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亲自掌灯把舵后，为江鸥指出了第一步正确的航向：搬家。
于是，江鸥退掉她目前租住的两居室公寓，搬入了同一座楼的底层。那里恰好空出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半截在地下室，半截露出地面，房租很便宜。这样一来，她们就可以不依赖政府的任何补贴，而完全依靠积蓄和打工收入，过一种捉襟见肘、但却独立自主因而尊严有加的生活了。
自从江鸥的产假期满，却又找不到任何糊口的饭碗之后，她就不得不领取失业补助金。那有限的资金，只够她和孩子在这座年久失修的老旧楼房中租一套公寓，付了柴米油盐，便所剩无几了。当然，在珊瑚的眼中，这是无法容忍的耻辱。
“我辛辛苦苦培养你这么多年，决不是为了让你以乞讨为生的！”她的话字字带刺，扎心戳肺。“我一定要帮你寻找回丢失已久的尊严！”
“搬迁售卖”。醒目的红色广告贴到了楼房入口处。川流不息的新移民敲响了房门。来客都是邻居，同属社会底层，分享着这座距离市中心大街一箭之遥的院落。院子紧挨着早已废弃的老火车站，因地制宜，呈不规则几何形状，里面横七竖八，挤着几栋年久失修的四层灰砖楼房。院子的鼎盛时期是在80年代初，曾经接纳过大批越南船民，所以便有了一个不雅的戏称：“难民营”。
肤色油黑的索马里大嫂扛走了咖啡桌。
体魄矫健的伊拉克兄弟抬走了长沙发。
满头碎卷的菲律宾女郎看中了梳妆台。
骨架纤细、尚未发育成熟的波兰小伙摸着下巴踱来踱去，磨蹭了两个小时之久后，终于决定拆掉贝贝的婴儿床，为他避孕失败的女友做第一笔婚前投资。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都走光了。剩下一位顾客，还在反复琢磨。越南大妈坐在屋中央仅剩的一把椅子上，像坚守孤岛的战士。她的颧骨高耸，眼眶深陷，一条青筋暴露的瘦腿蜷缩在平坦的胸前。两只踩扁了后跟的黑布鞋，甩在空荡荡的地毯上。
她是江鸥的紧邻，老少三代，挤在四层的公寓里。大妈在越南家乡，显然是勤劳本分的农户。这座楼房的后门外，沿着山墙，被她开辟出了一溜二尺宽的狭长菜地。墙根下立着一个齐胸高的绿塑料桶，市政府发的环保用品，专门用来接房檐滴下的雨水。
炎炎夏日，江鸥外出归来，喜走后门有樱桃树荫遮蔽的小径。常能看见越南大妈握一柄大铁勺，从塑料桶里舀出雨水，浇灌她的小菜园。园子里郁郁葱葱，长满雪国罕见的绿叶青菜。
越南大妈的目光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搜索着，最后落在了衣钩上悬挂的一件深灰色的毛呢外套上。
大妈不懂英文。她伸出手来，翘起如冬季的樱桃树枝样枯萎的食指，朝江鸥晃了晃。江鸥明白，她想出价一元，便摆摆手，表示外套是非卖品。那是珊瑚从北京带来的。
大妈误解了江鸥的手语，以为她在讨价还价，于是一扬下巴，翻翻眼珠，撅起嘴唇，从喉头发出了轻蔑的一响。
江鸥记起了国内农贸市场上常见的景象，便再次重复了自己的手语。黄洋界上，
我自岿然不动。
大妈唇角紧闭，目光炯炯，再次竖起了枯萎的樱桃树枝。
江鸥耸耸肩，对珊瑚说，“过去我跟她用手势交流，没问题嘛。夏天的时候，我刚一表露出对她种的鸡毛菜感兴趣，她立即就扯了一大把塞给我……”
“算了！”珊瑚却匆匆打断了她。“让她拿走吧！我不要了。”
大妈腋下夹着毛呢外套，喜笑颜开地离去。珊瑚瞥了一眼她留在写字台上的一元硬币，嫌恶地皱了皱鼻子，对江鸥说，“你没注意到吗？她刚才坐在椅子上，不停地用手指头抓挠她的脚趾！她准是有脚气病！我看见她刚一进屋时，就已经用手摸过我那件外套了！唉，这种糟糕的地方！你……”
不巧的是，贝贝偏偏在此时发出了不该发出的声响。看到男孩子站在屋角，叉开两腿，小脸憋红了，珊瑚意识到他正在制造的麻烦，便闭上嘴，转过了脸。
江鸥在浴室中给孩子洗屁股、换尿片时，珊瑚立在窗前，良久无语。空荡荡的客厅里传来一声悠悠的长叹。
“唉，其实，你不该离开王子啊……”
母亲的声音并不高，却像一根金属棒，狠狠敲击在江鸥的脑门上，震得她脑仁嗡嗡直响。
江鸥眼前浮现出一对眼尾弯弯的黑瞳，幽幽地忽闪着活泛的光。那光是复杂多变的，时而自私贪婪，时而敦厚善良。多少年过去了，这交替出现的映像一直困扰着她对人性的判断，至今无法使她对自己所做出的种种选择，心安理得地画上正号或是负号。
于是，她再次默念着一首不知在哪里读到过的英文小诗，协助自己摆脱开莫衷一是所带来的烦恼。
终有一天，你会认识到
谁重要，
谁从来不重要，
谁不再重要，
谁永远重要。
莫为你航程中过往的船只烦恼。
它们没能驰入你的未来，
自有冥冥中不可言说的奥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