气还是一个劲地朝我鼻孔里钻。我记起小时候，妈妈用卖血的钱到这儿来给我买大饼油条。有妈妈在，活着便有依靠，再大的苦难，也有妈妈瘦弱的胸膛去抵挡。
现在，一切都要由我自己来对付了。该死的肚子，咕咕叫得震天响，我真担心会被那个烘大饼的老师傅听见，想快点过去，偏偏，腿不争气，一着急，又跌倒了。
那烘饼的老师傅“哎哟”叫了一声，丢下手中的大饼，过来搀扶我：“啧啧，小姑娘，真作孽啊!”
我想说声“谢谢”，可是，一阵头昏眼花，使我只顾靠在板凳上喘气，连话也讲不出了。
“在这里坐一会，避避雨。”他一边说一边把弄脏了的手在油腻腻的工作服上蹭了蹭，继续烘他的大饼。
我也只能如此了，就真的在门口坐了下来，打算休息一下，缓口气再走。
有人围上来看我。还有人朝我扔来一枚二分的硬币，我犹豫了一下，没去捡。那硬币绕着我的脚滚了一圈，最后落在炉子边上。
大饼师傅看看我，又看看那枚硬币，从炉子里掏出一只大饼给我：“姑娘，给，热的，暖暖身子。”
“伯伯，我不……不吃。”我非常艰难地把满口的苦水咽下去。
他笑了。嘴里喷出一股热烘烘的大蒜味：“不要担心，我老山东请客。”
“好你个老山东，你请客？怕是慷公家之慨吧!”旁边那个瘦子，一根根夹着油条，揶揄地说。
“慷公家之慨又怎么样?”那老山东把眼睛瞪得铜铃大，“告诉你，我就是不掏钱，有钱我也不掏——如今谁不慷公家之慨？那些宾馆、宴会厅、招待所里，天天几十桌，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有几个自己掏腰包了？吃了，喝了，干吗好事……”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瘦子操着一口软软的本地话，打断了他。“老山东你讲话当心点，不要以为你是贫下中农出身就癞子头上撑洋伞——无法无天！你这种话要是让上面知道了，就是反动言论。”
“反动?”那老山东鼻子里哼了一声，依然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继续顺他的思路滔滔不绝：“依我看，如今人人都是贼。大贼，偷国家，所以能当人上人。小贼嘛，偷集体，也人模狗样，活得滋润。俺们最没本事的，只好捡剩捞，填肚子。”
这番话听得我瞠目结舌，手里捧着热乎乎的大饼，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只见他转过脸，向我瞪了一眼：“吃！姑娘，我一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你肚里没食。”
我低头咬了一口饼，热泪扑簌簌滚出来。
“谢谢，谢……”我用一只手遮在眉毛上，挡住了眼泪。
他摇摇头，叹口气：“吃吧吃吧，别不好意思，不够我这里还有。”
“可是我……我一分钱，一两粮票也没有。”我不得不说了实话。
“嗐，你这姑娘也真是，不是说过不要钱了吗?”他“啪啪”地甩着面团，一个一个揪开来，“再说一只大饼能值什么，五分钱罢了。人家开一桌，三百五百一千块，你一年也吃不完。”
“可是这……”我总觉得有点不好，太不好意思了，简直——不，根本就是，讨饭。
“小姑娘，俺认得你。”他真的又扔过来一只饼，“你下乡那时，从俺这铺子跟前过，梳两把刷子，活蹦乱跳的，好比一枝花。可如今，唉……闹成这样子，还不是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么？现在，吃国家一只饼，又有啥了不起！吃！吃饱了找他们去。”他用手朝县委方向一指。
“伯伯！”我把手掌从额前移开，紧紧捧住了大饼。大饼很香很松软，只是在被我的泪水浸湿的地方有一点点苦涩。我大口咬着，肠胃开始充实，血脉渐渐热起来，于是，我抬起头，泪眼婆娑地望着这个侠义心肠的山东老汉。
正好这时有个农民来买大饼，骑一辆空黄鱼车。老山东递过大饼，就说：“这位兄弟，劳驾帮个忙，把这小姑娘送到县委去。”
于是我就坐上了黄鱼车，漫长的道路，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县委大门洞开，足以供三辆轿车并驾齐驱。踏黄鱼车的农民兄弟不知深浅，面对如此广阔的空间，就闷头往里踏去。
“站住!”
一声吆喝如惊雷炸顶，车刹住了，骑车的和坐车的，都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一个满面红光的秃顶老头，气势汹汹跑过来：“哪里的?证件!”
自然，我们都没有证件。
这个，其实是不用问的，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全部明白无误地写在额上，比挂着牌子还一目了然。
“为什么把一个瘫子弄到这里来？咹?”秃老头厉声责问：“谁让你来的？咹?”
