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Main Street）是美国现代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成名作。它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年中连续重印达二十八版之多，被称为“二十世纪美国出版史上最轰动的事件”。英国著名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赞扬辛克莱·刘易斯写了“一部最有洞察力的优秀作品，它是文学的卓越成就。”《大街》不仅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美国地方风尚的教科书。作者透过本书女主人公卡萝尔·肯尼科特的眼睛，以极其幽默诙谐的笔调和辛辣嘲讽的语言，艺术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美国的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病态心理和庸俗生活，成功地描绘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小镇居民的群像。卡萝尔和她的丈夫威尔·肯尼科特是作者精心刻画的两个典型人物形象: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满脑子罗曼蒂克的幻想家;和一个脚踏实地、热爱本职工作的实干家。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亨利·门肯盛赞这两个人物形象是描写美国日常生活的一大成功。
卡萝尔是一个法官家庭出身的城市姑娘，自幼父母双亡。初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她是布洛杰特学院的学生，一个“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活力”的美丽活泼的少女，她怀着“学以致用，造福社会”的雄心壮志，在大学里毕了业。她立志要使每一个乡镇都有街心花园和草坪、小巧玲珑的房子和一条漂漂亮亮的大街。她在圣保罗图书馆工作了三年光景，然后嫁给年纪比她大十二三岁、淳朴敦厚而且富有的乡村医生威尔·肯尼科特，来到了中西部的戈镇。这个被当地舆论誉为“充满活力的双湖之城”，是“美国中西部最最美的地方”，给初到乍来的卡萝尔的印象，却是闭塞、保守、平庸、乏味，简直是“一个垃圾堆”。卡萝尔被这种现象吓坏了。她是“一个满脑子想着工作的女人”，但是在戈镇，她却偏偏没有工作可做。于是卡萝尔怀着良好的愿望，按照城市的方式，引进文化生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尝试。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一一被戈镇的保守势力所击败，卡萝尔本身也由一个叛逆者变成了一个随波逐流者;在小说的结尾，她已经成为“大街上一个老成持重的女人”，“自愿坐在车子的后座”上了。
在作者笔下，卡萝尔首先是一位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她不安于小镇医生太太那种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她要实现自己的夙愿，要在戈镇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她想得过于天真了。她不明白，戈镇是银行老板埃兹拉·斯托博迪那些乡绅们的戈镇，在他们眼里，“大街就是文明的顶峰”，“凡是埃兹拉所不知道和不首肯的事情，那就是人们大可不必去了解、思索的异端邪说”。而新来的卡萝尔却一反这种传统观念，偏偏要仿效城市的模式改造戈镇。不论她参加当地上流社会仕女们的芳华倶乐部和妇女读书会的活动，组织戏剧社，演出话剧，还是为兴建校舍和市政厅大会堂，以及改革图书馆整个体系而四处奔走，她的出发点都是想引进城市新兴的精神文明，给戈镇的居民造福，而其行动的后果却是向“大街文明”的公开挑战，她的所作所为也就是十足的“异端邪说”，她的改革尝试无疑要遭到埃兹拉们那股无所不在的、巨大的保守势力的拼死反对。卡萝尔曾向荣归乡里拜客访友的百万富翁珀西·布雷斯纳汉诉说内心的愤懑，她说戈镇的生活“简直沉闷得要死”，说她恨透了戈镇那种“内心空虚，作风恶劣，到处搬嘴弄舌”的现象。对此，布雷斯纳汉先是轻描淡写地说卡萝尔给戈镇挑出的毛病，“只不过是人类生活的天性，永远都改变不了”，接着就数落起她“喜欢标新立异”，像一些女孩子“刚刚走出学校大门”，“就想指手画脚，倒过来教她们的老奶奶如何煮鸡蛋”了。