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象中干净整洁的用砖瓦盖起的营房，住进用木板搭建的房子，比远古的茅草房，好不了多少。床垫由晒干的树枝条做成，铺好被褥，躺下去怎么也感觉不到平整和舒坦。开饭时，第一顿吃的是馒头，算是对我们这帮“客人”的礼遇，以后就是真相大白了，顿顿是苞米大馇子、玉米面发糕、窝窝头，冻豆腐和只有两三片菜叶的汤。晚上没有电，小油灯昏黄如豆之火苗，映着一张张丝瓜筋般拉长的愁苦的脸。
从此，我们就泡在了荒原里，开始与土坷垃打交道。一切需要白手起家，先生产，后生活，是上面喊出的口号。一面挖沟、修路、整地、开荒、播种，一面打井、上山炸石头，准备盖房子。日积月累，石头在山脚堆得多了，马车来不及运，腰上扎着草绳，胡子拉渣的连长号召我们开始清晨义务劳动。就这样，每天要早起半小时，在浓重的晓雾中，用怀抱或者肩扛，把采石场那些石头，一块块送回营地。那些石头，都是有棱角的，各种形状的都有，尖利处常常蹭破手上的皮。我们真的干起了“愚公移山”的营生，足足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幸亏只是搬运采石场炸出来的那些石头，要是一座山，真的能移走吗？可是，那时这个口号是喊得震天价响，全靠它来鼓动。
寒冬腊月，在还没有打出井的时候，我们每天的凌晨，要到雾气迷蒙的河面砸冰块，用铁镐抛，用石头砸，那冰碴子四处乱溅，让你躲闪不及，脸上像扎针一样生疼。然后，把大大小小的冰块装到马车上，运回宿舍，架起木柴用火烤，待融化成水，分给每人小半脸盆，刷牙、洗脸就靠它了。
大忙时节，天未亮，当钟声或哨子的声音划破寂静，就要一骨碌地翻身起床。夏锄，面对的是一垄垄望不到头的苞米和豆苗，不但要锄去杂草，还要“间苗”，就像飞针走线；收割，面对的是浩瀚的滚滚麦浪和豆海。一躬腰，到站起来时，已是汗水湿透衣服，两眼直冒金星。可谓：早晨踩着露珠行，夜里披星戴月归。
最繁重的活是修水库，全团大会战，各个连队抽调人马，住在临时帐篷。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要挑着两筐土的担子，走几百米泥浆路，再拼尽气力，踉踉跄跄登到大坝上，而大坝越堆越高，越高往上就越吃力。人海战术，每个人一天不知要跑多少来回，汗如雨下，鞋儿破，肩膀上的皮也破，肿起的肉瘤像馒头一样高。直到堤坝高高的耸起，像一堵厚实的墙，连起了山的两端。我们流出了多少汗水，一顿吃下去的几个馒头，哪能顶住五六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待饥肠辘辘，肚子饿瘪了，还得干下去。
到了后来，和泥、糊大墙、脱坯、烧窑、垒砖、基建、脱谷、扬场、打柴、割草、掰苞米、伐木、扛木、排水、刨粪、挖草炭、拉爬犁……一年四季没有消停。黑夜里，在场院打谷，脱粒机的轰鸣震耳欲聋，我们用毛巾包着头，活像“敌后武工队”的队员，只是没有驳壳枪，而手持一根冰凉的铁叉，轮番奋力撮起一堆堆豆秸，往贪得无厌的机器的嘴里喂。尘土飞扬，呼吸困难，筋疲力尽，站不稳也要拼命冲上去，整个通宵都在玩命似的劳作中。到了夏天，在农田经受密密麻麻，成群的小咬、蚊子的围攻，弄得你心烦意乱，无法招架；在冬天，哪怕零下三十几度，“大烟炮”吼叫着，肆虐着，几米开外瞧不见人，我们也要在冻得硬绷绷的地边抡铁镐，挖排水的壕沟，每个人都有指标，用皮尺量出你要完成的地段。
雨天上大田，脚上的胶鞋有时被蒺藜扎破，水涌了进去，可你还得要干，完成每人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不小心，脚指头撞到石头上，鲜血直流，疼得钻心，你还得坚持。
干活，干活，千篇一律的体力劳动，每天躺下来腰酸背疼，苦不堪言。哪里还能感觉得到烂漫的青春呢，或者说青春就是残酷，受苦受累的代名词罢了。青春的岁月就这样，沉重地捱过。
我的青春是无边的黑暗，
岁月在啃啮大脑神经的发条。
我们被命运驯顺得像一只只羊羔，
又像被蒙黑布的驴儿周而复始围着磨盘环绕。
等待，等待，等待有一抹云层中的熹微，
等待，等待，等待有一点光亮让韶光年华被照耀……（笔者：《无题》）
