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于饥寒交迫的最底层，通过自己的艰巨努力，抓住历史的机遇，建功立业，成就非凡。他的艰巨努力的成功途径，处处体现了他已掌握低微者崛起的要诀。
胸怀大志和形势所逼
首先是胸怀大志。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的朱元璋，萌生大志，当然要有一个过程。朱元璋最初并无“反元”之志，也毫无自创朝代的雄心，只是迫于环境而不得不投身于一个“反元复宋”的造反队伍。
至正十二年（1352）二月，郭子兴起兵濠州，元军不敢进攻，竟俘良民以邀赏。朱元璋“时年二十五，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自问“当举大事？”他“卜之吉，大喜”，于是加入了郭子兴的起义军。（《明史·太祖本纪》）可见他的从军，是被逼出来的，又是得到算命卜卦的鼓励的结果。恶劣的环境往往能逼人上进。此时他还只是为了寻求生路而投奔义军。之后，他既已参加农民起义，便凭智勇双全，不断升迁，有了统率一路军马的权柄，遂逐渐有了取得天下的大志，不仅仅只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草头王或军阀，而是以天下为己任。但光有大志，还远远不够，志大才疏者必将失败。要志大才大，就必须刻苦学习，并善于学习，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
刻苦学习文化和历史
朱元璋极其重视学习并极其善于学习，终于从略识几个大字的文盲学成为一个出色的知识分子。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太祖文义》说：“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所传御制集（指朱元璋自己的文集《明太祖集》），虽不无词臣润色，然英伟之气自不可掩。至如凤阳《皇陵碑》，粗枝大叶，通篇用韵，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聪明天亶（dàn，应为天禀，此处恐误），然亦勤于学问所致。下金华后，聘刘基、宋濂在军中，朝夕讨论，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滁州，范常谒见，即留置幕下，有疑则问。（〔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至正十三〔1353〕年事）渡江取太平，即招陶安参幕府。（至正十五〔1355〕年）克集庆，即辟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取镇江，闻秦从龙宿学，即令从子文正甥李文忠以金帛聘致，常书漆简，问答甚密。又以从龙荐，聘陈遇侍帷幄，呼先生而不鸣也。（至正十六年〔1356〕事）取婺州，即辟范祖干、叶仪、吴沈、许干、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二人，会食省中，分直讲经史。（至正十七年〔1357〕事）记其时距起兵才数年，已留意文事如此，故文义早已贯通。”
这是赞扬朱元璋通过虚心学习，不仅有了颇高的文化水平，而且也有了认识水平。这是因为他敦请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分直讲经史”。据《明史》可知，如“宋濂侍左右，尝召讲《春秋左氏传》。（《宋濂传》）陈南宾进讲《洪范》九畴，后御注《洪范》多采其说。（《南宾传》）又尝观蔡氏《书传》，象纬运行，与朱子《书传》相悖，征诸儒订正之。（《钱宰传》）则帝留意经学矣。”朱元璋于是熟习史事，他与太子、臣子讨论历史上的得失，“论内官则曰：‘古之宦竖，不过司晨昏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临朝，以阉人为常侍等官，自是权倾人主。’阅内藏则以汉灵帝西苑、唐德宗琼林、大盈库为戒。谕翰林张信等人以论思为职，则引唐陆贽、崔群、李绛等为训，谕戴德彝等亦然。教官吴从权不知民事，则谕以胡瑗教诸生皆兼事务。”（据本纪及各传）
以刘邦为榜样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学习历史上成功的优秀榜样，善于吸取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是朱元璋成功崛起的又一重要原因。除以上所述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努力学习的榜样是汉高祖刘邦。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祖行事多仿汉高》说：“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时，问李善长平天下之策，善长曰：‘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法汉高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传》）《孔克仁传》亦谓“帝尝以汉高自期，谓克仁曰：‘秦政暴虐，汉高以宽大御群雄，遂有天下。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无成也。’是帝一起事即以汉高为法。”
这些都是学习刘邦的优点，即有大志，行仁义，修明法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以宽大对待群雄，这些都是学得成功之处，并成为朱元璋取胜的重要基础之一。
他也有学得一般之处，如初定都金陵，正在四处征伐，便已建都城，宫阙极为壮丽，学萧何造未央宫成例；强徙江南富人14万至中都，仿效汉初迁楚地诸大族以实关中的做法，未免文不对题，遗患当世。
