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陆贾列传》记载，儒生陆贾曾批评刘邦不喜欢《诗》《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劝告刘邦说，靠武力（坐马上）得天下后，不能再用武力治理天下，必须文武兼用。此与“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即懂得治理国家必须宽严相兼），意思不完全相同，指得天下后必须“行仁义”，“施教化”，才能治好天下。刘邦听从陆贾的批评和劝说，果然天下大治。其他流民皇帝也多懂得和重视文治。
十六国时期成汉李雄和后赵石勒的政绩
《晋书·李雄载记》说：“雄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氐（族）苻成、隗（wěi）文既降复叛，手伤雄母，及其来也，咸释其罪，厚加待纳。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华阳国志·李雄志》更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事少役稀，百姓富实，乃至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一派清明景象。
后赵石勒在称赵王后，“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赐孝悌力田死义之子孤帛各有差，孤老鳏寡谷人三石”。“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鼓励生产，减轻赋税。这在战乱颦仍、生产萧条的十六国时期，很不容易。
李雄于304—334年在位，蜀地在他领导的30余年中，安定清明；石勒于319—333年在位，也有15年时间。后赵西起关陇，东接辽西，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北方主要地区的相对统一安定的局面，也是难能可贵的。
南朝宋武帝刘裕父子创建的元嘉之治
南北朝时期，南朝继东晋后期的混乱之后，转乱为安。刘裕又“蠲（通“捐”，除去，减免）租布二年”免去苛捐杂税，减轻百姓的负担。将战时征发的奴隶，一律放还。于永初三年（422）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改革了东晋制定的苛刻刑法。东晋末年，置官滥乱，刘裕规定“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精简官吏，减轻了财政和人民的负担。在他打下的基础上，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继续推行善政，重视文教，终于迎来了南北朝第一个承平之世——元嘉之治。
对于刘裕平定和治理江南的政迹，历来得到很高的评价。司马光盛赞：“晋室渡江以来，祸乱相经，至于元兴桓氏篡位，宋高祖首唱大义，奋臂一呼，凶党瓦解，遂袅灵宝之首，奉迎乘舆，再造晋室，厥功已不细矣。”（《进经稽古录》卷十四）对他安定东晋及北伐给予很高评价。这是刘裕安定江南的第一阶段。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对刘裕及其所建立的宋朝评价则更高：
（刘裕）后来积累战功，打下帝业基础，和晋元帝（指东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睿）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况完全不同。刘裕所创的宋朝，皇帝独掌大权，主要辅佐，多选用寒门，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难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宋朝国内的统一程度远非强藩割据的东晋所能比拟，政权大大增强了。当时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出现强大的魏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汉族政权，鲜卑人几次大举南侵，很有可能并吞长江流域，摧残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刘裕消灭纪纲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汉族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①
宋武帝刘裕死后二年，其第三子刘义隆（407—453）即宋文帝即位，在位时间长达30年，即元嘉元年至三十年（424—453）。他继承乃父的政策，加强集权，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呈现从来未曾有的繁荣气象。此时南朝宋和北朝魏这两个全盛的国家，保持南北对峙，和平相处。
刘裕称帝仅两年即重病而亡，他半生征战，江南的繁荣发展至宋文帝刘义隆的元嘉时期才全面呈现。由于刘裕开创的良好局面，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超过了北方。
残暴杀人却又懂得文治的后梁太祖朱温
流民皇帝取得天下或建立国家不易，即使割据一方，也费九牛二虎之力，故而多以仁义为号召，并身体力行之。其中也有少数凶横的如朱温和刘知远等，性喜杀戮，名声很坏。
后梁太祖朱温残暴的杀人故事，史书记载具体情节的有三则：
唐昭宗乾宁元年（895）十一月，他率军击败朱显攻袭曹州的诸将，至鉅野南，追及败军，杀戮将尽，生擒带队将官和三千余残兵。“是日申时（下午3—5时），狂风暴起，沙尘沸湧，帝曰：‘此乃杀人未足耳。’遂下令尽杀所获囚俘，风亦止焉。”（《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第一》）
唐哀帝天佑二年（905）十一月，他因深悔淮南之行，燥烦尤甚，行军途中“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树下，全忠独言曰：‘此树宜为车毂（gŭ，车轮中心的圆木）。’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须用夹毂，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zuó，揪）言为车毂者，悉扑杀之。”（《旧五代史考异》转引《师友杂志》，见《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第二》、《资治通鉴》卷二六五系于六月）