回想起来，我仍然是幸运的。“天有不测风云”，在北大荒，发生了多少突如其来的惨痛悲剧，吞噬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噩耗是随着传闻长上翅膀的：有在采石场排“哑炮”被突然爆炸后插在石头中的钢钎穿透身体的，有在煤矿的炕道中遭遇塌方或瓦斯爆炸血肉横飞的，有在受惊的马车飞奔时被甩落地上头破血流的，有夜班睡着被拖拉机的链条碾压内脏出血的，有为扑灭荒火而被烈焰中的火舌吞没的，有被切草机的传送带卷入而丧命的，有掉进有“大酱缸”之称的沼泽地陷下去的，有遭“出血热”鼠疫传染一命呜呼的，有遭到权势者的蹂躏而卧轨自尽的……我所在的连队，一同从上海来的一位知青，到团部取修好的发电机回来，遭遇雷电交加的暴雨，在一棵大树下躲雨，不幸被雷击中，裤腿都裂开、焦黑了。他只感觉腿的疼痛，没有多久，他的腿部查出患了骨癌。从省城医院到上海的医院，都无法治愈。他确实很坚强，截肢之后，表示还想撑着拐杖回连队。但到了绝望之际，任何安慰的话对他都是廉价的，多余的，诸如称颂他把青春献给北大荒，意志是多么顽强，之类的漂亮口号，只能令他反感。最后，被锯了双腿，生命仍无可挽回，在万般痛苦中离开人世。一部知青上山下乡史，是一部苦难史、血泪史。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他(她)们曾是活泼泼的生命，而且正处于青春期，本应在灿烂的阳光下绽放出花朵，或者鹰隼一般翱翔在蔚蓝的天空，可是，他(她)们无从得到天佑，更无从得到人佑。在那个时代，生命卑贱得就像草芥，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风行下，很多危险你都得迎上前去，就像堂·吉诃德一次次的向庞然大物般的风车挑战。可你斗得过吗?知青们缺乏的是生活经验，他(她)们稚嫩如青葱，最应该补上的一课，是怎样在风雨中撑开一把自我保护的伞。他(她)们有充分的理由，学习如何抵御自然、环境和人心的险恶，懂得安全，珍惜生命。然而，他(她)们知道得太晚了，许多灾难猝不及防，横祸飞来，死神裹着白色羽衣向他(她)们疯狂逼近，然后张开血喷大口，无情地将他(她)们吞噬而去。而自杀的女性，更是人为的罪恶的后果，是谁践踏了她们青春的美好，践踏了她们人格的尊严？现在，他(她)们中有多少却永远地长眠在那片黑土地上。
在读过侯井天先生的《北大荒“劳锻”日记》后，我又在读女作家陈瑞晴的系列小说《北大荒的呼唤》，主要写的是一群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女性，流放到北大荒的艰难挣扎。深山老林，还有漫野沼泽，荒草齐天，白雪皑皑，人们勒紧腰带，向着长满狼牙齿和树根的荒山开战。书中对人与自然搏斗场景的描写，因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年，感到非常熟悉。然而，让我震撼的是书中的人物、故事，在那个政治严酷的年代，人的尊严被整个儿剥夺之后，她们是怎样应对苦难，应对天灾人祸，在受监管的狭缝中挣扎和生存。小说记载了历史，多少荒唐，多少悲剧，多少人的青春被埋葬，我一边读，一边鼻子发酸，眼眶里几次涌满热泪。
这批女“右派”，她们并不青面獠牙，相反活泼可爱，富有正义感和人情味，头上却顶着社会给戴上的罪恶耻辱的帽子。有的当年奔赴延安加入抗大时，油印表格上还赫赫印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何曾想到有朝一日会变成“中华民族的败类”。即便这样，尚绯大姐仍然严肃地对大家说不能承认后者，“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知道自己，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对得起这行字（即“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她们当中，许多人只有二十几岁，最小的只有18岁，还是天真烂漫，处在豆蔻年华，只为在别人的闲言碎语中撕掉自己的奖状，就被污蔑为“把党给她的荣誉骂成臭玩艺儿”，旋即成为“右派”；一位归国华侨，因在和人闲谈时，说及国外华侨不愿回国，多半是怕写自传，包括结几次婚，和哪个谈过恋爱，在国外只有受审讯的人，才能这样对待，未想也遭到揭发，被戴上“右派”帽子。可悲呵可悲！