也有学错的，如分封子弟为同姓诸侯王。他不知汉初这样做，是形势所逼，而且有后遗症，以后他们叛乱，朝廷化了极大力气才平乱灭国，获得天下安定。而明初已无此必要，这样做有弊无利，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立即叛乱，就是明证。赵翼又批评他：“甚至胡、蓝之狱，诛戮功臣，亦仿葅醢（zŭhǎi，同“菹醢”，把人剁成肉酱）韩（信）、彭（越）之例，此则学之过甚者矣。”这个批评十分正确，本书下面还有专论。
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学习刘邦，学错学歪的，都在建国称帝之后；学对的，都在建国之前，所以他能获得极大的成功，从而能建国称帝。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中国后来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朱元璋在建国后学错的政策和做法，又使国家民族的元气大伤，又令后来的统治者效法，影响非常恶劣并深远。
网罗人才、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和刘基等三大谋士
朱元璋善于网罗人才，并善于虚心向知识分子学习，接受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的英明指导。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朱升、刘基、李善长和宋濂三人。
朱升（1299—1370），字允升，号枫林，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后徙居歙县。学者称枫林先生。朱升幼年师从新安学派著名学者陈栎，重“华夷之分”，“严华夷之辨”，反对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因而不乐仕进。他46岁始登乡贡进士，50岁被授为池州路学正，但拖至52岁才赴任，三年后，便“秩满南归”，隐居于家乡石门山。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朱升“避兵奔窜，往往闭户著述不辍”（《朱枫林集》卷9附录，《学士朱升传》），静观时局的变化。
龙凤三年（1357年），朱元璋亲率大军出征浙东，道经徽州。他经邓愈的推荐，亲至石门向朱升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时朱元璋受小明王韩林儿节制，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北方红巾军初起时，既谴责“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平等现象，又提出“复宋”的口号，符合新安士人的政治理想。加上为朱元璋亲顾茅庐、礼贤下士的态度所感动，朱升决定出山，辅佐朱元璋。他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朱元璋“地狭粮少”的实际情况，进献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朱元璋喜出望外，当即“命预帷幄密议”。朱升出山聘侍军门之后，朱元璋“令议礼乐征伐之事”。他“誓效智力以谋国，竭耿耿之丹衷”，成为朱元璋麾下一员辅佐重臣。
龙凤四年十一月，婺州“久拒不下”，朱升劝朱元璋亲临指挥，朱元璋“因问兵要”，朱升说：“杀降不祥，唯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朱元璋采纳他的建议，亲率十万大军前往婺州，令“城破不许妄杀”。至十二月，夺取婺州。接着，朱元璋又问：“处州密迩，可伐欤？”朱升主张攻取处州：“处州有刘基、叶琛、章溢，皆王佐才，难致麾下，必取处州，然后可得。”（《朱枫林集》卷9附录，《翼运绩略》）
攻克处州后，朱元璋即遣使礼聘刘基等三贤，与宋濂一起召至应天。龙凤九年七月，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大战，前三天，陈友谅军占据上风，朱元璋军处境不利。朱升献策说：“贼尽国兵而来，众多粮少，不能持久。我师结营于南湖嘴，绝贼出入之路，待其粮尽力疲，进退两难，前后受敌，克之必矣。”朱元璋说：“我粮亦少。”朱升说：“去此百里许，有建昌、子昌、天保、刘椿四家，蓄积稻粮，宜急去借，勿为贼先取也。”朱元璋即分兵前往借粮，“果得粮万余”。后来，陈友谅“粮且尽”，至八月底不得不冒死突围，经南湖嘴进入长江，奔还武昌。在泾江口一战中，朱元璋冒着雨点般的流矢，亲坐胡床指挥伏兵截杀。朱升见之，急忙将他推入船舱，他刚离开，流矢“已中胡床板矣”。
吴元年（1367）授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洪武元年（1368）进翰林学士，定宗庙时享斋戒等礼。时大封功臣，制词多出其手。洪武二年二月便正式“请老归山”（《翼运绩略》）。
被誉为诸葛亮、魏徵再世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元统元年（1333）进士。历官高安丞、江浙儒学提举、处州路总管府判等职。曾助元军击方国珍等，与元将石抹宜、孙坚守处州。为当局者压抑，遂弃官回乡，隐居著《郁离子》，以针砭时政。精通治国平天下的精深学问。
至正二十年（1360），他刚到应天（今江苏南京），朱元璋立即召见并“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以其为谋主。刘基呈上时务十八策，分析形势，详论灭元兴邦的大计方略。朱元璋言听计从，“留帷幄，预定密谋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刘基反对尊奉韩林儿，为朱元璋定下先灭陈友谅，再攻张士诚，然后北伐中原，王业可成的战略步骤。在激烈的战争中，刘基多次作出了英明的谋划和决策，使朱元璋以弱胜强，消灭陈友谅，招降方国珍，平定了东南，然后北伐中原。
