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是堂堂正正的汉王，一位大英雄，后来战胜项羽，成为汉皇。他的历史功绩巨大，他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
对于汉朝和汉高祖刘邦的巨大历史功绩，历代统治者和史学家都评价极高，可是当代史学家和文学研究家虽也在总体上高度肯定汉朝和刘邦的历史功绩，但众多学者对他本人的才华和品格却多有指斥和基本否定，并已形成学术界主流性的观点，至今犹然。众多学者对刘邦的否定性观点，最重要的大致有以下三条。
可是因为鲁迅和郭沫若带头，当代史学家和评论者多追随鲁迅和郭沫若，斥他为“无赖”、“流氓”，至今犹然，连在百家讲坛给读者作通俗讲座的易中天、王立群也持这样的观点，黎东方《细说秦汉》甚至认为两汉能够大治天下，保持中国历代封建皇朝中最为长期的稳定，是因为刘邦乃流氓出身，故而能治流氓。王充闾《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认为功业把“流氓皇帝”刘邦妆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名声受损。这就在普通读者中不断加深了刘邦是流氓无赖的错误影响。
说刘邦是“无赖”，主要根据《史记·高祖本纪》：“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汉书·高祖本纪》照抄《史记》，仅改两字：“无赖”作“亡赖”，“皆呼万岁”作“皆称万岁”，意思完全相同。）刘邦年轻时被父亲看不起，认为不及二哥善于生产作业，批评他“无赖”，且从刘邦自己的口中追述之。看来对刘邦的“无赖”评价，出自《史》《汉》，无可分辨，铁证如山！
实际恰恰相反。何谓“无赖”？《史记》集解引晋灼曰：“许慎曰：‘赖，利也。’无利入于家也。或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猾为‘无赖’。”《汉书》也照抄此注，并加一句“师古曰：‘晋说是也。’”对《史记》的这个注解表示肯定。
《史》《汉》之注，共有两解，前解是对的，《史》《汉》之注偏于前解，即对于“治产业”“无利”；而当今史家和论者多偏于后解，又将“小儿”带有天真顽皮的“无赖”转认是成人的无赖，实已违背《史》《汉》原著及原注的原意，将刘邦看作是现代语意中专指成人的“无赖”，即奸诈、刁滑、强横之徒，进而再认定他为流氓，即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常有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的卑劣之人。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以权威带头，如此集体性地错读古代经典文献，也十分令人吃惊。
对《高祖本纪》中的“无赖”此词，当代史家误解者虽多，而且众多辞典未作解释，但当代古汉语专家则仍有人能准确理解《史》《汉》的原文原注的原意，其中应以《辞源》修订本的理解最为精确。此书列出“无赖”的三条含义，第二义即“奸诈、刁狡、强横之徒”，第三义为“无奈、无可如何”，而开首第一义及其例句则为：
没有才能，无可依仗。《史记·高祖本纪》：“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
将“无赖”解释成“没有才能，无可依仗”，这也是对原文的一个正确理解。
但当代史家、论者也认为刘邦“无赖”是另有根据的，其根据也在《史》《汉》的《高祖本纪》中，主要是以下几则记载。我们来作简明分析，看看刘邦到底为人如何，当代史家的理解错在哪里：
（1）刘邦的母亲“梦与神遇”，有“蛟龙于其上”，然后生出刘邦。刘邦在酒店醉卧时“其上常有龙”。又曾斩蛇，老妪称为白帝子斩赤帝子。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收录刘邦的众多神话。论者认为刘邦编造这些神话，欺骗众人。
但对于刘邦的这些记载，古人认为都是真实的。酒店中的景象，是酒家老板王媪、武负所见；斩蛇与老妪之言是属下壮士的见闻。至于他生有异兆、异相、异遇，本书前有介绍，帝王生有异兆、异相并有异遇的现象，《二十四史》上有大量记载，众多开国皇帝，包括唐太宗这样篡夺皇位的第二代皇帝，多有此类传说，古代史家都认为是真实的，才肯郑重记载在正史之中。清代研究《二十四史》的三大权威论著，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赵翼《廿二史札记》、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权威史论《读通鉴论》都无异议，或表赞成，如《十七史商榷》卷八还专列《梦与神遇》、《见怪》两节考证、讨论其文字，又于《高祖非尧后》一节论证“高祖母与神遇，而生高祖，高祖自知非其父太公所生”，也即是龙所生的根据。