布雷斯纳汉充当了戈镇保守势力的代言人，给了卡萝尔当头一棒。当戈镇中学新来的青年女教师弗恩·马林斯受到牧师的遗孀、长舌妇博加特太太的恶意中伤，处境十分艰难时，卡萝尔仗义执言，逐一走访了戈镇中学董事会会长、督学和其他校董先生，呼吁他们主持正义。尽管他们认为博加特太太为人恶毒，可是校董会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建议”弗恩“自动辞职”，实际上把她赶出了戈镇。这些大人先生们之所以这样做，还不是因为博加特太太这个“大街的凶神恶煞”实在惹不起，而且谁又叫弗恩是个新来的单身年轻姑娘呢？在戈镇，卡萝尔所面对的，不仅是一群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资产阶级市侩，而且还有根深蒂固的排外心理、种族歧视、喜富嫌贫等传统观念。卡萝尔一直觉得自己成了暗地里受人监视和讥笑的对象，惊恐地发现“四周都是凶相毕露的狼牙和带着嘲笑的眼睛”。这个问题由戈镇中学的女教师维达·温舍小姐作了解释，她以老大姐的口气提醒卡萝尔，在戈镇，“凡是新来的人，都是要受考验的，” “不管是谁，只要是新来的人，她们好象都要伸出爪子，乱抓一气的。”维达小姐的话道出了实情。在芳华倶乐部的一次桥牌舞会上，仅仅因为卡萝尔说女佣人干的是世界上最苦的活儿，她给她家的瑞典籍女佣人比阿每星期六块钱的工资，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犯了众怒。那些太太们眼睛里都露出敌意，说她给这么多工钱就是跟大伙儿过不去。亏得维达小姐打圆场，连哄带吓，才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还有，卡萝尔帮助比阿和瑞典籍雇工迈尔斯结了婚，使他们成了一对恩爱夫妻。尽管比阿离开了，卡萝尔仍然和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后来卡萝尔和比阿都有了儿子，两代人都成了好朋友。这表明卡萝尔平等待人和助人为乐的美德。可是这种交往，却受到戈镇上流社会的非议。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迈尔斯是“贱民”，是无神论者。甚至连肯尼科特也认为这种交往有失他家的体面。最后比阿和她的儿子不幸死于伤寒病，戈镇舆论对迈尔斯的厄运，不是同情，而是幸灾乐祸。卡萝尔连连碰壁，一筹莫展，感到茫然若失了。她曾经把自己比喻为“ 一颗六角形的钉子”，可是在戈镇她能到哪里去找“ 一个六角形的洞眼”呢？
作者花了很多笔墨描绘卡萝尔满脑子罗曼蒂克的幻想，以及它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泡影的情节，写得幽默诙谐，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如卡萝尔初到戈镇，想从肯尼科特入手，教他欣赏诗歌的美。她在家里朗朗上口地给肯尼科特念叶芝和丁尼生的诗，可是肯尼科特受不了，他连忙点起一支雪茄烟，让自己躲在一圈圈烟雾后面，免得露出一副窘相来。看到这个情景，卡萝尔才恍然大悟，自己是错把肯尼科特这个“大萝卜头”当成了“晚香玉”，选错了对象，难怪吃力不讨好了。又如卡萝尔头一次参加妇女读书会的活动，讨论的中心是英国诗歌问题，有四、五位太太报了一些诗人的生平，胡诌了一通，主席宣布戈镇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算告一段落。卡萝尔很想通过这个团体以文会友，利用它作为改造戈镇的工具。她满腔热情地提议，把会上提到的诗人详详细细地研究一番，可是遭到会长的婉言拒绝，说是来年讨论的题目早已定为“装潢和瓷器”，无法改动了。这时，卡萝尔才明白过来，妇女读书会只不过是戈镇上流社会的太太们装点门面、附庸风雅的组织，“她们认为自己对于文化嘛，好象已经撒上了 一把盐，腌过了，就像火腿一样可以挂起来啦”。卡萝尔的罗曼蒂克情调还表现在她在某些事情上的天真幼稚，脱离实际，甚至想入非非。为了兴建校舍和市政厅大会堂，作为新生的戈镇的中心，卡萝尔不顾疲劳，四处游说，最后竟异想天开地登门造访了百万富翁道森先生，劝他带头慷慨解囊，把戈镇改造一番，这样死后也好留个好名声。这对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道森先生不啻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舍得平白无故地拿出一个子儿来么？卡萝尔被道森先生抢白了一番，自讨了个没趣。