在北大荒，假日里她们偶尔穿一件漂亮衣裙上街，都会遭到非议。人们的头上压着“改造自己，争取摘帽”的紧箍咒，动辄得咎，不得不处处小心，而人心也会被“左”的理念变异。那个华侨姑娘开始因吃不惯这里的伙食，只好靠家里寄来的罐头、点心和糖果度日，然而当她打开一瓶桔子罐头请同屋人先品尝时，竟至于一一扭过头，怕遭嫌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倘若不是尚绯大姐的接受、解围，她真的恨不能钻到地下了。一位为参加高考而堕胎，因反对不许避孕和堕胎而遭殃的“右派”，到北大荒，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将来有朝一日考研究生，那本司马迁的《史记选》随身而带，她能把《尚书》、《左传》、《资治通鉴》等许多史书的重要章节说出来，每次进书店，书就像吸铁石牢牢地吸引住她，看了又看，挑了又挑，长时间忘返，每月18元的生活费，要下怎样的狠心才能买下一、二本书，在那种天天干着繁重体力活的日子，在那样不得身心自由、人要装聋作哑的政治环境，她又有什么条件搞历史研究。伴随着心灵的痛苦，她们的青春何在！
这种苦难是双重的，政治上的高压，环境的险恶。当全国性的大饥荒也降临到北大荒，尽管那里号称撒下种子就会长出粮食的黄金般的“北大仓”，照样吃牲口饲料——糠皮、青稞大麦、黑豆，以至昆虫的食物，树皮、草根、瓜蔓、辣椒秧、野菜……，竟然还发生了一场从猫嘴里夺一条鱼的激烈大战。这些，更是我未曾经历过的。显然，比起我们上一辈所蒙不白之冤，在北大荒所忍受的种种遭遇，在程度上而言，我们这一代知青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我们活得也并不轻松，也有堪称残酷的磨难。
人是自相矛盾的，当需要抵御外界的侵犯和暴力的时候，呼唤的是集体的力量。但人又是个体意识极强的，谁没有自己的忧愁和所思所想呢，谁都得面对自己，需要有独立的精神空间。在北大荒，我们缺乏的恰恰是个人的空间。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你不能表现出与众不同，必须学会随大流，必须谨言慎行，必须泯灭你自己的个性。你不能随便发牢骚，不能说违背时局大道理的话。记得，那时，我们被绷得最紧的一根弦是“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学会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学活用，要学会解剖自己，向自我开战。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一不留神，就会与修正主义牵连，上纲上线。我曾因为写了一首带有点抒情意味的小诗，受到上面的批评，被指责为“小资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死屋手记》里，就描述过，在那个阴暗的环境，那些苦役犯最痛苦的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而是精神奴役，不能表现个人的喜怒悲哀。在集体中生活，彼此防范，言行不能出轨，你的头上，你的四面八方都可能有监视的眼睛，你随时有可能被告密。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的“他人是地狱”一说没有错，集体包围了个人，压抑了个人的活力，消磨了个人的意志。正像有人说的，一个人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样，被抛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一点私人的空间，那种裸露真是可怕。
