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重新回连队劳动的那段日子里，龚献他们的小兄弟之一——李凯元死了。
直到现在我依然对他的死感到茫然。几个月前，我在孙耀庭的大杂院里喝酒时，我好几次向着门口张望。我总觉得他会一掀门帘，笑嘻嘻走进来，递出一张喷香的名片：××环球公司总经理李凯元。
他会的，我相信他会的。他对买卖的特殊兴趣和才能，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这个李凯元，这个喜欢恶作剧的、精明又有点无赖的小伙子，如果活到现在，他会像狼一样凶猛地向瞄准的目标扑去。
但是他死了。我亲眼目睹了他的死，没有任何预兆。也许这也是宿命，是必然，是这一代人逃不脱甩不掉的厄运。
无论是弯曲的竹还是修长的竹，开花以后就死去了。理想的大厦危象四伏，野草丛生。野草年年萌发着温柔的嫩芽，散发出咄咄逼人的生命气息。人类也许也会有一次新鲜的蜕变，使自己返璞归真。然而现在，仅仅是一种愿望。
既然没有了先进的桂冠，再拼命是可笑的。况且我也拼不动了，在炎热和盐水泡饭的条件下，保存体力比什么都要紧。
休息时，我拿一顶破草帽盖住脸，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一时间，我迷迷糊糊，一切尘世的感觉似乎都离我而去，惟有饥饿常常紧随着我。有时刚吃过饭不久，我也会无端地想起过年时妈妈烧的红烧肉。别人也爱谈吃。他们谈的要比我的想象高级得多。什么北京“全聚德”的烤鸭，上海“杏花楼”的月饼，杭州西湖的醋鱼……到末了，舔舔嘴唇:刚出炉的热大饼油条，其实是很好吃的。
李凯元一跃而起：“我说，去寨子里弄点香蕉来吃吃吧！”
“你去弄！”人们懒洋洋地躺着不想动弹，对香蕉却又很向往。
“死样怪气！”李凯元不满地骂道：“你们统统在这儿挺尸，一小时后，我让大家吃个饱！”
“算了，我说算了。”龚献摇摇头，“老乡也很穷，偷他们的也怪可怜，再说被上头知道了，又要找我们的碴子。”
“我说头儿，你也太小瞧人了。”李凯元拍拍胸脯，“嘿，我是去买，花钱买！”
他说着，真从裤袋里掏出两元钱，让大家看：“你们不信？嗯，不信？谁跟我去？”
孙耀庭应声：“我去！”
李凯元当胸将他一推：“去去，身体像卖拳头的，跟你一起进不了村子就要给赶出来了。”
老实的孙耀庭红着脸嗫嚅:“难道还要找个仙女陪你？”
“这可不！”李凯元站起来，装模作样地捋了捋唇上的小胡子，突然一伸手，向我招呼：“莲莲，你跟我走。”
人们哄笑起来。这是开心的，无恶意的笑。在笑声中我知道自己重被他们接纳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跟着李凯元走了。我感激他。他很轻易地把我从鄙视和偏见的罗网中解救出来。这一切，恐怕连龚献也很难做到。龚献太认真，而这个世界，本不值得那么认真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傣族小姑娘收了钱，给我们抱来一大串香蕉。
李凯元接过香蕉，却不走，一屁股坐在人家门口，拣肥大的往下揪，剥了皮就往嘴里送，一边吃一边还对我说：“吃，吃嘛，不吃白不吃。”
我努力咽下涌上来的口水，迟疑着没动手。这串香蕉不算很多，吃光了，拿什么回去给大家？
李凯元嘻嘻一笑，扔过来好几根，不由分说地命令:“吃！”
他自己一面吃一面跟那小姑娘瞎吹，从北京扯到上海，什么国际饭店比山还高，奶油蛋糕比花儿还美。小姑娘听得入迷，大眼睛一闪一闪，圆圆的脸上绽出两个笑窝。
可香蕉却在迅速少下去，我好几次催他，他却不理。小姑娘端来茶水，他又吃又喝，说个不停。终于，我傻眼了：那么大一串香蕉居然已经吃光了。
这时，小姑娘笑眯眯地将一把砍刀放在我们面前。
原来，她要我们自己去砍，砍下的算卖给我们，而这一串，是送给我们吃的，不要钱。
砍香蕉时，他已经胀得弯不下腰了。我砍了三棵，大约有几十斤，用绳子扎成两捆，正要往肩上背，他却一把将我推开了：“去去，有你爷爷在，还能让你出苦力？”我拍掌大笑：“我的爷爷，你倒是自己把它弄上肩呀！”
他哼哼着，把两大捆香蕉统统背了起来。我于心不忍：“算了，分我一半背吧。”他不理会，噔噔噔往前走。我忙追上去恳求：“我晓得你力气大，可你刚才吃得太撑，现在背这么重要生盲肠炎的。”
我这么说，他竟扭过头来，眼睛睁得圆圆的，嘴巴咧得大大的，好一副不胜惊讶的样子：“啊哟，龚献这小子真有福气，哪辈子祖宗积了德，修下这么个怪疼人的好媳妇。”
我被说得一阵脸红，想生气，却“扑哧”笑了出来：“累死你活该！”
他益发轻狂:“累死我不要紧，要是你那细腰让香蕉扭断，我们头儿还不找我拼命！横竖是个死，不如现在就累死。”