还有，当卡萝尔被任命为公共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后，她心想这一下可有了用武之地了，她打算把图书馆整个体系来一番改革。她先动员了肯尼科特捐出十五块钱，在馆务委员会上兴冲冲地建议每位委员同样出钱，来购买图书馆急需的五十部重要书籍。委员们激烈反对这个建议，可是他们却花了半个来钟头，大动干戈，反复核对，调查短缺一角七分公款的问题。这等于又给卡萝尔浇了一盆冷水。连连的败北，使得卡萝尔认识到自己实在太天真，“妄想在粗糙的松木板上精雕细刻”，真是白费劲。她哀叹自己是“一只用皮条拴起来的小鹰，被这些胖乎乎、懒洋洋的白色大母鸡啄得几乎快要死了”。就是在这种到处碰壁，理想幻灭渴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情况下，卡萝尔结识了农家出身的瑞典籍年轻裁缝埃里克，埃里克衣冠楚楚，举止斯文，比卡萝尔小四五岁，喜欢诗歌和绘画艺术，指望在戈镇攒一点钱，然后去东部上艺术学校。卡萝尔相信他的才华，对他寄予厚望。他们谈得情投意合，彼此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但对卡萝尔来说，这也是她的罗曼蒂克情调的流露，而不是一般的男女私情。因为卡萝尔在埃里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的影子，而父亲在她的心目中就是圣洁的爱和正确的谅解的化身。她从埃里克身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青春。“在她心中梦寐以求的，并不是埃里克，而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在教室里、在画室里、在办公室，以及在反对现时社会秩序的集会上……所洋溢着的那种欢乐的青春。”卡萝尔决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轻薄的女人，她所需要的只是一种精神寄托。可是，他们被人盯梢，受到别人的造谣中伤，成了众矢之的。最后，埃里克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离开了戈镇。
改革的尝试失败了，少数几个谈得来的朋友不是死了就是被迫走了，卡萝尔觉得一切都完了，她再也忍受不了“这么一个既寒伧又狂妄的市镇”。她不顾肯尼科特的劝说，执意要走出厨房，离开戈镇，到城市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这样，卡萝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带着儿子休到了华盛顿，在军人保险局找到了工作。她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有了一些跟自己谈得来的朋友，有了自己的社交生活，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事事依附丈夫的妻子，而是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了。可是，时隔不久，她发现华盛顿也处处带有浓厚的大街色彩，令人感到拘谨和沉闷。她从工作中开始认识到“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个别的几个人，而是那些规章制度”。它们利用种种伪装的形式和冠冕堂皇的名词，例如“上流社会”、“家庭”、“政党”、“教会”、“袓国”以及“优越的白种人”等等，使它们的专制统治暗中得以实现。一连串的挫折磨光了卡萝尔反叛的棱角，她的意志消沉了，她得出了一个消极的结论：自己对付“那些规章制度”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笑了之。大约在两年以后，卡萝尔终于回到了戈镇，过起平平淡淡，庸庸碌碌的生活，准备和肯尼科特同甘共苦一辈子。卡萝尔承认自己遭到了失败，可是她从来没有嘲笑过自己的理想，她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她相信他们的小女儿会看到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会看到人类的飞船驶向火星。虽然，卡萝尔的罗曼蒂克的幻想破灭了，她的“造福社会”的宏图没有得到施展，她自己也不幸沾染了“乡村病毒”，从一个叛逆者成了一个随波逐流者:但是，她的善良的心地，她的美好的愿望，她对改造戈镇所作的积极的努力，以及她对受害者所抱的深切的同情，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肯尼科特是作者作为卡萝尔的对立面来描绘的，他以一个脚踏实地、热爱本职工作的实干家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靠自己挣来的钱念完医科大学，回到戈镇开业行医。