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服装厂，江鸥才明白，广告上刊登的那个“经理”头衔，不过是骗鱼儿咬钩的钓饵。
仓库宽阔高大，却四面无窗，阴森幽暗。荧光灯惨白的光柱从高高的天花板上斜斜地射下，照着她单薄的身影，皮肤泛出一层青光。想到这个饭碗来之不易，她自然不会抱怨。横下心来顺着金属梯子攀上爬下，清点整理一捆捆不同型号的牛仔裤、套头衫，并且按照老板的要求装聋作哑，不与任何人搭话。一面气喘嘘嘘，一面学习阿Q。到哪儿去享受免费的形体锻炼啊？
马不停蹄地干了八个小时，日落时分回到家里，她累得连口都懒得开。珊瑚明白她心中苦闷，边吃饭边劝慰。
“无论干什么，只要认真努力，总会受人尊敬的。1958年时，我们那些划成‘右派’的人，被送到北京南郊的农场劳动，有人挑肥拣瘦，偷奸耍滑，谁看得起？我刚生了你弟弟没多久，身体虚弱，却总是豁出命去干活。农场工人对我都很友善，没人把我当阶级敌人另眼相看。”
接连几天，晚饭桌上，妈妈细细地回忆起逝去的时光。
春寒料峭，京郊的天气还很凉，珊瑚们便去秧田里剔稗子了。在刺骨的凉水里，她的手冻红肿了，脚也抽筋。她却咬牙挺住了一切。等到秧苗长高，又开始了紧张的插秧。农场工人讲，要插得横平竖直，甩六退四，即行距和间距是四和六。珊瑚很认真，每插两行，便要量一量，看是否符合四六标准，稍差一点，便拔出重插。结果，她被落在插秧队伍的最后边，越甩越远，急得她满头大汗，脚从久站的胶泥里抽不出来，身子一歪，倒在了稻田里，浑身上下滚满了泥水。农场工人见了，哭笑不得：你这人啊，也太认真了！
“早晨起来，同室的人告诉我，半夜听见我在敲床板，嘴里念叨着‘甩六退四’。原来我在梦里还在学插秧！”珊瑚说。
插完了秧，紧接着便是挠秧。蹲在稻田里，用两手抠地，给稻子松土。实在蹲不住了，就跪在地下爬。手指甲被磨光了，膝盖又红又肿。珊瑚后来罹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十指再也无法伸直。
“我们没去之前，领导就布置好了，让农场工人和我们划清界限，监督我们好好劳动。刚去时，他们都不跟我们说话。可是日子久了，发现我劳动不偷懒，对人也挺好。开始插秧，一天插不了一分地，后来却能插一亩多，竟能赶上场里的老工人了！我还利用休息时间，教农场工人识字，帮他们写家信，所以大家都喜欢我。后来回城了，逢年过节时，他们还拎着小米绿豆，大老远地坐车，来城里看望我呢……”
母亲的忆苦思甜励志故事，鼓舞了江鸥直面惨淡人生，却阻止不了资本家投机取巧搞盘剥。
江鸥才扮演了两个星期“仓库经理”的角色，就接到了解雇通知书。薄薄的一页纸上，只写着两个字，“开除”，连句解释的话都没有。
“什么？”珊瑚直直地瞪着女儿，一脸愕然。“竟然连这种工作都……这……这究竟是为什么？”她的声音颤抖，失去了一贯的从容不迫。
江鸥摇摇头，心里却明白是为了什么。
每天下班的时候，工人们都要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提包，让守候在门口的老板检查后，才能放行。江鸥早就觉得别扭，那天午餐的时候，就跟人议论起这个规定来。一天八小时工作，只有午餐这半个小时可以开口，她就忘记了隔墙有耳的古训。
除了她，厂里还有另一位华裔女工姚翠螺。吃饭时，两人便凑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姚翠螺是广东人，身量娇小，眉眼紧凑。她的工作是趴在仓库一角给牛仔裤锁边，却天天坦胸露背、珠翠满头地来上班。
“不明白为什么搜包？”姚翠螺晃动着亮晶晶的耳环说。“老板怕咱们把胸罩裤衩这类小产品偷偷藏起来夹带出去！”
江鸥皱起了眉头。“加拿大不是以尊重人权闻名于世吗？搜包，难道不是对雇员人格的侮辱？”
“嘿，低声点！”姚翠螺连忙提醒她。“到处都安装着摄像监视器呢，咱们吃饭的地方，老板也能看见！”
江鸥四下里望望，脊背发麻。
那天收工后，大家都在门口排着队等候搜包。江鸥看着这些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移民女性，一个个垂首敛目，打开自己的手提包，伸到老板的鼻尖下，她心里就蹿出了火苗。
马上要轮到她了，她却心血来潮，决定挑战一下这个侮辱人的陋规。于是，她毅然离开队伍，昂首挺胸，迈向了大门。
“嗨，江鸥，你的包还没检查呢！”姚翠螺在后面提醒她。
“我当然知道！”江鸥一摆头，眼角的余光摄入了老板的凝视，锋利如鹰隼，刺入她的肌肤。然而，她执拗的脚步并未停下。
不错，开除。老板肯定后悔，自己当初看走眼了。为了防止某种危险观念在沉默的羔羊之间传播蔓延，这匹来自太行山的黑马，必须被及时清理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