另有明代名相张居正在隆庆六年下半年至万历元年十二月给小皇帝万历朱翊钧讲解《资治通鉴》的讲稿，书名《通鉴直解》，其卷之五“秦纪·二世皇帝”中，其原文据《资治通鉴》并《史记》：
刘邦，字季，为人隆准、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常（尝，曾经）徭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张居正解释说：
这一段是记汉高祖初起的事，说汉高祖姓刘名邦，字季，是沛县人也。他生的相貌异常，鼻准高大。人的额角叫做颜，他的额生得高耸广阔，如龙额一般。左腿上有七十二个黑子。其为人慈而爱人，喜好施与人财物，无所吝惜，意气豁达，有大度量，不理论家常营生置产的勾当。以为一身一家之事．都是小事，非大丈夫之所屑为也。盖天厌秦乱，笃生真主，故其容貌志气自与寻常不同。常应当差役，到秦都咸阳里，适遇始皇帝出行，放人观看。高祖也混在众人中观看，见秦始皇车驾威仪，盛美赫奕，乃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当如此矣。”盖秦为无道，天下将亡，群雄并起争逐，故豪杰见之而生心也。如使上无失政，下无叛民，虽有豪杰，乐为使用，其谁敢萌异志哉。故人君之修德凝命，所以镇服人心，而止乱于未形也。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yā，通“压”，压制）之。季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季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
张居正解释说：
厌，音叶，是镇压销伏的意思。季，是汉高祖的字。芒、砀，是秦时二县名。高帝在民间时，便有许多奇异的事。当初秦始皇既定天下，常占四方的云气，说道：“东南方光景非常，乃是天子之气。”恐有异人时于其下，于是亲自出去东游，到这所在要当了这天子之气，以镇压销伏之。那时汉高祖尚在微贱，听得这说话，便自家惊疑说：“这天子之气，莫非应在我身上。’恐有人踪迹他，遂逃躲于芒、砀地方山谷草泽之中，以全身远害。高祖去时，也不与妻子说知，其妻吕后常同着人去跟寻，便寻着他。高祖心里疑怪，问他说：“你为何就寻得着。”吕后对说：“你这躲避的去处，上头常有异样的云气。我认着这云气，跟寻将来，便寻着了。”那时沛郡中少年子弟们，听得这说话，知道高祖不是凡人，后来必有天子分，多归心而依附之者，所以高祖起兵之时，四方之人，皆响应乐从。盖天命素定，人不能违。然高祖本宽仁大度，知人善任，故天人协应，历数攸归，不专恃此征应而已。汉家四百年基业，默兆于田野之间，岂偶然哉！
刘季被酒，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季拔剑斩蛇。后人来至蛇所，有老妪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子。”妪因忽不见。后人告刘季，季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张居正解释说：
老妪，是老妇人。高祖一日饮酒醉了，夜间由捷径小路走，大泽中有一条大蛇，拦在路上，人不敢行。高祖乘着酒醉，就拔剑斩断那条蛇，行将过去。随着他在后面行的人，来到死蛇所在，见一年老妇人，夜间哭着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化而为蛇，在这道路上，今被赤帝子斩了，以此悲痛。”老妪说了这话，就忽然不见。盖西方属金，金之色白，秦都西雍，祠白帝，故白帝子应在秦皇帝。唐尧尚赤，汉是唐尧之后，故赤帝子应在汉高祖。赤帝子斩白帝子者，乃汉代秦之兆也。当时同行之人，闻见此事，以为怪异，传与高祖。高祖听说，知天命在己，有此异兆，心中独自欢喜自负。而跟随高祖之人，亦以此知他不是凡人，日加敬惮之矣。夫自古帝王之兴，往往有非常之兆，其迹似怪，而要以至理。盖天命之去暴归仁，无从可见，故假之物事，露其机缄，以示神器有归，使人心知向，而举大事者不疑也。班彪谓高祖之兴有五，其一曰：神武有征应。盖以是哉。
首相张居正给小皇帝的以上解释，都强调这些异兆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有着重大的意义。
所以，尽管我们可以不相信这是事实，但也不能说是刘邦本人制造的谎言，这是古代帝王常有的传说，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既然对众多开国皇帝和唐太宗的异事，历史家们并不指责他在欺骗，甚至认为有重大意义，我们也不应单单指责刘邦一人，更不能说这些都是刘邦本人的编造。更且，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末段已提供资料，即使现代名人，此类传说也不绝如缕，我们就更不必苛求古人了。
