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作为大政治家，中国第一位成功的皇帝，他初次掌握政权，就施行仁政，即宣布和执行千古闻名的“约法三章”。《史记》和《汉书》的《高祖本纪》记载秦二世二年（前208）在项羽于巨鹿之战摧毁秦军主力之后，起义军领袖楚怀王即决定进攻咸阳，消灭秦朝。楚怀王先与各路将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尽管先入定关中可封关中之王，可是当时秦军的兵力尚强，起义军败北失利的战况频繁发生，作为京城的咸阳及以东要塞又有重兵把守，所以众多将领都不敢先行入关，只有刘邦敢于承当此职，他首先要求担当进攻咸阳这个重任。接着，项羽因要报秦军击破项梁军并杀害项梁之仇，又自持勇武，愿与沛公刘邦一起西进入关。但是楚怀王身边的诸多老将一致认为：“项羽为人僄悍滑贼（《汉书》作“慓悍祸贼”），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襄城人全被活埋），诸所过无不残灭（所有经过他作战的地方，都惨遭彻底毁灭）。且楚所进取，前陈王（指陈胜）、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性情谨慎敦厚的人）扶义（扶持、维护仁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于是不许，独派刘邦西进。”
起义军领导机关的这批老将能正确评价和使用项、刘两人。他们认为狡诈、好杀（即猾贼；贼，虐害，杀害）的是项羽，他们并不像有些当代史家那样认为刘邦是狡诈之徒，却一致认为刘邦是一贯豁达大度、性情谨厚、富有仁义的人（即“长者”），相信他能“扶义”即扶持、维护仁义而西，告谕秦都长少两辈人都不战而降。老将们的看法和预见，是正确的。刘邦不负众望，自此年后九月聚集陈胜、项梁剩余的散卒，由彭城经砀（今安徽砀山南）到达成（《汉书》作“城”）阳（今山东荷泽东北）及其邻近的杠里，攻秦军营垒，破其二军。十月，攻破成武（今属山东）的秦东郡尉。十二月，又引兵至粟县（属沛郡），遇刚武侯，俘获其军四前千人，又收编魏将皇欣、武满的部队，攻秦军而破之。一路向西，仅用一年时间，即完成攻下关中、进入咸阳的战略任务。刘邦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捕捉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成就其灭秦大业，“离不开刘邦及其决策群体的自我奋进和作为。刘邦知人善任，从善纳谏，注意扩充军队，积聚实力，纪律严明，‘所过毋得卤掠’。”（《汉书·高帝纪》）作战时还能避实就虚，分化瓦解，迂回突袭，各个击破。这一些，更是他克敌制胜的基本因素①。
此外，刘邦对敌方也用儒家的信义原则招降。他以重兵围攻南阳宛城时，同意南阳郡守派来的代表陈恢约降，宛城不战而下，他进而封陈恢千户。刘邦的信义使他此后“引兵西，无不下者”（《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藉传》）直至约降咸阳。
秦二世三年（前207）八月，赵高在杀害李斯之后，逼迫丧尽人心的秦二世自杀，九月，立二世兄子公子婴为秦王。此时刘邦率兵十万，已到达咸阳附近的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赵高派人至刘邦军，“欲约分王关中”。刘邦识破赵高的援兵诡计，用张良之计，派郦食其、陆贾去游说秦将，乘机攻破武关（峣关），与秦军在蓝田南、北连打两仗，都大破之，又乘胜再破之。此时子婴已杀赵高。
于是于汉元年（前206）十月，刘邦率军进驻霸上（今陕西西安东南），在约降之后，这位只当了46天秦王的子婴，“素马白车，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
刘邦属下诸将有的建议杀掉秦王，刘邦说：“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在西入咸阳之后，又接受樊哙、张良的谏阻，不在皇宫居住，“乃封秦重宝产物府库，还军霸上。”保护好一切财产和库房后，大军依旧驻扎在城外霸上。刘邦又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宣布去除秦朝一切苛政，作为关中之王，“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秦朝人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一律不受，讲：军粮充足，不需你们费心。秦民更喜出望外，无不希望刘邦当上秦王。刘邦圆满完成一系列的军事进攻战和招降秦朝军民、消灭秦朝的重任之后，将起义军的宽厚仁义带给秦民，为义军带来卓著的声望，证明他是一个信义和仁义兼备，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赢得秦汉人民当之无愧的信任和期望。
如果让项羽进军关中，他便会一路上杀过去，即使降卒与俘虏，也都活埋（阬之），还要屠城残民，“诸所过无不残灭”，沿途城市和咸阳都成了一片废墟，起义军绝对得不到秦民的拥护。后来项羽进军咸阳后的作为果然如此。
废除暴秦残民的苛法，用简约可行的约法三章来管理社会秩序，体现了儒家善政必简、尚德慎刑（刑省）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实施仁政的一种体现。可能有人会说：刘邦不读诗书，一贯厌恶儒生，反对儒家，怎么可以说约法三章是孔孟仁政的表现呢？我们认为，孔孟之道包括其刑省、仁政的治国思想，由于儒家作为显学之一，通过二、三百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前479年）的传播，早已深入人心，其众多重要观点已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发生在前213年，离开前206年秦亡汉立，只有七年时间，为时尚短，更兼秦始皇未能创立新的思想来取代儒道法墨诸家（吕不韦有此远见，但无此大才，他领衔主编的《吕氏春秋》并未能完成这个重要任务，而且成书后不久又遭到秦始皇的排斥，未能产生自己的影响）。所以儒家思想未被磨灭，照旧在秦汉之际的思想血脉内流淌。本书上节已经言及：刘邦虽中焚书坑儒的思想毒害，在主观上排斥儒家，这些却只是表面现象，而在实际行动上，刘邦实行的是未打孔孟旗号的孔孟仁政。
刘邦在消灭项羽和平定天下之后，他接受叔孙通宣传的孔孟之礼，建立起封建朝廷的政治秩序，接受陆贾对他不读诗书的批评，重视文治，以教化治天下，又到孔府孔庙，隆重、虔诚地拜祭，说明刘邦在认识上也已彻底改变，他终于全面接受了儒家的优秀文化遗产。
先秦时期，儒、道、法、墨四家是显学，后来墨学被时代所淘汰。刘邦统治集团的领导主干由道、儒两家人士组成，但刘邦、萧何与以道为主的张良、曹参、陈平和陆贾等儒生，以及此后一百年的继承者，都是通达之士，他们都能将道、儒、法三家的正确思想融会贯通地用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及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从而取得大治天下、富国强兵的巨大成果。
①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册第2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