“接受再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高压，我们也是被改造的，是被某些人俯视的，一言一行的出轨，都将遭至不测。《南京之歌》的歌词中有“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的句子，它曲折地流露出知青对命运的无奈，生命活力被钳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落、压抑、迷茫。然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这首歌一经传唱，就被诬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一夜间在全国遭到批判。作者被捕入狱，如果不是遇到“贵人”**将军，险些被枪决。算下来，为了这首仅仅240字的歌曲，他付出了每字坐牢14天的代价。在我所在的连队，有位北京知青据说有出身问题，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说了点牢骚话，在他的日记本上发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诗句，数次被组织批判，后来隔离在一个远离营区的小屋，责令劳动中独自反省，接受监视，吃饭派人送。他的性情变得沉默寡言，在体力劳动之余，在孤独和苦闷中，唯一能够排遣的方式就是演算数学，做物理题，他只能隐忍。现在回想起来，那句诗何尝不是我自己心理的写照，我也感叹自己的青春，犹如“无可奈何花落去”，盼望着“似曾相识燕归来”。
痛定思痛，封建主义专制的余孽依然存在。我们以及我们的上一代北大荒人之所以失去了青春，终于明白，是因为在那个不正常的社会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们的个性遭到了扭曲，我们是“异化”的生物，缺少灵魂的生物。我们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我们每个人时常不是自己，不得不适应环境，不得不委从政治，不得不随顺领导。层层的压制，让你喘不过气，让你徘徊，白白抛掷了黄金般的大好时光。我对原本的“我”是陌生的，在所谓的集体生活中，我不认识自己，我认不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然而，即便你知道自己，又能如何。
我的内心有一个“我”，这是生活中我的本原。但是在外界的压力下，我不得不放弃“我”，含泪背离“我”。我虽然与“我”如影相随，却不能始终拥有“我”。
在那个时代，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我的行进是盲目的，我在呜咽，我在低泣，我的头脑被驱驰，我的心地是别人的跑马场，滴答的钟表中没有自己的运行的发条，在扑朔迷离的岁月里，我无法唱出自己的歌。
因为没有“我”的相伴，我只具有肉身的躯壳，我的心是沦落的，我灵魂的水面没有涟漪，更没有波涛，而遭受着痛苦的煎熬。我是落寞的，躲在无人知道的角落里。春天，责备没有灵魂的人。那么，秋天就是责备没有果实的人。
我知道，我常常在与世俗妥协，当我被卷入俗务的急流旋涡中的时候，我失去自己的方向，就像水中的浮萍随波逐流。
我常常梦见我被分裂成许许多多的“我”，“我”被轰鸣的机器切割，变成了许许多多的碎片，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时间以秒，以分，以小时，以一个个汹涌的浪头，将我冲到广袤沙滩上，随之是我的一个个趔趄。回望走过了多少“之”字路，两手依然空空。我没有在时光之河里，打捞出那枚沉甸甸的金币。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虚掷了多少茫然的梭镖，它们没有命中我要抵达的目标。
我不知自己的青春从哪天开始，也不知它流落何方。
青春是一腔无人可诉说的心事。青春是一本不让人翻阅的本子。青春是一股无名的躁动。……青春是阴晴不定的日子。……青春，是留给后人的一坛陈酒。青春是一种飘扬在空气中的并非液态、气态或固态的悬浮物。青春，使人变得比婴儿更幼稚，比老人更忧伤。
我已走过青春。一如天上的云，它似乎从未属于我，应风而来，随风而去。诗人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云彩挥一挥手，带走了最好的东西。