（2）吕公迁居沛时，大设贺宴，“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刘邦诈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这并非是刘邦到酒宴上招摇撞骗，而是出于刘邦的游戏态度，性格“豁如”、“大度”，即豁达、大度而不拘小节；又“无所不狎侮”，即遇人遇事无不亲近、亲熟（狎）、亲忽和抱游戏态度，也即喜欢和人开玩笑，性格幽默。他的这两种性格相结合，又对此宴的势利态度，即贺大钱者坐堂上，蔑视贺小钱者心怀不满，所以故意说大话、开玩笑，对主持宴会者幽他一默。这并非故意耍无赖欺骗，因为刘邦是小吏，并非名震遐迩的百万富翁，能够一掷万钱，这是人人所知的事实。“一掷千钱”已属惊人之举，一掷万钱，如非帝王将相和亿万富翁，旷古未闻。难怪“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对刘邦这样无伤大雅的空头支票式的玩笑，并不反感，反而“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还亲自“引入（上）座”。萧何在旁当场讥笑（也是帮着开玩笑）他：“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吕公置之不理，宴后特地用眼光暗示刘邦留下，将沛县县令求婚（为媳）也未允婚的长女马上许配给刘邦，还谦称自己的美貌爱女为“箕帚妾”（为你打扫房屋庭院的小妇）。当事人是有财产、有名望的吕公，他也不以虚报“万钱”为欺诈，敬重刘邦如此，当代史家却硬打抱不平，硬说刘邦是骗人的无赖，欺骗了吕公，岂非毫无道理。更何况吕公巨眼识英豪，并未错看了人，他的女儿美女配英雄之后，有了舒展自己才华的旷世机遇，协助丈夫打天下和治天下，后来果然当上开国皇后和中国第一个女皇。萧何在旁说他“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则纯属开玩笑，后来他跟随刘邦起义，消灭秦朝，打天下，不仅成了大事，还建立了一代之功业，无比有力地证明了他并不认为“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而是坚信刘邦光明磊落，能成大事。
（3）刘邦被项羽追击时，为了尽快逃命，将亲生儿子、女儿推下车去，是个残忍的无赖。
这固然显得残忍，但刘邦为形势所迫，也属无可奈何。他也是疼爱自己子女的，但大家同归于尽，于事无补，还要影响到兴汉大业。古今中外多少要人，为了他们的安全或突围，为了战争的胜利，牺牲官兵、卫士，甚至整股部队，人人都不说不应该，为什么刘邦的儿女不可为刘邦去死？刘邦如果爱儿女而让同车的将士去死，就应该了吗？或让项羽追杀，同归于尽，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让暴君项羽执政，国家和百姓要受多大的损失？刘邦不丢弃将士，狠心丢弃自己的儿女，舍亲情而重大义，不是更应该看出他的胸襟豁达、性格大度，危难时与臣下同舟共济的优秀品格了吗？
（4）项羽扣押刘邦的父亲、妻子等人，以此要挟刘邦，刘邦如不降，就要剁他们为肉酱。刘邦不理，还说你如剁他们为肉酱，请勿忘分一点儿给我尝尝。于是众史家又都谴责刘邦无赖和残忍。
刘邦不肯投降，其理由与上则相同，刘邦以天下为重，大局为重，这是原则问题。革命者不能为救自己被抓的亲人，向敌人投降，也是同样的道理。更何况高明的刘邦已摸透胸无城府的项羽的性格，他知道哀求无用，面对这个一贯背信弃义，以杀降、屠城为拿手好戏的霸王，即使自己率众投降也必与亲人同归于尽，反而救不回亲人，只有将话讲绝，霸王喜欢沽名钓誉，反而有可能不敢杀害他们。事实果如刘邦所料，项羽听刘邦如此回答，倒真的无可奈何，不仅不杀，最后还真的将刘邦的家属璧还。
（5）刘邦骂人，轻侮儒生。刘邦有一个缺点：骂人，尤其是骂儒生。但这并不证明刘邦有流氓习气，事实上，这既是刘邦为人坦率、缺乏心机的一种表现，也是因刘邦出身底层，缺乏教养，所以言行粗鲁，这确是很大的缺陷。但这些并非是欺诈、故意欺凌、压迫、残害别人的无赖、流氓行为，而是粗鲁与率直结合的性格缺陷。这也是农民、流民、小市民和其他出身低层的古今中外百姓、将士乃至君臣的常见现象，当今“国骂”盛行，即是显例。西谚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高雅言行的培养是要社会和家庭化持久的大力，才能成功。
