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见过蚂蚁冢吗？在橡胶林里，在起伏的丘陵上，在藤蔓怪树互相绞杀、阴沉恐怖的迷宫内，一眼望不到头。它们高则数米，矮则一米半米，形状跟坟墓一模一样。
十年后我去参观曲阜的孔陵，在北方伟岸挺拔的松柏、榆树、芦树和楷树投下的肃杀阴影间穿行，面对无边无际的灰色碑林和黄土坟冢，我想到了两句诗：“残碑留至今，阅历风霜尽。”孔子的嫡系后代十万鬼魂在无边的黄土地上游荡。它们死死纠缠着每一个活着的人，几千年了，不停地给活人制造着精神的枷锁和镣铐，而人们还得向它们顶礼膜拜。我忽然觉得，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我——我要赞美的是亚热带森林里的蚂蚁冢。赞美原始的生命，赞美是那微不足道的小蚂蚁向人类显示出来的强大的内聚力。回到连队，正赶上李凯元的葬礼。
我们把他葬在胶林里，他的坟墓旁边还有一座墓，小小的，埋着那个塌方时摔死的北京女知青。再过去，一只连一只的蚂蚁冢，无穷无尽。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相比之下，那个女知青的坟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要不仔细察看，我们几乎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和千千万万座蚂蚁冢浑然一体了。李凯元的墓也会这样。
团部领导曾命令我们把遗体送到县城去火化，我们不同意。杀人者总想毁掉一切罪证，我们要等待历史的判决。
知青们自己上山伐木，做了一口粗糙的棺材。
上午又下了一场暴雨。在我们宿舍前面，倾泻的雨幕遮掩了一切。我的视线里只剩下一棵椰树，茁壮的树干托起如盖的枝叶，在风暴中昂然屹立，像一面黑色的旗帜。忽然一道电光闪过，树烧着了，一串鲜红的火球在黑色的树冠上跳动，闪烁。这是一种灿烂的绝灭的美，是可以撕裂人心的美。
大雨过后随着送葬的队伍走向墓地时，我发现这棵树已经死了。它通体焦黑，可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姿势。这份傲气大概会使每个目睹它燃烧的人感到畏惧。
在离椰子树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吉普车。车上坐的是“太君”，还有别的一些人，都是“太君”带来的。
他们注视着我们，没有下车，也不说话，只是一声不吭地看着。那种紧张和敌意，我们是感觉到了的。正因为如此，在悲痛的重压中又有了仇恨的火种。我们也不说话。我们低着头。我们走得很慢。队伍相当长，从一个山头延伸到另一个山头，全连队的兵团战士，不管跟李凯元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朋友还是仇人，都来了。在送葬的路上走到一起来了。只要一点轻微的触动，那心底的火种就会燃烧蔓延，变成扑不灭的野火。这一点，谁都明白，吉普车上的人也明白。他们不敢走过来，不敢对我们说一个“不”字。
我一直挽着露露。她神情恍惚，虚弱不堪，但她坚持要参加今天的葬礼。我没有劝说她留在家里。谁也没劝，我们都不认为自己有这份权利。
露露捧着一束芭蕉花。我手里的也是。许多人都带了花，有深红的木棉花，洁白的番石榴花，紫色的花烛花……西双版纳田野的色彩，浓得化不开，可我们采集最多的，是芭蕉花。花圈也是用这种花编成。这粉红色的、小小圆圆的花朵，像婴孩那样无邪友爱地围在一起，蓬蓬勃勃地形成一束，被嫩绿的叶片托起，以无比清新的面目显示出它们内在的团结和力量！
望着洒满芭蕉花的棺材，我还是不能相信里面躺着的就是几天前跟我一起去买香蕉的小伙子。
我想，在北京，当他离开了那个居住了二十年的四合院时，必定还是笑嘻嘻的。他母亲或许流了泪，可是他觉得这是很丢面子的事。他甚至不要母亲送行，早早地跑到了敲锣打鼓的队列中。可父母亲还是来了，一直赶到火车站，踮起脚尖，唠唠叨叨地向车窗内的他叮嘱这个那个。他烦了：“爸爸，你陪妈妈回去吧！”可就在这时，汽笛拉响，车厢动了。母亲追着启动的列车奔来，喊着:“元元，小元子……”蓦地，他感到有些心酸。他意识到再也没有人像妈妈这样喊他了。他不顾一切地将大半个身子扑到窗外，在黑压压追赶的人群中寻找自己母亲的白发……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南下的列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年迈的父母互相搀扶着走出北京站。把孩子送到许多孩子都必须去的地方，在他们是无可奈何的。但他们相信在过去的年月中把儿子养育得很好，不管将来沧海桑田，他们终将会抱上一个胖胖的孙儿。
我低下头去，听见的是铁锹刨动泥土的声音。
在稀疏的橡胶林里，一个洞穴出现在眼前。
橡胶林沉寂无声，没有喧哗，没有低语。我们也沉寂无声，没有哀歌，没有眼泪。湿漉漉的土块落在棺木上，发出沉闷的但仿佛能穿透一切的音响。今生和来世都已呈现在眼前，还有什么可说、可哭泣的呢？
忽然我觉得，一直紧紧挽住的那个人在往下滑。我吓了一跳，以为露露昏过去了，赶紧去搀扶，却见她跪在地上，一把把抓着泥土：“我受骗了，受骗了……”