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死字，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点不吉利，忽然没了玩笑的兴致，便埋头走路。出了寨子，刚上公路，这时前面一阵轰响，我抬头一望，见一辆吉普车迎面驰来。
我说：“大概是‘太君’来了。”
李凯元眼一眯：“不错，是‘太君’。这辆该死的吉普，总有一天要滚到山沟里去。”
我心里有些忐忑，好像觉得不要迎上去，在路旁躲一躲的好。可再一想，又觉得这种担心毫无理由。买点香蕉并不犯法，怕什么呢？再说他也恐怕已经看见我们了，躲着，倒显得心虚似的。
因为拿不定主意，我就问：“李凯元，我们怎么办？”
“理他呢！”他头一昂，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去。
“嘎”的一声，吉普在我们跟前停下了。从车上跳下一个五短身材的黑胖子。一点不错，正是“太君”——团部的武装部长。这家伙平常对知青特别凶狠，所以大家背地里给他起了这个雅号。有时知青打群架，“太君”就举着一根粗棍子，冲进人群一阵乱打，打得人头破血流，哭爹叫娘，他却舔舔嘴唇，心满意足地笑了。那样子，活脱是个嗜血成性的野兽般的日本鬼子。不过“太君”在团部头头面前却总是低头哈腰，一脸媚笑，只差没有九十度鞠躬来一声“哈依”了。因此团部头头十分器重他，但凡知青中出了什么乱子，总是派他前往镇压。
“太君”下车，总归是有麻烦。我有点紧张，不知不觉就放慢了脚步。李凯元却不理会，背着香蕉，继续昂首阔步。
大概是这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激怒了“太君”，他大喝一声:“喂，你给我站住！”
李凯元翻翻眼:“大路朝天，凭什么要我站住？”
说罢他抬腿就走。“太君”气得脸发紫，双手叉腰拦住了李凯元:“你这香蕉是从哪里来的？”
李凯元也火了：“偷来的，怎么样？”
“好呀，我叫你偷！”“太君”竟挥起拳头，“咚”地朝李凯元的肚皮揍去。李凯元“哎哟”叫了一声，弯腰蹲了下去。我吓得心里怦怦乱跳，赶紧扑上去扶他，一面大声说：“香蕉是买来的，花两元钱买来的，就在后面那个寨子里买的，不相信你去问好了。”
“两元钱？买这么多？”“太君”冷笑一声，用穿皮鞋的脚踢了踢掉在地上的香蕉。
“真是买来的呀！”我固执地解释，差点要哭出来了。李凯元捂着肚子哼哼，脸色都变了。我扶也扶不动他。
“李部长，天热，快上车吧！”从半开的车门里传来一个甜蜜蜜的声音，“跟他们有什么好缠的？这小妞什么都偷，连汉子都能偷哩，别说几根香蕉。回去跟团部汇报一下，抓个典型好了。”
“太君”一甩手，转身往吉普车里走去。一阵燥热的风吹来，扬起的灰尘一下迷住了我的眼。眼睛很痛，泪水哗哗地流出来。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吉普车的引擎声正惊天动地的在响。李凯元的脸色土一样黄，两条腿在微微地抖，好像它们支持不住身体的重量一样。这情景真叫我害怕。我觉得他一定伤得不轻。他身体的某一部位被打坏了，否则，他决不会在挨了一拳之后就蔫了。他无论如何是要还击的。我晓得他。
想到这一点，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前:“等一等，等一等，李凯元他……”
吉普车启动了，扬起的灰尘又一次迷住了我的眼睛。我在灰尘中绝望地大叫：“等一等呀！”
没有谁理睬我。车子消失在大路尽头。
我又回转去看李凯元，他居然又背起香蕉，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了。
我松了口气：“你觉得怎样？还痛吗？把香蕉给我。”
“没事没事！”他挥挥手，仿佛打算笑似地咧了咧嘴。
我放心了，并肩走在他身边。没走多远，他一个趔趄差点倒下，我赶紧上去扶住。于是他的整个重量连同香蕉都压到了我身上。我支撑着这样的重负，一步步艰难地走着，回连队的路变得无比遥远漫长。我们终于走了回来。
正在劳动的知青欢呼着围拢来，卸掉李凯元身上的香蕉时，他像一根没有生命的木头，“通”地倒了下去。
龚献弯下腰:“李凯元，你……你怎么了？”
大家都很紧张，一个个叫着他的名字。在众人的呼唤中，李凯元的身子慢慢地侧过来蜷缩着，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
我连忙把路遇“太君”的事说了一遍。龚献失声叫道：“哎呀，打坏了，打坏了！赶快送医院！”
最近的公社卫生院离这里有七八里路。车子是没有的，担架也没有，找不到可以代替担架的东西，大家轮流背他。我也去了，我不能不去。
