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时，我被一阵阵嘶哑的哭声吵醒，在朦胧中忽然意识到一个新生命的存在。我站起来，把婴儿抱在怀里，于是那小皱脸就转动起来，嘴巴一张一张，咬被角，咬我的衣襟，咬一切能触到的东西。
窗外，有一小片菜地，不久前种的卷心菜和小鸡毛菜，已稀稀拉拉地出了一些。我们就用那菜熬汤喝。我用手指沾些菜汤塞进他的嘴里，他竟贪婪地吮吸起来，可吸了几口，又松开哭起来，似乎在委屈地诉说:这不好吃，不好吃……
我无奈，只好再去乞求：“露露!”
露露摇摇头：“我没奶……”
我说：“露露，试试看……”
露露把脸扭向一边，静静地说:“这一夜，我都想过了。你们——还有他们，待我这么好，连父母也不能够。我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他们若知道我的事，会不认我这个女儿，不认我这个妹妹的。可在这儿大家都不嫌弃我，昨天的蛇汤……你们不说我也明白，别看他们男知青吹得凶，其实，捉一条蛇好难呐，弄不好被咬一口，性命交关的，自己舍不得吃，端来给我。有这份情义，我可算没有白活一世。孩子，……就不要了吧！不是我心狠，实在，把他造出来的那东西是畜生。”
两行清泪从她的眼角边淌下。我情知无望，却仍不甘心:“露露，孩子并无过错，小人也是人，也是一条命啊!”
我知道我的话并不新鲜，这是亘古以来无数女人重复过的语言。无数女人为了这句话的诱惑熬尽了青春年华，让红颜在孤灯下老去，于是这句话便沉积起来，沉积成一声叹息，从坐在太阳底下纳鞋底的老奶奶嘴里发出。可它又是怎么到了我的嘴里，而且是这么顺溜地脱口而出，真有点怪。
然而露露拒绝了这种诱惑。她不看孩子，也不看我，目光直直地盯住茅草屋顶:“不，不是人，是牲畜，一个小牲畜!”从大榕树下望去，可以看见现在守桥的，又是那个腼腆的小战士。何士隐轻轻推我一下：“你去。”我问为什么，他一本正经地扶着眼镜：“没什么，你的运气好嘛!”
我望望龚献，他倒笑了：“但愿如此。”
于是我走过去，竭力使自己的脸上显出笑容:“喂，让我过去好吗？我们这儿有一个女同胞生孩子了，我要去买一瓶奶粉，真的，只买一瓶奶粉。喏，你看!”
我十分多余地掏出小小一卷纸币，并把它举起来晃了晃。
小战士没有看我手里的东西，似乎也不敢看我，脸却一点点红起来了——他没拒绝，这是好兆头。
“哎，你是从哪儿来的?”我又往前凑了凑，“我们都是远离家乡的年轻人……你的军装怎么这么大？不要紧，可以改小的，我们发的军装也很大，露露会改，改得合适极了。不过她现在身体不好，刚生了孩子，又没东西吃……哎，你看见过刚生下来的婴儿吗？又白又嫩，圆圆的小脸，那么小那么小的小手和小脚丫，可爱极了……让我出去一下吧!”
我信口胡诌。也不知为什么，看见这个小战士我就产生了一种逗逗他的念头。望着他那孩子气的脸和笨拙地挎着枪的姿势，我会把他想象成一个光屁股的、在收割后的田野里挎着大竹篮拾麦穗的胖娃娃。
然而他却摇摇头:“不，不行啊。”
我说：“求求你啦,又没人看见。”
“可是，这个……实在不行啊。”他低头瞅着脚尖，脸上万分为难的样子。
“那么，把钱给你，帮我买一瓶奶粉，好么?”我想只能这样了。
他抬起头，犹豫地望着我，终于，慢慢伸出手来。
“喂喂，干什么干什么！”忽然一声吆喝传来。小战士吓得手一抖，那卷钞票未接住便掉在栅栏这边了，我赶紧弯腰拾起，只见一个身着四兜军装，两眼铜铃大的家伙正从桥的那一头向小战士走来。
情知不妙，可也不得不硬起头皮上:“排长，我们这儿有人生孩子，我求这位小兄弟帮忙买瓶奶粉……”
“去去去！什么婆婆妈妈、奶粉尿布的。”这铜铃眼厌恶地一挥手，“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高于一切！你们这帮知青，既然胆敢对抗团部的革命路线，那就滚一边待着去吧！我们革命的军宣队跟你们没有共同语言!”
我想走开，可实在又不甘心。这铜铃眼大概觉得十分得意，转过身去大声训斥那小战士：“听着，你要是立场不稳，违反纪律，我关你禁闭!”
