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我的英文小说《雪百合》才一面世，便有朋友促我将其译成中文，以飨国内读者。我起初的反应是否定的。正如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红浮萍》一样，我总觉得，用某种语言书写的作品，是有其特定读者群的，翻译往往事倍功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角度差异很大。鲁迅早已点明: 贾府里的焦大，也是不爱林妹妹的。然而，等待了十五年后，我却最终执笔，发表了《红浮萍》的中文版。因为我找到了一条途径：译写。
译写，给了文学创作者自由，不必拘泥于原文在语言表达上的局限性，而且也给创作者更宽阔的思维和想象空间，得以弥补和完善原著留下的缺憾。当然，译写这种特殊方式，似乎更适宜于由原著者本人亲自操刀，进行再创作的劳动。为此，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并尝试如何有效地从事双语创作的问题。
我的第一部中文小说《嫁得西风》1998年在海外出版后，我曾经尝试用英文写出该书的部分内容，供英文读者了解华裔新移民的生活百态。但在创作过程中，我深感于中英文两种文字在文学表达上的巨大差异，经过反复多次的不断尝试，才由加拿大妇女出版社顺利推出了《雪百合》。
我在两本英文小说中，对东、西方世界都采取了冷静审视的目光。我如实地描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希望通过笔下的客观呈现，警醒民众的思考，推动社会的改造。
我坚持写作者的心灵坦荡、情感真实，不玩弄花招，不讨好市场，不受名利诱惑，不出卖良知，尽管这样做会受到主流评论界的冷遇。虽然身在西方并于主流社会就业，我依旧保持了直面人生的勇气，从不忌惮会否因秉笔直书而开罪了谁，丢掉饭碗。所幸我周围的同事多为正派的知识分子。我的坦诚与信念，赢得了更多的尊敬与关爱。如果读者发现，我的两本英文小说在某些问题上前后观念不一的话，其实并不矛盾。我只是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罢了。当周围的人们都极左的时候（例如在口号盛行的年代），会觉得我右。而当人们都变右了时（譬如眼下对物欲的崇尚），又会觉得我太左。而我，其实一直未变。只是这个世界在变，绝大多数人都随波逐流，跟着变了。
《雪百合》是专为英文读者创作的小说。在加拿大二十多年的生活堪称多姿多彩，入过地狱，也上过天堂。这些经历都成为可贵的资源，赋予了我创作的灵感。 滑铁卢大学对我的厚爱，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使我这些年来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与金钱无关、而与人性有关的一些问题。小说出版后，从加拿大文学评论界的反馈中，我看到自己写作的初衷--促进各族裔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没有付诸东流，感到由衷地欣慰。
2011年深秋，对我恩重如山的父亲离世了。我强忍悲痛，继续上课。圣诞节假期，才返回北京，跪拜在父亲的遗像前，向他诉说我迟来的心声。不知是否父亲的在天之灵在冥冥中给我启迪，在接下来奔赴塞外高原的寒冷的列车里，以及在返回加拿大的拥挤的飞机上，我的邻座竟然是两位命运相同的华裔女性。她们都是年轻的母亲，却都罹患了同样的疾患。在病魔阴影的笼罩下，她们所表现出来的豁达与母爱，令人心恸，使我对生命的价值有了新的领悟。回到加拿大后，我立即进入了创作状态中。对《雪百合》改译的过程，充满了挑战。虽然主题与大结构基本上遵循了英文原著的框架，但在情节和内容上均做了巨大的调整，已变成了一本差别甚大的小说。
《海底》是专门为中文读者创作的。去国二十五载，近年来与国内人交流时，常会遇到诧异的目光。委婉些的说，“真奇怪你怎能保留住如此的纯真！”刁蛮些的便直斥，“你这是极左！”我先还惶然，直到后来受到了朋友的点拨：我们生活在国内，随着日新月异的变动，如在冷水中逐渐加温的虾，对一切反常，都习以为常并逐渐麻木了。而你们这些几十年前出国的老留学生，却像被放入了真空冷藏库，保了鲜。
纯真也罢，极左也罢，《海底》试图把这些差异呈现给读者，籍以促进海内外同胞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我谨在此由衷地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到的目光、温馨的关怀，使我这海外游子卑微的心愿得以实现。也愿借这一隅之地，感谢责编宋强先生以及我青年时代的挚友刘桂兰女士对本书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感谢加拿大文化艺术委员会（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为本书出版发行所提供的赞助。
李彦
201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