“噢，痛，痛呀！”在龚献、在孙耀庭、在那个戴眼镜的文绉绉的何士隐的背脊上，李凯元无一例外地喊叫着。我替他擦汗，那汗刚拭掉又冒出来。毫无办法，谁也帮不了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快跑、快……但愿医生能救他，噢，医生！
在公社卫生院，一个正在吃炒粉的中年人放下碗，披上油渍斑斑的白大褂，过来给李凯元检查。我们如遇神明，恭谦地让开。那大夫这里摸摸，那里揿揿，淡淡地问了几个问题，我都非常详尽地做了回答。“胃穿孔。”最后他这样说。一股油腻腻的炒米粉气味喷在我期待仰起的脸上。
他说过以后便脱去白大褂，也没洗手，就端起刚才撂下的碗：“必须立刻动手术。”他一面吃一面说，“不过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的，我们没这个条件和设备。你们只有把病人送到县医院去。”
说的倒是实话。这里的卫生院所做过的最大手术，就是把疖子里的脓水挤出来。
“当然要抓紧，”在津津有味的咀嚼中他又及时提出忠告，“在三四个小时内动手术，还来得及。”
“啊？”龚献浑身一震，伸手扑上前，大有要打掉那人饭碗的架势。我赶紧拖住：“龚献！”
他向我望了一眼，咬咬牙，强忍着不满和焦急：“那么，车呢？马上把救护车派来！”
“对不起，车坏了，已经三个月没开了。”医生显得很有涵养。
“什么？车——坏了？救护车怎么会坏？你们医院里干什么吃的？”龚献像头绝望的狼，扑上去一把揪住了那人油腻腻的衣襟。
医生也火了：“你小子撒什么野？你问我，我问谁去？哼，老实说，就是车不坏，也轮不上病人坐——早开出去宣传批林批孔啦！”
看这情景，我晓得僵下去决无好结果，赶紧又赔上笑脸：“医生叔叔，救命要紧，无论如何，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气呼呼的医生转脸望了我一眼，那目光不胜惊讶。不声不响的何士隐又不失时机地掏出香烟，点着了恭敬地递上去。烟雾喷出来时，医生的脸色和缓了些：“唉，不瞒你们说，我学的是外科，这样的手术，在实习时也做过的。可到了这个鬼地方，妇女生孩子，头上长疖子，伤风咳嗽发疟疾，什么都来找你。看点业务书，又说你白专道路……算了，不说了。车子真的是坏了。你们知青，不能叫领导上派个车吗？”
一句话提醒了我们。是的是的，团部是有车的，“太君”坐的吉普车就可以！电话机趴在桌上，黑糊糊像只大乌龟。我抓起来就摇，感谢上帝，原来这里还有如此先进的通讯工具！
那一边传来熟悉的、不止一次在全团大会上人模狗样地做报告的郭副团长的声音：“你是陈莲莲？小陈啊，怎么，想通了，愿意到广播站来？什么？要车……你放心好了，明天一早派车来接你……现在就要？不行啊……轻伤不下火线嘛，坚持就是胜利……”
我放下话筒，也放下了最后一线希望。龚献不死心，继续摇，那边干脆没响声了。
实在没别的办法，我们找附近村里的老乡，借来了一辆坏了车灯的手扶拖拉机。
把李凯元抬上车时，医生在一旁看着，有几次他张口欲语。
“一百多里路，要明天天亮才能到。”龚献盯着医生，目光阴沉。
医生终于什么也没说，车启动时，他给了我们一只手电：“路上要小心，小心！”
他的嘱咐是针对我们健康人的。关于病人，他没有任何嘱咐。
手电的微光只能照亮眼前很近的一点距离，而前面，那夜雾笼罩的林莽尽头，那仿佛鸿蒙未开的山峦的边际，是看不见的。弯曲的盘山公路好像正向着虚无的深渊延伸。
拖拉机是龚献驾驶的。因为紧张，他双目圆瞪，两只手恶狠狠地握着操纵杆，额前毛发直竖，而两腮的肉则深深地陷了进去。道路在车轮下战栗，好像随时准备给这个不高明的机手一点厉害瞧瞧。
坐这样的拖拉机是危险的。可是我们别无选择。孙耀庭愣头愣脑，何士隐文质彬彬，任何类型的机动车他俩都从未摸过。我们只有把一切交付给龚献。
李凯元在车斗里喊叫，打滚，为安全起见，我们不得不抱住他。我握着他的手。有几次他把我的手捏得痛极了，骨节咔咔直响。我真希望它就此断裂，如果这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但是渐渐的，他的手松开了：“我要死了，要死了……”
那一声声呻吟，好像是从我的灵魂里分离出来的，它就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它在昏惨惨的夜幕中游荡，无处依附无处留存，最后又回到我无以自慰的悲泣的心中。
我垂下头，望着这一张被痛苦扭歪的脸。他不再呻吟，目光散漫，天空、大地、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可怜虫在他那没有光彩的眼中变得模糊不清。我觉得他死了。我相信他是死了。惊惧使我大叫：“龚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