我拉不动她，却也噗地跪倒了。旁边一个女孩子“哇”地哭出声来：“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什么呀？”
这意想不到的哭声在队伍里引起了连锁反应，沉默的人群开始唏嘘起来。
龚献跳上一个高高的蚂蚁冢：“同志们，战友们！”
低沉浑厚的声音吸住了几百人的目光，可是他突然顿住了，只见他眼圈发红，眼眶里有一些晶莹的液体在滚动。
“我已经给李凯元的父母拍了电报，”他哽咽了一下开始说道，“可是，他们还没有来——从他家到昆明要三四天，从昆明到我们这里，还要五天，没有任何冷藏设备。我们不能再等下去。我们只能如此了。作为他的兄弟，他的战友，我们竟没有能力替他辩诬，替他申冤。兄弟姐妹们，为什么我们活得这样窝囊，这样软弱，这样无能……请看看我的脚底下，看看这是什么？是小小的蚂蚁垒起来的巨大工程。蚂蚁尚且如此，我们……难道我们就不能像蚂蚁那样团结起来，让我们自己活得更像一个人吗？”
人群沉默着。唏嘘声停止了，甚至连呼吸声也似乎停止了。但沉默并不意味着人们停止思考。
芭蕉花像绯红的雨点，纷纷落在刚刚垒起的新坟上。
龚献将一块新凿好的石碑竖在墓前。碑文是这样的：此处埋着一个人，一个被野蛮当作蚂蚁踩死的人——李凯元
他的同类——一群有感情的蚂蚁立
一九七五年八月龚献给大家念碑文的时候，我微微闭上了眼睛，不是故意玩味那种哀情，实在，每一个字都带着斧斫的痛楚锲在我的心上。龚献提出立碑、拟碑文，又跟何士隐他们往石板上镌刻的过程，我都一直守在旁边。真没想到他们竟能在石头上刻出如此刚劲的字来。知青的聪明才智无所不在。然而，他们却连保护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够。应该说，人的悲哀，远胜于蚂蚁。
我忽然想到了被野蛮当作蚂蚁踩的许多名字:李凯元、露露、塌方中死去的北京女知青……以至我忘掉了陈莲莲，忘掉了环绕这个名字的耻辱和悲哀。
又下雨了。没有犹豫，不加探询，扑向大地时便倾注了全部激情。
几百人淋在雨中，谁也不想离开。吉普车发出了启动声，以为它要离去，却缓缓驰近。
“太君”从车里出来，披着件帆布样厚的军用雨衣。
比雨点还要密集的目光，刷地向他射去。
在这无言的对峙中，他的脚步犹豫了一下，但立刻又坚定起来了，果断而充满自信地向我们走来。
可是突然间，他好像害了伤风:“同志们，咳咳！”
没有人吭声，我们在等待，等待这个魔鬼的表演。
“咳咳！”他终于扫清了嗓子：“同志们，在当前一片大好革命形势下……咳咳！希望大家要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像这个碑，咳咳，完全抹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请大家看是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看问题，这碑嘛，咳咳！是不是不要……”
一段话未了，这家伙抱住脑袋，发出了“哎哟”一声惨叫——一只臭鞋，不偏不倚地砸在他的额头上。
这一只臭鞋是一个信号，一声呼叫。在这个瞬间，愤怒的知青推倒了他，从他身上踏过去，像潮水一样拥向吉普车。
吉普车猛然醒悟，“砰”地关上门，呼呼溜得飞快，却撂下了来不及上车的“太君”。追不上吉普车的知青们又回过头来扭打“太君”。
在混战中我挽着露露，我始终挽着她不放。我们为权力野兽的末日而欢呼。这是灵魂最隐秘最沉重的庆典！
“揍死他！”“打死这个暴君！”“斩了这个狗杂种！”人们在怒吼。
可是，即使“太君”死了又怎么样？还有郭副团长，还有小李……以及他们手中的权力。这一切的一切谁能告诉我们？
突然，从茫茫的雨雾中，从一团鏖战的黑云中，有歌声如惊雷响起：“谁愿意做奴隶——”抬起头来，见是何士隐在指挥，龚献、孙耀庭，还有好多和他们在一起的人都在唱：“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任何代价，
甚至我们的头颅。……”澜沧江发出汹涌的喧嚣，天上好像裂开了一道口子。从那裂口处倒下如注的雨鞭，还有这雄壮悲愤的旋律。我傻乎乎地站着，倾听这全然陌生的、从未走进过我生活世界的一种旋律。我看见露露勇敢地挺起了胸，看见“太君”呻吟着从地上爬起来，拔掉插在小腿肚上的一把刀，殷红的血滴在远去的山路上，在顷刻之间又被哗哗的雨水冲没。
风很大，橡胶林里有枝干断裂和大树仆地的声音，好像李凯元的鬼魂正急急赶来，应召参加这一合唱。我张开嘴，热泪哽住了我的喉咙。天边正响着惊雷，在这隆隆的雷声伴奏下，歌声向着雨雾中迷茫的天空扩散：
“我们的热血，
地帕尔河似的奔流，
任何敌人的毒焰，
胜过，克利什姆当年的猛兽，
但胜利终是我们的，
我们毫没怨尤。
瞧吧，黑暗快要收了，
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
……”
万千树叶翻飞，林莽发出可怕的呼啸，大自然在欢呼这早降的雷雨。我也想欢呼，但我不知道要欢呼什么。一时间我搞不清楚昨天是怎么过来的，明天又将向何处去。我从这雄壮的齐唱中感受到心脏搏动的力量。我又看到希望:在高高的蚂蚁冢上，在矗起的墓碑后面，生命是不死的，希望是永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