小战士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低头吸着鼻子，龚献跟何士隐两个，不失时机地出现在我身边。
“无产阶级是不是人?”龚献气呼呼地摇着木栅栏大声责问。
小战士一声不吭，那个铜铃眼排长可笑地把头一昂：“首先是革命者。”
何士隐一声冷笑：“革命者是爹妈生的还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是谁？是谁?”铜铃眼瞪得往外突，像甲亢病患者一样，“你竟敢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你，还有你!”
他轮番盯着龚献和何士隐。我连忙悄声说：“走吧，我们走吧!”
我想起了澜沧江边的竹子。
从桥上回来，龚献一声不吭，却埋头去刮墙角的硝，又搜集火柴，把火柴头刮下来，碾碎。孙耀庭也跟着他干。我问：“你要干什么?”他头也不抬：“你甭问。”我不甘心，又追着问：“你到底要做啥?”他朝我吼:“你走开，这事和你没关系，你不要来掺和。”
到了傍晚，何士隐来找我：“龚献他们自己造了土炸药，要去炸桥上的木栅栏。”
我吓一大跳：“这不是送死吗？炸了栅栏有什么用？人家还有枪。”
何士隐叹口气：“可不是！我劝他不理会，要不你劝劝他。”
“我的话他更不听了。”我很委屈。
话是这么说，心里却焦急：“他们会把他打死的，就是打不死，也会把他抓起来坐牢。何士隐，你快点想个办法，叫他不要这么干!”
“他要有这么明白就好了。”何士隐用手指抹了抹眼镜片，——他总是喜欢这么抹，好像这样会看得清楚些。“这样吧，回头我们盯着他，别让他做傻事。有你在，我想他总该会理智一些。”
月光灿烂地躺在溪心，桥上却黑黝黝的一团。蝙蝠在空中飞来飞去，在光秃秃的泥地上画出稍纵即逝的怪影。
突然，我听到一阵婴儿的啼哭，初起时是轻轻的，畏怯的，似乎在试探什么，紧接着便凄惨起来，凄惨而尖厉，仿佛是充塞天地间的惟一声音。我的背上刷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何……何士隐，你听，露露的孩子，他……要饿死了！”
“别怕，”何士隐沉着地安慰我，“这是猫头鹰在叫。”
“猫头鹰？它在哪儿?”我哆哆嗦嗦地问。这一刻，我觉得声音就在我的头颅里，即使在细微的间歇里，那凄厉的余音也如尖针般深深地扎在我的大脑上。
“大概是在那边，对面那座山腰的亭子上面。喏，你看。”何士隐伸手朝对岸指了指。
我什么也看不清，可我知道那种亭子，当地人叫它“萨拉蒙”，是专门造来给过路人歇息用的。据说过去还备有凉茶，以供干渴的旅人饮用。
几乎每个村庄的少数民族，都要集资造一座这样的“萨拉蒙”，即便在很穷的地方，即便他们自己还缺少果腹的粮食和蔽体的衣衫。
在大地的灼热中跋涉的旅人，被心中的焦渴和前途的无望折磨得难以忍受时，“萨拉蒙”给他们一片阴凉的庇护，一泓甘泉的滋润。片刻休息之后，抬起头来，鲜红的攀枝花在向他们发出友爱的微笑，心中就又升起了前进的勇气。
而提供这一份愉悦的人，并不希图任何回报。也许在他们的心底，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如果有一天他们走到外面那个世界的时候，也有人会为他们准备了栖息和解渴的“萨拉蒙”。
然而他们想错了。如今在路上等待他们的，是奸诈、欺骗和残杀……
于是许多“萨拉蒙”荒芜了，人心也荒芜了。没有了解渴的凉茶，猫头鹰站在破败的屋顶上唱着丧歌。
大青树的密叶，在夜风中愁苦地叹息，微明的月光和浓密的黑暗在树梢上做追逐的游戏。
一股绝望的悲哀从我的心底升起，我想我何必要去阻止龚献呢？既然一切都已荒芜，那么，要毁灭就毁灭吧！
人类如果还在渴望自由，那么他们即使再穷再苦，人性是不会泯灭的。然而，如果失去了追求理想的希望，那么，人性也就随之灭亡了。
龚献正匍匐在大青树下，他的身边有忠实的伙伴孙耀庭。何士隐拉着我走得很急，很快就要到树下了，但龚献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到来。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面这座桥上，注视着桥上的动静。
突然，桥上有个黑影一闪，好像木栅栏已经打开了，那黑影慌慌张张，四下里打量，仿佛在监视我们的踪迹。
我跟何士隐忙闪到大青树影下，在龚献的外侧卧倒了。
黑影仍朝我们这边张望，好像不找到我们不罢休似的。我-看不清那黑影的脸面，但我总觉得，他已经看见我们了。也许龚献要炸栅栏的计划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要先下手为强。也许，毁灭的一刻真的要来临了，但不是由我们自己而是由他们的手来实现，这未免有点遗憾。