刘邦早期确有轻视和否定儒生的表现，这是他年轻时身处焚书坑儒时代所受的毒害，后来则已彻底改正。刘邦进占咸阳后，以约法三章的政策安定民心，他又不受父老“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的拥军美意。刘邦在圆满完成一系列的军事进攻、消灭秦朝的重任之后，将起义军的宽厚仁义带给秦民，为义军带来卓著的声望，证明他是一个信义和仁义兼备，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赢得人民当之无愧的信任和拥护，这都是施行孔孟之道也即儒家仁政的出色表现。
孔孟之道包括刑省、仁政的治国思想。刘邦在青少年时代虽中焚书坑儒的思想毒害，早年确曾在主观上排斥儒家，这些却只是表面现象，而在实际行动上，刘邦实行的是未打孔孟旗号的孔孟仁政。
刘邦对敌方也用儒家的信义原则招降。如他在进军咸阳途中，以重兵围攻南阳宛城时，同意南阳郡守派来的代表陈恢约降，宛城不战而下，他进而封陈恢千户。刘邦的信义使他此后“引兵西，无不下者”（《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藉传》）。
刘邦在消灭项羽和平定天下之后，接受叔孙通宣传的孔孟之礼，建立起封建朝廷的政治秩序；接受陆贾对他不读诗书的批评，重视文治，以教化治天下；又到孔府孔庙，隆重、虔诚地拜祭，说明建国后的刘邦在认识上也已彻底改变，他终于全面接受了儒家的优秀文化遗产。
（6）周昌对他的批评。周昌闯入皇宫，发现刘邦白天正与戚妃亲热，马上退出，刘邦追及，骑在周昌身上，这是刘邦不拘小节的性格、和近臣一贯比较平等的亲近的表现。而专制时代的君王多是好色之徒，刘邦未能例外，但刘邦还有自知理亏的态度，所以立即询问周昌对自己的看法，周昌批评他与桀纣相似。周昌为提醒、警告而狠批刘邦，刘邦并不计较他的言重，反而感到他能真诚直言，对他更其信任，临终前委任他为赵相，特请他保护他最宠爱的戚妃生的儿子赵王如意。周昌也的确不惜得罪吕后，严格防范吕后加害如意。可见此事不仅不能证明刘邦是流氓无赖，反而有力证明刘邦行事光明磊落，待人真诚，识人真切。至于君王好色，乃至白天也沉溺其中，的确应该批判，但这是普遍性的现象，是此类历史人物的共同的时代局限，即使明君也难免，只是对不少君王的此类丑事史书没有特作记载而已，刘邦此事是因周昌劝谏事件和赵王被害事件的引头而特作记载的。
另有一事，刘邦在青年时期，在小酒馆喝酒长期奢账、不付钱。这是相熟的店主对他的一种资助，是两厢情愿的事情，不是依势敲诈，而是刘邦多结善缘，广有友谊的反映，所以他起义后有众多随从。
（7）刘邦功成之后，用阴谋杀害和大杀功臣。这是当事人韩信、郭沫若和不少史家给刘邦立的重大冤假错案。兹事体大，关于这个问题，本书下面有专节分析，刘邦没有乱杀大杀功臣，此处不赘。
（8）还有不少论者讥讽刘邦在鸿门宴，用欺骗手段逃生，同时同情项羽的“老实忠厚”，惋惜他未能及时翦灭政敌，致使最后反被刘邦消灭。
这个论点，更属颠倒是非。连项羽也感枉杀刘邦属于师出无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最后没有下手。他没想到20世纪后期有众多学者会支持范增的杀刘阴谋，岂非咄咄怪事。
（9）还有人指斥刘邦背毁与项羽的和议，不讲信用，并认为这是其无赖流氓人品的又一表现。
此也属似是而非之论。人固然应坚守信用，人无信不立。但项羽本是绝端不讲信义之人，如让项羽苟延残喘，他得势后必定要反过来毁约灭刘。所以，尽管在被围攻并处于严重劣势时，“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割鸿沟东者为楚。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项羽解而东归”。刘邦此时也准备信守和议，“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是在处于被围攻的严重劣势下订的和约，是一个权宜之计，张良和陈平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劝说刘邦毁约攻敌。刘邦则分明是听从当世最具智慧的两位谋士张良和陈平的建议才毁约的。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做派。更且，此前在广武阵前，刘邦与项羽两人在两军前公开对话时，刘邦列诉项羽有十大罪状。这十大罪状，一条为入秦暴掠，私收秦朝留下的财物，焚烧秦朝留下宫室；一条为杀秦降王子婴；一条诈坑降卒；另七条揭发他在义军内部搞的种种阴谋和诡计，这十条罪状条条说明项羽一贯背信弃义，为人奸诈。刘邦与这种坏人讲所谓的“信义”，岂非置天下大信大义于不顾？而张良、陈平提醒刘邦，劝他抓住有利时机，立即反戈一击，这是姑且学一学霸王的“不讲信用”，履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政治原则，体现了汉方君臣着眼于尽快结束战争、将国家形势从战乱尽快转化为和平发展的战略高度而作出的英明抉择。张良、陈平不愧为秦末汉初最具卓识远见的知识分子，其胸襟和智慧如海深，比天（英明的皇帝）高，绝非死读史书的一介陋儒所能望其项背。
