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的一天下午，阿明就要满四岁了，他傻傻地坐在门口稻场地上，右手拿着洗衣棒，面无表情地拍打着地面，他的屁股下面，因他的久坐，地面下陷了一尺有余。
一里外的生产队仓库旁，有一大堆干枯的稻草，忽然莫名地燃起了大火，大火越燃越旺，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大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拿着提水桶、瓷盆，如喝了最出色的生物学家研制的“增力”药丸，快如闪电地冲向小河里，提水，爬上坡，泼向熊火……仓库里，装着下一年度全队人的口粮。队长代林沉稳地指挥着人们灭火，尽管他万般惧怕仓库烧毁的后果，但他刚毅的脸上，表现的是一位预先知道考题的考生进入考场的神态。没有一个人站立，老人、妇女也一脚赶一脚，男人们个个像默默遭受百年折磨而终于发怒的水牛，喘着可以融化花岗岩的热气，额头上大如土豆的汗珠与黑乎乎的灰尘混杂一起，看不清楚一张完整的脸。
阿明依然无精打采地拍打着地面，偶尔望一望远处那些忙碌的人们，仿佛这场大火远在火星。
大火终于在这群团结而拼搏的人们面前低下了倔强的头！
当最后的一束火苗躲藏到灰烬中不见踪影的时候，人们终于轻松地喘着气，大家都疲惫不堪。人们惊奇地发现，大火仅仅是消灭了稻草堆，而三米开外的柏树却毫发无损，五米外的仓库外墙，居然不见一粒灰烬。九十八的王爷爷摸着洁白如雪的胡须说：“我活了一辈子，没有看见这么大的火，更没有看见大火之后，周围的东西毫无损伤！这是好兆头！吉祥的大运将要降临到我们三队的某个人身上！”
1978年8月31日，阿明跟着母亲到本村小学报名入学。他没有喜也没有忧，反正母亲说上学就上学嘛。负责报名的老师是一脸严肃的皮老师，他面前摊开着一张泛黄的信纸。他问道：“家庭成分？”母亲怯怯地说：“中农”。皮老师抬起头把母亲审查似地望了一眼，似乎对她的答复有些怀疑。阿明回家问了母亲才知道，最光荣的成分是“贫农”，最耻辱的是“地主”“富农”，“中农”将就过得去吧。
母亲娘家成分不好——“地主”！这成了她永远的心痛！她在娘家做小姑娘时，身体好，又特别勤劳，动作麻利，做起事来能抵一个一个半成人。经常有人在外婆面前夸着：“黄妈，你闺女太能干了，别人刚摘满一箩筐棉花，她两箩筐就满了！”外婆高兴地说：“我五个娃子，就数她最能干！”但到了太阳落山时，评分开始了，母亲的工分最低！次数多了，母亲也不满了，就对她的工分提出异议，一脸络腮胡子的队长板着脸瞪着眼说：“小小女孩子，就斤斤计较的。你动作再快，也赶不上成人。从小就要养成团结互助、乐于奉献的精神！”母亲不再辩驳，她知道再有道理的辩驳，也感化不了这个骨髓里钻进了歧视虫的队长，他就是本队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不能向他挑战和质疑。晚上，母亲包含噙着委屈的泪水，早早地上床了，晚饭也不吃。外婆明白了缘由，就劝着她：“孩子，谁叫我们家成分不好呢？以后你出嫁，找个成分好的人，就不会受委屈了。”
其实，划分成分那年，外婆家仅仅比别人多一块一亩三分五厘的三角形的田，多一口有五十八道裂缝的粮柜，多一个缺少一条腿的五屉柜！仅此而已！就被划成了“地主”！批斗那年，那多的每一门东西，全部充公了。顺便，有一个村干部把仅有的一把筛子也“拿”跑了！
在此有必要交代的是，三十年后的大年初一早晨，“络腮胡子”到牛栏屋喂食，九百八十公斤的大水牛忽然发疯，冲出牛栏，径直撞向他，他当即倒地气绝身亡，水牛交换着双蹄在他的胸膛上跳舞。