老实的农民兄弟大概从来未见过这阵势，吓得脸也变了色，话也说不囫囵了，匆匆忙忙地丢下我，逃之夭夭。
我咬紧牙关，只作听不见，同时搬动着手中的小板凳，拖着两条腿，坚韧不拔地、全力以赴地一寸寸向前挺进。
这是位经验丰富的老门卫，见我这副样子，也许是怕将麻烦沾到自己身上，在吼了几声后，倒是悻悻然退了回去。
从门口到办公大楼大约有一百米左右路程，是一条长长的装有玻璃橱窗的宣传廊，再过去是报栏。楼前的空地上有几株塔形的雪松。见有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就喊：“同志……”
也许我的声音太轻，那人没等我把话说完，就匆匆过去了。
虽说讨了个没趣，可我并不灰心。我明白，从现在起，绝不会有一帆风顺的好事情等着我。
又来了一个，是女的，剪短发，白净细嫩，风度优雅，大概心肠不坏。我赶紧提高嗓门：“阿姨，请你跟‘乡办’说一声，请他们下来一个人，我有事找他们。”
我说得很快很急，她显然是听清了，因为她向我投来微微惊讶的一瞥。可是，也仅仅这一瞥，而后，便扬起端庄的脸蛋，目不斜视地走进大楼，橐橐的皮鞋声随即响起，不一会又消失了。
许多人从我身边过去了。没有一个理睬我。
训斥声是有的：“谁让你进来的？”“快出去！这里是机关，不要影响领导办公!”
我真想问问，是谁在办公？为谁办公？可是一听见那粗暴的、像金属一样冷冰冰硬邦邦的呵斥声，我的胸口就堵住了，眼泪哽在嗓子眼里，一个字也说不出。
又下雨了，先是稀疏的几滴，接着急促密集起来，并且伴随着哗哗的响声。大楼跟前的雪松在雨中傲然屹立，显得青葱而潇洒。
只一分钟，那雨，就把我从头到脚浇透了。我哆嗦着，浑身冰冷，惟一感到热乎的，是老山东给我的两只大饼。它们仿佛不在我的胃里，已变成了血，在周身的血管里激荡着，使我顶住了这倾盆大雨的浇灌，并且激发出一种奇特的力量。我仰起脑袋，面对这大雨滂沱中一派混沌的天地，声嘶力竭地喊：“‘乡办’的同志，你们下来——喂，你们下来!”
我喊了又喊，直至嗓子发哑。可是，所有的窗子都紧闭着——早在风雨欲来之前他们就关好了窗。
“爸爸，下面有个神经病!”二楼上有扇窗开了一条缝，探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哎哟，我的宝贝，你会着凉的。”随着清脆的“啪”一声，这惟一的一条缝也关严了。
我闭上嘴，茫然望着这幢灰色的楼房，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片没有生命的荒漠之中。
我不再喊了，决定自己进去。
我推开板凳，用两只手代替脚，攀着楼梯一级一级往上爬，粗糙的水泥楼梯，不一会就把我的手掌和肘部磨破了，红殷殷的血从沾满灰土的皮肤上渗出来，并不很痛，只觉得感觉正一点点从我的身上离去。我好像变成了一条狗，一条两眼充血、一心想咬人的疯狗。
不过事实上，我连狗也不如。狗急了会跳墙，可我只能这么爬、爬……摔倒了，滚下去，挣扎起来，再爬……
终于到了二楼。长长的一条走廊里，有许多办公室。我搞不清“乡办”在哪一间，为了使自己能够体面一些出现在人前，我想靠着墙站起来。我伸出手攀住墙壁，咬紧牙关拼命使劲，指甲把墙壁上的石灰都抠出来了，可身子还是纹丝不动，像个泥菩萨似的坐在地上。
显然我的病情是加重了，记得从医院出来时，依靠支撑我是能够站起来的。
心里一阵发凉，不顾一切往前爬去，推撞着每一扇门。
“‘乡办’在那边，那边——”这一回，倒有人指点了。
“爸爸——”
当我出现在“乡办”门口的时候，一个花蝴蝶样的小女孩发出了一声尖叫，桌上的一堆积木，哗啦倒下了。
从那女孩瞪得圆溜溜的眼睛、张大的小嘴和满脸吃惊的表情里，我完全想象得到我是一副什么模样。
一个看起来十分年轻的男人，从积木后面探出脑袋，从上往下俯视着我。一张方正但没有一点棱角的光洁的脸，显出跟那小姑娘酷似的神态。过了好一会，他才开口问：“你找谁?”
说话的时候，他把小女孩往身边拉了拉，同时伸出手，将窗子打开了半扇。
也许他并没有别的意思，可我已感到，他克制不住对我的厌恶了。
确实，他是干净的。除了牙有点黄以外，他那微凸的眉眼，扁平的鼻子，女人一样薄削的嘴唇和梳得妥帖的头发，还有身上那件合体的编织精巧的毛衣，全都清清爽爽，一尘不染。
不过，我想我宁肯嗅卖大饼老山东的大蒜味，宁肯跟守门的老秃头对打，也不愿让这男人碰我一个指头。这种雌化了的动物，是中国男人的耻辱。他们胸膛里装的，不是人心也不是狼心，而是狡黠畏怯的兔子的心。
我扭过脸，望着墙上的一幅宣传画说:“找‘乡办’主任。”
我料他也不是什么主任。
果然，他低下头去修指甲：“主任不在，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好吧，”我吸了口气，“你都看见了，我的腿坏了，要治疗……”
“怎么坏的？”他握着指甲刀，似乎要显出一副关切的样子，可是那语气、那散漫的眼神，都是无可救药的冷漠。
“我不知道。反正，有一天，我突然站不起来了，就这样。”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在家里发现的？”他又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