等到我们能说出青春的时候，等到我们能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叙述青春的时候，青春已经永远逝去了。（陈村：《陈村碎语》）
对我来说，如果说我有些挣扎，那只是在漫天风雪中的踉跄步子。冰凉的触觉，淤积的心痛，四顾的茫然，时时会在夜半朝我袭来。我错过了求学求知的最好时光，曾有过的幻想隐没在满山烟树的暮色之中，怯怯的迷茫占据着我的心房。我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苍白的浮云在上空游来荡去，我的灵魂不能对我微笑，心中发出的是无尽的呜咽。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有绚烂的青春，我的青春岁月并没有能结出它应有的果实。
我们都要长大，曾经蹒跚着走路，那些摔过的跟头，那些刻骨铭心的伤痛，让我们泪流满面，让我们变得理智、成熟，让我们在走过长途之后，通过咀嚼，慢慢悟出了什么……
青春，在我唱出的是带泪的歌。
我们这一代知青，也经历过了像阿·托尔斯泰说的，“在盐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苦难历程，如果说在那个时段有什么可慰的话，那就是艰苦摔打对意志的锤炼，对社会实际的认识。在以后返城的日子里，即便重新回到底层，也具备了承受的勇气和所需要的担当。尽管真正觉醒的人仍然是少数，但正是他们更加珍惜境遇的改善，在每个寂寞的角落，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奋斗。
回到上海，眼前烟雨迷蒙，走在城市的行道树旁，我仿佛还是闻到了北大荒森林里的松脂味，听到兴凯湖雷鸣般的涛声。这不仅仅是知觉的惯性，更主要的是心灵仍然被驱驰，虽然身处城市，环境已经改变，但是漂泊的感觉依旧。心儿仍在忧伤。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你周围的城市人也不相信你的眼泪，你依然是柔弱的你，社会依然是强大的社会，社会不会迁就你，社会是无情的，虽然你比在北大荒好了一些，但仍然在社会的边缘，你还是城市的边缘人。你增加了城市安排就业的压力，你没有城市所需要的本领和技能，更谈不上是城市的精英。我们这些伤痕累累的知青，就好像再一次成了城市“多余的人”，就好像崔健所唱的“一无所有”，在疲惫和忧伤的泥坑里打滚。
我不想失去青春，我希望社会能接受一个迟暮者的归队。虽然肉体的青春正渐渐离我而去，但我勃发的精神余焰仍在，我愿尽自己之力拉我能张之弓，以画中水墨冬青的姿态抵达心灵的青春。一枚干枯的落叶尚不甘被季节的侵袭完全降伏，还将乘旋转的风作最后的搏击，像飘舞的精灵，像缤纷的蝶翅，何况人，谁愿意陷入空虚，置身于无所事事？国外有家《新闻周刊》，它有个专栏叫“轮到我”，好极了，只要我们没选择消沉，但愿这个世界让每个人都有“轮到我”施展的机会，哪怕在无人注意的一角。
我业余读书、考夜大学、写作……我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一次次向升高的横竿跃跃欲试。
世界太大而我们太小，烦恼太多而温暖太少，斑驳无垠的时光里听不见来自明天的号角，冬天的寒冷在你的目光中灼热地燃烧。（海鸥飞飞《冬暖》）
我重新回到社会最底层之后，一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城市寻求自己满意的工作，比如，想去报社，当记者或编辑，企望得到能发挥自己的位置，但我并没有被接纳。我参加过招聘考试，但我没有跳到哪个“龙门”。集体和全民所有制界限分明，不能逾雷池一步。老天并不给每个人开眼，相反的，障碍随时出现在你面前。在这个变得如此陌生的城市，知你的人有几何，弱者就是在弱者的位置上，强者可以决定弱者的命运。我不忍回顾自己返城后碰到的种种挫折，可以说是四顾茫茫，一次次的失败，讲它的故事要付诸好多笔墨。我仿佛不断听到冥冥中的发问：你意识到世事的纷繁和残酷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