同年六月，他残杀唐朝著名大臣30余人，又听从李振建议：“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他笑着照办。（同上《李振传》）
但朱温在夺权称帝前后，“在藩及践祚，励精求理”。（《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第六》）又曾于称帝时的开元元年（907）九月，“西京大内放出两宫内人及前朝宫人，任其所适。”（同上第三）有释放宫女的善政。更“求理尤切”而广泛“搜访贤良”，寻求人才，帮助治国。（同上第三）
所以残暴荒淫的朱温，也懂得以文治稳定大局，巩固江山的道理和重要性。
周太祖郭威和周世宗柴荣父子的善政
周太祖郭威即帝位后，随之颁发赦令，减轻刑罚；又限制宫廷华饰，宫闱器用都务从朴素；停止献贡奇禽异兽和珍巧纤华物品。在革除前朝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的同时，又废除官府营田制度，将田地、房庐、耕牛、农具，无偿分赐给佃户。有人建议卖给佃户，“当得三十万缗，亦可资国用”。他说：“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第三》）因此“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同上第四）
周世宗柴荣的治绩更为杰出，他在镇守澶州时，即“为政清肃，盗不犯境”。“广其街肆，增其廨宇（官吏办公之处），吏民赖之。”（《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第一》）即帝位后，采取正确措施，促使逃户回归，开垦废弃庄田；治理水利，开通水运，疏浚多条重要河流。他计划“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五代史补》）“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又“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其规为志岂小哉！”（《新五代史·周本纪论赞》）却仅称帝六年即病逝，年仅39即赍志以殁，古今史家惜之。
江南诸君的仁政
吴国国君杨行密，初定淮南即“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旧五代史·杨行密传》）“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资治通鉴》卷二五九）他也仅享国四年即病故，未及有更大的善政实施。
吴越国君钱鏐在位25年，重视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又建筑海塘，防止海潮，两浙民间称誉他是“海龙王”。更兼“迨于晚岁，留心理道（治理国家之原则和规律），数十年间，时甚归美”。（《旧五代史·钱鏐传》）
南唐国君李昪早年在治理昇州时即“有善政”，“府库充实，城壁修整”。其养父徐温让他执政，“乃宽刑法、推恩信”，极得吴地民众的好评。李昪自918年执政，937年起当皇帝八年，至943年去世，前后共25年，两次下令免租税，尽力安抚流离贫民，助其定居耕织，劝课桑农，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内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钓矶立谈》）的兴旺之象。在管理税收方面，“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资治通鉴》卷二八二）既“勤于听政，以夜继昼”，（同上）又管理严明得当，“兴立除害，变更旧法甚多”。（同上卷二八三）
以上几位流民皇帝都自觉地以文治巩固政权和发展生产，保国利民，为历史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宋太祖赵匡胤在文治方面的有限努力
宋太祖赵匡胤和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一样，是开创一个年代长、影响大的朝代的最有名的皇帝之一。他虽是靠政变篡权而立国的皇帝，但他也为统一全国作出很大的贡献。此后，他兴修水利，整治以汴梁为中心的运河；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对种地种树能手给予优惠政策；对发生灾害的地区减免赋税。但赵匡胤当皇帝的17年（960—976）间，战事不断：吞荆、湘，取后蜀，灭南汉，平南唐，至死尚未结束统一国家的战争。更兼与强大的辽国激战，四处用兵，战事频繁，所以他既不能专心于文治，更因战争的沉重负担，和纵容高级将领的生活享受，以高官厚禄换取他们的兵权，只能加重人民的赋税。
文治，意谓以文教施政，也即以文教礼乐治民。文教，即礼乐法度之类，是用来化民成俗的，也称文章教化。而德治也指以道德教化治理国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理”（《论语·为政》），宽猛相济，仁义利民，“养民也惠”（同上《公治长》），使民富，使施之以教化。因此文治与德治的意义相同。《礼记·祭法》：“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以菑（“灾”的异体字）。”作为封建时代最高的榜样，周朝初期的文治武功都是值得赞美的，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yì）》）宋·范仲淹在给西夏国王李元昊即赵元昊的信件《答赵元昊书》中指出：“小国无文治而有武功，祸莫大焉。”范仲淹在仁宗赵祯宝元三年（1040）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延州，有效防止了西夏的入侵。西夏人称誉他：“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甲兵十万。”范仲淹此信之言，是针对西夏的。实际上，大国无文治而有武功，更是祸莫大焉。只有文教兴国，既讲仁义，又有法度，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兴旺。流民皇帝大多重视并推行文治，这既是他们成功的最终保证，又使他们在当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能青史留名。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