母亲二十岁刚满的第三天，有一位脸如一张皮的媒婆给母亲提亲，说男方“成分好，人本分，勤做事”，外婆就满心喜悦地一口答应。三天后，一个又矮又瘦的男人跟着介绍人来外婆家“过门”。他紧张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如一段变形的木棍。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卡其布旧衬衣，可是右衣领角卷在黑乎乎的脖子里，那发着阴沟污泥味的脖子最少有三年没有洗过。他脚下的有六个破洞的解放鞋，鼓鼓囊囊的，好像不安分的五个脚趾随时会冲出鞋面来。母亲看了一眼，就一个人躲到房间里不出来。外婆敲了好多遍门，她才勉强打开。外婆反复劝她：“孩子，对方家庭成分好，你去了再也不会受歧视。你瞧这人也实在，如果你找个花花公子，我天天睡不着觉呢！”母亲心肠软，禁不住外婆的劝说，只好含着泪水点点头！那个如从垃圾堆里走出的男人就是阿明的父亲！
开学后，阿明每天早晨提着布书包上学。这天底下最简朴的书包，是报名前几天，母亲找了几块旧布片，戴上顶针，在煤油灯下缝制出来的。书包里面有两本课本，一支铅笔，别无他物。作业本都是在课堂里做完后交给老师了，没有家庭作业。
“我们的学校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哇哈哈”，中年女教师胡老师带一年级音乐课，整个学年，她只教学生唱会了一首歌，“……哇哈哈、哇哈哈……”。当有同学起哄着：“胡老师，教新歌！教新歌！”她就瞪着快要蹦出的眼珠嚷着：“你们都唱好了吗？告诉你们，你们一点儿也没有唱好。重新唱。什么时候唱好了就学新歌。”
每逢胡老师上课时，阿明就离开座位，一会儿在东角落倚墙站着，一会儿在西角落和别的学生挤着座位坐。胡老师生气了，大声喊着：“阿明，快上位！”阿明假装聋子，一动不动。她就跑过来想捉他，他等她走近时，忽然扭身跑开了……胡老师再追赶，他就再向另一边跑！其他同学肆意地起哄着，叫喊着，教室里仿佛成了热闹的菜市场！
时间过得飞快，一年级就要结束了。期末考试那天早晨，阿明找好朋友代华商量：“我们比一比，看谁最早出教室！”代华伸出拇指指着自己说：“当然是我哦！”
开考铃响了，阿明瞪着试卷，一脸的茫然。三分钟后，他就交卷了。监考老师是别的学校派来的，对学生提前交卷似乎并不介意。阿明前脚刚跨出教室门，代华就跟着出来了。他们向办公室门口的泡桐树飞快地奔去，三下两下，阿明就坐到了最高的树杈，而矮胖的代华还在另一棵树上费劲地往上爬……
“不准动！”一声霹雳几乎震破两个孩子的耳膜！原来是最害怕的班主任黄老师来了！ 他也是本校的校长。
阿华坐在树杈上，大气也不敢出！代华抱着树干，双脚夹着树，不能上也不能下，好像被千万颗钉子钉在树干上！黄老师正瞪着灯笼般大眼睛，那饱含气愤的眼光就像刀片一样刮向树上的孩子!“不好好考试，跑到这里来爬树，太不像话了！”他的声音就像金刚石砸向树上的颤抖的人儿！
三天后，考试结果出来了，阿明成绩是：语文8分，数学5分；代华成绩是：语文6分，数学7分。两人的成绩单上都有两个浓黑的大字：留级！
这意味着：这一对好友都将复读一年级。
散学典礼之后，阿明与阿华没有径直回家，跑到老屋场去做百玩不厌的“打仗”的游戏。他们背着比自己个儿还高一尺有三的木枪，戴着用最有韧性的柳树枝编的帽子，“冲啊……冲啊……”他们的喊叫声可以传到三五个村子……“留级”好像与他们无关，他们关心的是是自己“代表”着哪个国家，武器是否足够有力，能否在下一场“战斗”中获得胜利！
天黑了，他们才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家。阿明一到家里，母亲就让他把成绩单拿出来。母亲看了成绩单，一脸的惊讶，她甚至有好几分钟忘了眨眼睛。一年的收获，居然不够一天的工分！她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看着成绩单，就那么薄薄的的一张纸，她看了好久，如过了一个世纪……她抬起头，额头上突然多了一条条深入沟壑的皱纹，“下一年你打算怎么办？还是这么玩下去吗？你就这么玩耍一辈子吗？阿明，你看得到，家里穷，夜晚敞开大门小偷也不会光顾。等你长大了，还是守着这个贫穷的家吗？扛着锄头过一辈子苦日子？阿明，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你如果想要穷命苦命，就加紧玩耍吧，最好上课时出来到水沟里去捉泥鳅；你想要好命富贵命那就要发奋读书。你自己选择吧。”母亲红着眼睛，向厨房走去……阿明怔怔地站在那里……