猫头鹰的啼鸣一阵紧一阵，夜蝙蝠几乎撞到了我的脸上，只有新月的银光，依然一派恬静地映在粼粼的水面上。
我忽然觉得还是活着的好。
仿佛是对我这一闪念的报复，那黑影一扬手，一只圆圆长长的东西顺着溪岸的坡地骨碌碌向我们滚来。
有人将我用力一按，我被按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根本分不清谁按住了我，但从这一按中我明白了对方一定扔了手榴弹，或是别的什么武器。
过了好一会，按我的手松开了。我抬起头来，看见那个圆圆长长的玩意儿正停在前面约三米左右的地方，一动也不动。
木栅栏已关紧了，桥上的黑影也不见了。
“别是什么定时炸弹吧?”何士隐嘀咕。
“可不，让我瞧瞧去。”龚献说。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敏捷地一跃而起，像猫似的朝那玩意儿窜去。龚献啊龚献，你已经救过我几次，我不能再把危险留给你……
然而我突然被推倒了，狠狠一跤，跌得眼冒金星。
我哼哼着坐起来时，看见何士隐正向那玩意儿伸出手去。龚献和孙耀庭也欲上前，何士隐大吼一声:“不要靠近我!”
这吼声中有股不可抗拒的威严，使得我们一下子愣住了，好像被施过定身法似的，一个个都给定在了原位。
我们眼巴巴地望着何士隐捡起那玩意儿，又凑到眼前端详着。我想起在电影和小说中看到的拆卸定时炸弹的惊险情节，觉得应该提醒他，叫他动作快一点。可我不敢说。我甚至不敢呼吸，不敢哆嗦，不敢眨眼，仿佛一个微小的触动就会引起爆炸，就会使何士隐的血肉之躯炸得粉碎。
偏偏这呆子忒会磨蹭，左看右看没个完，还伸手抹了抹眼镜片，把它举高了一点，对着月光仔细瞅，仿佛古董商在鉴别一件稀世珍宝似的。
龚献好像突然醒了过来，大叫：“扔掉算了，扔掉!”
何士隐不但没扔掉，反而把它抱在怀里，站起身，慢悠悠向我们走来。
在夜风中，在沉重笼压的阴影下，我看清楚了，托在何士隐手中的，是一瓶散发出乳白色、珍珠样光泽的奶粉！
猫头鹰仍在哭泣，夜蝙蝠也还在飞翔。龚献犹豫了一下，然后把他做的那些个土炸弹一枚枚扔进了溪涧。孩子有了奶粉，孩子的母亲依然不得不用蚂蚁粮充饥。龚献他们还是每天到桥上去交涉，还是毫无结果。
有一天我们惊讶地发现，那孩子自从喂了奶粉以后，再没有解过大便，小肚皮已经胀得像面鼓了。而四肢则因此显得更加细小，整个身躯好像都变畸形了。
除了露露之外，我们这里是一团惊慌。你怪我奶粉冲得太稠，我又怪她喂的次数太多。糟糕的是谁也没办法把吃进去的东西再抠出来。都只当没有奶会把孩子饿死，却不曾想到有了奶还会胀死！
唉，人啊人，你就是这样长大的吗？
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把这孩子养大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不管怎么说，这婴儿是我们苦难岁月的一部分，所以我不能让他死去。如果有一天他长成一个棒小伙子，我就对他说：“你好，活着多好啊!”他大概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我则变成了一个饶舌的老太婆：“你见过‘萨拉蒙’吗？那时候，‘萨拉蒙’都荒芜了，猫头鹰在破败的尖顶上哭泣，可‘萨拉蒙’并没有倒坍，它筑在许多人的心上。”
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更不能预测将来“萨拉蒙”将夷为平地还是重新建筑，但我把这小小的婴儿当作了一个“赌注”。我想如果他活着，那么一切就会好起来，要是他死了，那么厄运就会降临给我们(至少在中国是这样)。这种心理有点像小时候，我缩在冷冰冰的墙角里等待妈妈归家，一遍遍地抓盒子里的火柴梗,心想要是抓到双数，妈妈就会给我带好吃的回来，若抓到单数，便什么也没有。我常常抓到双数，结果妈妈总是空手而归，带回一脸的疲惫和一包廉价的香烟。只有一次，双数给我带来了好运气:一只热乎乎的铝制饭盒，里面装满了晶莹透亮的小笼包子！我抓起一只塞进嘴里，那滚烫的、鲜美油腻的汤汁溅了我一脸。那种滋味大概到我行将就木时也会记得。我忘了九十九次的落空却忘不了一次的应验，不知道别人的记忆是不是这样。
都说蜂蜜能润肠，挖蚂蚁粮时，我们便格外地留意。果然发现有野蜂嗡营，追踪而去，竟在一棵牛腰果树上发现了老大的一个蜂巢。经过一番苦斗，终于把野蜂蜜刮进了事先预备好的塑料袋中。
应该说是胜利而归，可我们这几个女孩，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想笑，却笑不出来。原来各自的手、脸都被野蜂螫得肿了，看着对方可笑，一想都彼此彼此，再加上肿处疼痛难忍，于是笑便成了哼哼，一路哼哼着，兴冲冲回去。