北伐时，刘基与李善长留守应天，经营后方。刘基敦劝朱元璋以宋元宽纵失天下的教训为鉴戒，严肃纪纲。同时又劝朱元璋确立法制，制止滥杀。
洪武元年（1368），天下初定后，刘基创立军卫法，即各地常驻军队，平时屯垦、战时从征的制度。这是既减轻财政负担，又保证兵源、集中兵权的制度，对明初安定地方、巩固政权和统一疆域，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刘基还与李善长、宋濂等人一起制定了多种典章制度。
洪武三年，刘基授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受权臣李善长、胡惟庸等排斥，次年（1371）即以老辞职请归。
刘基善诗，风格沉郁顿挫，不事绮靡。为文闳深肃括，与宋濂等共开一代文风。
朱升和刘基都辅佐朱元璋多年，文治武功并著，可谓居功至伟。但在朱元璋称帝之后，两人都及时归隐。朱升洪武三年（1670）即逝世，刘基则被迫害致死。
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
在朱元璋起兵初期即入幕，他力主取金陵，图帝业。历官参谋、元帅府都事、江南行中书省参议、参政知事。他“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又能“委曲调护”诸将的矛盾。军政要务，议决十之八九。朱元璋争战于外，他留守应天，善于管理经营，将吏帖服，居民安业，转调兵饷无乏，被誉为萧何再世。（《明史·李善长传》）朱元璋称吴王，擢右相国，立盐、茶、铁诸法，多革除弊政。吴元年（1367），封宣国公，改左相国，受命与刘基勘定律令，颁《大明律》。朱元璋称帝时，与诸儒臣制定礼制、官制，监修国史。洪武三年（1370）封韩国公，居六公之首。五年，督建临濠宫殿，经理徙民屯田。二十三年，追论与胡惟庸“通谋”罪赐死，并灭族。朱元璋亲列其罪状，布告全国。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又号玄真子。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博学强记，知识渊博，品行高洁，与刘基可相媲美。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辞不就，隐居龙门山著书。十余年后，于明初应朱元璋召，至应天，任江南儒学提举，兼授太子经书。寻改起居注，与刘基常侍朱元璋左右，备顾问。他劝朱元璋除兵书之外要多看儒家的经典，如“《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必具”。又劝朱元璋“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恭行，则众自化”。洪武二年充总裁官，修《元史》，书成，升翰林学士。历国子司业、吏部主事、赞善大夫。宋濂又为太子朱标讲经教育十余年，引导太子重儒向善，走上修身治世的正道。六年生侍讲学士，九年进学士承旨。十年，以老致仕。十三年，因长孙宋慎坐胡党罪，全家被发配迁谪茂州，次年病卒于途中之夔州。
宋濂为开国第一文臣，朝廷文字多出其手。对明初文坛影响很大，被视为“一代文宗”。平生著书繁富，以致高丽、日本、安南等邻国使者纷纷出重金购买其文集。《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
朱元璋能虚心听从以刘基、朱升、宋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指导，从而建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功业。
朱元璋知人识人还不仅体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倚重，同时还体现在他能正确提拔和重用将帅，其中最重要的有徐达、常遇春、沐英、蓝玉等一代名将。
朱元璋从底层崛起的历史意义
朱元璋从底层崛起的以上成功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无论治理一个国家或一个或大或小的单位企业，甚至管理一个家庭，“治大国如烹小鲜”，其管理的原理和原则是相通的。所以当代身处底层，很想努力向上，有所作为的青少年和正在或已从底层崛起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各类精英人物，都可从刘邦、朱元璋这样的历史人物身上得到重大启示。
现代社会是平民社会，众多出身于底层的青年，通过自身的努力并善于抓住机遇，即可成长为杰出的人才。不少人虽无学历，或仅受过初等、中等教育，但能在社会实践和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拼搏而出，成为企业领导、管理人才或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他们的成功的成长道路，往往能印证刘邦、朱元璋的成功历史经验。时代在前进，古今社会的情势和条件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人才成长的规律基本相同；做成或大或小的事业的经验和规律，如要事业成功必须形成和如何形成优秀人才群体并产生良好的群体效应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更是古今相通的。所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语，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