他的医道精湛，医德高尚，真心实意地为本乡本土服务，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肯尼科特身材魁梧，脖子很粗，一双手坚强有力，爱做家务，善于小修小补，虽然脾气执拗，说话粗俗，可是诚恳朴实，为人厚道。他平生有五大癖好:行医，置地产，爱卡萝尔，开汽车和去野外打猎。其中置地产一项说明他偏重物质利益，沾染了 “乡村病毒”，是不可取的，但其他方面都是无可指责的。肯尼科特安于现状，自满保守。在他眼里，戈镇是个呱呱叫的好地方，戈镇人是最最好的人;他对小镇生活感到心满意足。这些和卡萝尔的看法有着根本的分歧，两人之间缺乏共同语言。尽管如此，他对卡萝尔的改革尝试还是给以一定的支持。正如他在结婚前所允诺的，愿意做卡萝尔这位治理市镇的外科大夫的助手。例如在卡萝尔筹备演出戏剧时，他帮忙制作布景;当卡萝尔想筹款给图书馆添置急需的读物时，他带头捐出十五块钱。虽然事情没有办好，但他是尽了力的。特别是他那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妻子的执著的爱情，充分展示出他那纯洁善良的心灵，受到读者的喜爱。
肯尼科特对待病家，向来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对于上门求助的急诊，总是随叫随到，尽心尽力。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转，冒着大风雪，踩着烂泥地，不知疲劳地为病人看病。书中不乏这方面的精彩的描写。一天，一个腿上受了重伤的贫苦的庄稼人被送到了医生家里，肯尼科特给他诊治好了，然后拍拍庄稼人的妻子的肩膀宽慰她，说秋收以后再给诊金也不迟;并且要女佣人倒两杯咖啡，拿一些冻羊羹，给他们吃了好赶远路。这里表现出小镇医生和病家之间那种宛如亲友的情谊，富有浓厚的人情味。有一次，天寒地冻，肯尼科特冒着风雪在外连续出诊，在病家的厨房里，就着摇曳不定的昏暗的灯光，替一个胳膊被严重砸伤的庄稼汉做截肢手术，同行的卡萝尔临时充当麻醉师。卡萝尔眼看着肯尼科特眼明手快而又从容不迫地做手术，对他高超的医术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当成一位英雄人物，她深为自己那位了不起的丈夫感到自豪。特别是当肯尼科特知道比阿和她的儿子得了伤寒病时，他不抱任何成见，毫不迟疑地担负起医生的责任。他让卡萝尔负责白天护理，而自己一天三次上门看望病人，态度和蔼可亲，给病人以安慰和希望。就是对迈尔斯也很客气。这些都说明他心地的善良和医德的高尚。娘儿俩死后，肯尼科特和卡萝尔夫妇俩眼里噙满了泪水，和迈尔斯一道把他们的尸体洗干净，然后离开。书里的这些情节，都写得十分生动、真切，感人至深。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肯尼科特很想从军，可是镇上几位医生商量的结果，是让他留下来给镇上的人看病，他毫无怨言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作者通过百万富翁布雷斯纳汉的口，对肯尼科特出色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对卡萝尔说，“你的威尔·肯尼科特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好医生。……真正保障人民大众身心健康的，还是多亏这些开业的乡下医生。老实说，在我亲眼见到过的最稳健、头脑最清楚的开业医生里面，其中就有一个威尔。”肯尼科特曾经对卡萝尔说过，他要做一个说话从不夸口，不吹牛，一心一意给大家做好事的人。他是严格地履行了自己的誓言的。
肯尼科特和卡萝尔都是诚实的人，彼比真诚相爱。虽然由于他们的气质不同，以及对戈镇的看法分歧，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是都以和解而告终。卡萝尔去华盛顿独自谋生是矛盾发展的高潮，最后她还是回到了丈夫的身边。他们是一对难解难分的冤家。肯尼科特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这和卡萝尔满脑子的幻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肯尼科特对卡萝尔说过，“我希望我们两口子是一对地地道道的诗人，开口闭口都离不开月亮和玫瑰花——可是，说到底，我们毕竟还都是些凡夫俗子呀。”