（10）刘邦无能，全靠萧何、张良、韩信等取得天下，并认为《史记》因此而暗中讽刺刘邦，同情项羽。关于这一点，司马迁有鲜明的观点和公正的评价，本书下面再予辩正。
综上所述，硬讲刘邦是无赖流氓的理由都不能成立。相反，刘邦对待部下、盟友和百姓都讲信义、仁义，又能正确评价自己，是一位极其成熟的足智多谋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本书以下从多个角度进一步阐发这个观点。
另需指出的是，同样是富于智慧，如果是歹徒做坏事，人们认为他们是“多诈狡猾”，善搞阴谋；如果是英雄干大事，人们敬誉为足智多谋，精明睿智，智谋过人，通达权变等等。刘邦就是这样的一位大英雄，是行事正大的堂堂汉皇，中国第一个成功的皇帝。
正因如此，刘邦得到属下由衷的信任、敬爱和精心卫护。《史记》记载项羽执王陵之母，胁迫王陵投降，王陵之母宁可选择死，以坚定儿子在汉营效力的决心。《资治通鉴》详细转录《史记》记载的这个动人事迹：
项王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终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资治通鉴》卷第九汉纪一）
汉三年（前204），刘邦被围无法逃脱时，将军纪信自愿化装成刘邦的模样，引走敌兵，掩护刘邦突围，自己慷慨赴死。
汉四年（前203），御史大夫周苛守荥阳，城破不降，豪气凛然地当面骂项羽说：“若（你）不趣（cù，赶快）降汉，汉今虏若（俘虏你），若非汉敌也。”结果被项王烹死（《史记·项羽本纪》）。
也正因如此，不仅刘邦的属下常常主动向刘邦提出各种建议和计谋，民众也是如此。例如：
汉王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先放逐而后杀害）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把上衣敞开．露出上身的一部分）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汉以河內、河东、河南三郡为三河，即今河南、山西黄河南北一带）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张居正解释说：
平阴津，是平阴县的渡口。新城，是洛阳县的乡名。三老，是掌管一乡教化的老人。三河，是河南、河东、河内。汉王既用萧何之计，用韩信为大将，引兵还定三秦，出关、下河内．遂南渡平阴津．到洛阳新城地方。那时项羽方杀了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于是新城乡有个三老叫做董公，拦着路献个计策与汉王，说道：“臣闻取天下在有仁义之德，顺此德的便昌盛，逆此德的便灭亡。兵之胜负，在德之顺逆。若出兵而无名，大事如何得成?所以说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必须仗天下之大义，立个名号，显得那敌人是贼，我为天下声其罪而讨之，则顺在于我，逆在于彼，不待交兵，而胜负已分矣。今项羽大逆无道，放杀其主，这正是天下之贼也。我的勇力虽不如他，然以仁义临之，仁不在勇，义不在力，顺逆一分，强弱都不论了。今大王正宜倡率三军，同服缟素，因以赴告于诸侯，而讨项羽弒君之罪，则兵出有名，大事可成矣。”于是汉王用其计，为义帝发丧成服，乃遍告诸侯说道：“往时天下诸侯共立楚怀王以为义帝，奉他做主，我与项羽都是义帝的臣子。今项羽乃放逐义帝于江南而杀之，此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者也。寡人今亲为义帝发丧，使军士每都穿着缟素孝服，尽发关中兵马，收集三河士卒，南浮江汉而下，愿随着诸侯王讨伐那楚国弒义帝的篡贼，以报君父之仇，明君臣之义焉。”从此汉王举动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而汉兵之出始堂堂于天地间矣。项羽虽强，岂能与之为敌哉!此不独能摧服群雄，而正人心以培国祚，实基于此，皆董公一言启之也。
张居正是明朝首屈一指的一代名相，执政期间革除多项弊端，大力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将明朝推向繁荣强盛，经济发展，识见高远。他对刘邦的极高评价，值得重视。
当时民众都尊重汉王刘邦，认定他是仁义之君，张居正也强调刘邦带领的汉兵“堂堂于天地间”。20世纪权威史家孟森在其名著《明清史讲义》中说，中国历代只有汉和明的立国最为光明正大。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对汉高祖刘邦也评价极高。这些都是正确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