突然，我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宿舍，所有的房子都成了一片火海。一根根竹子在火光中噼啪烧燃，墙壁和屋顶像软塌塌的纸片一样倒下来，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灰烬。
我们望着，完全想不起来这时应该做些什么，因为很显然，一切都是徒劳的。
有几个女孩子坐在地上哭，看到我们，一下子扑过来：“刚才，团部来了军宣队，用枪逼着,要我们搬家。我们不肯，他们就把我们的东西扔出来，然后就……放火，把房子统统给烧了。”
我来不及气愤，倒是松了一口气:这么说，铺盖行李那点儿赖以生存的可怜家当都还在。不过，马上心里又一惊：“孩子呢？”
哭哭啼啼的女孩子们面面相觑，都说不知道。
“露露呢?”我马上发觉，露露也不在。
“露露在的，”一个女孩子肯定地说，“刚着火的时候，我还看见她，抱着孩子跑出来，好像在……”
一听她这么说了，我想露露恐怕已把孩子抱出来了。
我又问：“龚献他们呢?”
“他们男的跟放火的人打起来了。”那女孩告诉我，“那些坏蛋想溜，他们一直追到桥上,恐怕现在还在那儿干仗呢!”
我急忙跑到桥边，看见龚献他们正往前奔跑追赶着：
“喂，两只脚的畜生们，你们不把我们当人，我们也不做人啰——”
人们剥光上衣，赤裸着膀子朝桥上冲去，野兽般的狂叫在山谷、丛林里回荡。我发抖了。守桥的解放军也在发抖。每一缕空气每一束光波都在发抖。太阳的爱从那个遥远的熔炉吹送到这个星球，以无限的仁慈创造了生命的世界，一切似乎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怒吼的人们用石头、用木棍、用肩膀和身体砸那木栅栏。木栅栏在顷刻之间就像玩具一样倒下了。他们从桥上冲过去，没有人阻挡，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枪口朝天，子弹作了无谓的浪费。
冲出去的人们在外面买了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回来，便在大青树下筑起了一道工事。反正祸已经闯了，就准备死守吧！
决心既下，倒也坦然，吃饱了真正的米饭和油盐炒的蔬菜，一个个慵懒得想睡，但真躺下，又睡不着，那道工事横在跟前……
大约是黄昏时分吧，大青树在阵阵东南风中簌簌作响，山谷里的溪水敲击着两岸，发出哗哗的声音。突然间桥上的广播喇叭响了——在哑了很久之后又响了。播放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嘹亮无比的音响，压倒了自然界的微言细语，除了这一雄壮的旋律，我们再也听不见别的什么，连彼此间讲话都难以听清。
乐曲之后，团部的广播员开始讲话：“革命小将们，你们辛苦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关心着你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现在，我们给你们送来了粮食和药品。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团部决定，十三连依旧保留原有的建制……”
我们面面相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在桥的那边停着一辆卡车，卡车上满载粮食，这是真的。
那个腼腆的小战士正扛着一纸箱面包向我们走来。这也是真的。
我很想跟这个小战士讲几句话，谢谢他。可是，我摸摸脸上未消的肿块，想起了我们被烧的房子，我走开了。
盛蜂蜜的口袋似乎漏了，蜜汁一滴一滴掉下来，像黏稠的眼泪。我忽然发现自己很脏，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像盔甲一样贴在身上，生命好像变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驮着污垢和灰尘、汗、油泥、血腥气息……同室的女孩子们纷纷拿出肥皂和毛巾，相约着去河边洗澡。我也端起脸盆跟了上去。我在橡胶林里寻找李凯元的墓，很快就看见了那块灰色的碑，经暴雨的洗刷它显得洁净无比。碑上的字历历可数，清晰遒劲。隆起的坟,竟已褪尽光秃秃的土黄而露出一派嫩绿。再过去一点，那个北京女知青的墓要矮一些，可草却更长。两只蝴蝶:一只白花的和一只黑花的，在长长的草丛里追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