这话说得多么真诚和中肯。肯尼科特质朴憨厚，虽然有时因为忙于行医缺少对妻子的温存体贴，甚至忘了留下家用钱。但是，当他明白了自己的过错，他是会认真改正的。他打心底里爱卡萝尔，正如他对卡萝尔所说的:“天底下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你——就是我的灵魂。”肯尼科特尊重卡萝尔的感情，简直到了痴情的程度。夫妻俩第一次口角龃龉以后，卡萝尔提出要睡到空客房里去，肯尼科特当即同意了。可是当他慢慢地懂得卡萝尔是有意回避他时，他感到十分沮丧，但是绝不强求。甚至在几年后，卡萝尔从华盛顿回到家里，肯尼科特还嗫嚅着告诉她，说她的那个房间他一直给看管得好好的，一切都保持原状。肯尼科特的这种痴情，在他去华盛顿看望卡萝尔时，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白，他说：“我巴望你回来几乎快要疯了，可是我也不愿意向你苦苦哀求。我无非是要你知道，我是始终等着你回来的。每次邮差上门，我都巴望有你的来信，等我真的收到了一封，却又吓得不敢把它拆开来，我该是多么希望你在信里写着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希望你回戈镇的时候一定要心满意足才好。赶明儿我一定尽力而为，务必使你感到快乐。”这些质朴无华的话充分展示出肯尼科特对妻子的爱情是真挚的、始终不渝的，这儿丝毫没有大男子主义的影子。这种真情的流露，的确是感人肺腑的。作者对肯尼科特的宽宏大度和淳朴敦厚，也作了动人的描写。一个傍晚，肯尼科特在郊外遇见卡萝尔和埃里克在一起散步谈心，他不动声色地请他们上车，殷勤好客地送了埃里克一程。回到家里，他还是诚恳地规劝卡萝尔就此打住和埃里克一刀两断，以免别人造谣中伤。第二天埃里克离开了戈镇，人们议论纷纷，暗地里盯着卡萝尔，贝西舅妈也对她一个劲儿盘问为什么埃里克不露面了，意思是说卡萝尔和埃里克的出走有关系。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肯尼科特胸有成竹地替卡萝尔解了围。他说他和卡萝尔一块儿捎上埃里克开车出去兜风，埃里克说要到别处找个比较合意的工作，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说当然可以去的，就这么回事儿，就这样把贝西舅妈驳得哑口无言。肯尼科特还要她给戈镇的人传话。这一席话使得包打听和长舌妇们大失所望，一场风波也就这样避免了。为了让卡萝尔忘却心中的芥蒂，肯尼科特陪着她游览了大峡谷，参观了许多名城和旅游胜地，还到过墨西哥。卡萝尔对自己说：“我在戈镇最喜欢的，将是威尔·肯尼科特身上的优秀品质，那就是他那高尚而又健全的理智。”卡萝尔被肯尼科特的厚道深深地感动了。这也是后来卡萝尔之所以从华盛顿返回戈镇的主要原因。作者在肯尼科特身上倾注了满腔热情，花了不少笔墨，一个憨厚可爱、脚踏实地的城镇医生的形象，就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
刘易斯成功地塑造了卡萝尔和肯尼科特这两个典型人物形象，是有他厚实的生活基础的。作者非常熟悉当时美国中西部小镇的现实生活，把他在自己的家乡——中部明尼苏达州大草原上的索克镇和美国各地许许多多城镇中所看到的事件和人物综合起来，以他那“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进行艺术加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真实的、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生活画面，生动地勾勒出特定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使作品具有十分广泛的群众性和亲切感人的艺术魅力。据说在刘易斯身上，既有卡萝尔的罗曼蒂克的幻想，也有肯尼科特讲求实际、通情达理和比较粗俗的气质;这两部分构成了他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这两个互相对立的部分彼此一直争斗着。难怪刘易斯把《大街》的男女主人公描写得如此传神入化，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了。由于作者在《大街》题词中点出，戈镇泛指整个美国，它的大街是各地大街的延长。这样，《大街》所揭露的就是美国的社会病态，而卡萝尔和肯尼科特这两个典型人物形象也就越出了戈镇这个范围，具有更加广泛、更加深长的意义了。
(本文刊载于《外国文学》1987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