8月31日，阿明一个人去学校报名。他报名回来，母亲问了一句：“报名时老师问了家庭成分吗？”“没有！”母亲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开学了，阿明无比的喜悦，又可以和代华在教室后面的土堆里挖虫子了，又可以找杨秋千要纸折各种各样的飞机了。快乐只有三天。9月4日，阿明体验到了被母亲痛打的滋味。
那天第二节后课间休息，因为下小雨，没有做操，阿华一个人跑到教室东角的一块草地上玩耍着，忽然来了一个高年级的大耳朵男生，他鬼鬼祟祟地望了望周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惨白的烟递向阿明，“抽一抽，保证你过瘾。”阿明迟疑着，“大耳朵”恶狠狠地说：“是不是想挨打？我看你欠揍！”阿明只好颤抖着接过烟。“大耳朵”掏出打火机，把阿明口中的烟点上了，然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阿明勉强地吸了几口，难闻的烟味熏得眼泪就出来了，他咳嗽了几声。“没用的东西，快点抽！”“大耳朵”瞪着大眼睛吼着。阿明忽然发觉，这“大耳朵”就像爷爷故事中三年没有进食的大黑狼，只不过他穿着人的衣服。烟只剩下小半截时，“大耳朵”允许阿明坐下来抽烟。烟终于在“大耳朵”的监视下抽完了，“大耳朵”才满意地转身走。他刚走了两步，又转身过来恶狠狠地警告：“这件事不能告诉老师，说我半个字就打断你的腿！”
中午，阿明回到家里吃午饭，闷闷地吃着，他的胸膛紧紧地贴着桌边，双腿尽可能地藏在桌子下面。母亲是个细心人，居然发现了他的神态的异常。她让阿明坐端正，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的腿，终于发现他的裤子有个小小的破洞。她扯过他的裤子仔细一看，“烟洞！”母亲大吼一声！“在哪里抽烟的？烟从哪里来的？”阿明默不作声，也不辩解。纵然辩解会给他带来好处，他依然懒得出声，或许他头脑里压根就没有“辩解”这个词语，或许他忘了嘴巴还有说话的功能。母亲严厉地询问了多遍，阿明依然盯着地面，默不作声。母亲不知从何处找来一根虽然不粗但韧劲十足的竹条子，“啪啪”地落在他的腿上。谢天谢地，阿明居然哭了，他大声地哭叫着！泪水哗哗地从他眼中流泻下来！不知是疼痛，还是委屈，他就那么撕心裂肺地哭叫着……片刻后，泪水汇集如河，向大门口奔去。那哭声如在云端陈放多年的闷雷，几乎要将这土房子震垮。母亲住了手，可阿明没有住声！他坐在地上，双脚在地上蹬着，双手在两边刨着，他从来没有这样哭过，或许之前没有痛觉，现在终于体验到了疼痛的滋味；或许他心里积压了太多的郁闷与压抑，而借机尽情地宣泄着。
其实，阿明只要向母亲说明情况，她就会停下手中的竹条子，她还会心疼地捧着他的腿，给他吹着伤处，说着：“孩子，你怎么不早说，要怪只能怪那个大耳朵。走，我们到学校找老师去。”但阿明偏偏倔强地不吐露一个字，那她只有狠心了——子不教，父之过，他爹自己就是个糊涂虫，怎么会教育孩子？那现在只能说，子不教，母之过！阿明这么小，就敢抽烟，那长大了，就会非法犯罪。此时不给他点厉害，他是记不住的。
母亲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而且，她对人间是是非非，往往看得清清楚楚。也许她嘴里不说，但她心里亮堂得很。
中国自古就有俗话：“不打不成器”，“黄棘棒棒下出好人”。母亲依然遵循着这个古训。
三天后的早自习，阿明听见新班主任闫老师讲着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六年级的范苟昨天放学后，向一只主人刚刚解开锁链的大黄狗扔了一个石子，发怒的黄狗穷命地追赶着他，他惊慌失措中失足摔到十米高的陡坎下，一只胳膊和一条大腿都是粉碎性骨折！要休学一年。
最后，闫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安全第一啊！”
范苟就是“大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