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
“你以为有人要毒死你吗？”
“没有，为什么要毒死我？”
“那你有什么？”
“你们要什么？我没有什么。”
“你为什么要来？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不是我要来，是导演要我来。”
“不管谁叫你来，反正你来了，你来干什么？”
“那我走。”
“喂，你怎么能走呢？你一走，上面又要说我们闹情绪，阳奉阴违。”
“你说，你来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
“不干什么你怎么拿条子来了？”
“喂，你傻愣着干什么，我们问你，你来干什么？”
我给吓懵了，好不容易弄明白他们的意思，就把我的问题说了一遍。
“这算什么？”背后说。
我回过身去，背后又说：“喂，你知道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又回过身去。这时，左边那位发话了：“什么叫变态心理你知道不知道？”
我忙将脸转向左边，右边那位又不失时机地往我的后脑勺摔来一句：“变态心理就是精神病！”
我吓了一跳，连忙将脸转向右边。那时，背后又传来了声音：“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我放弃了面对面进行对话的妄想，死盯着右边那张脸，耳朵里分辨着另外三个方向传来的声音：“你有精神病吗？”“你跟自己开什么玩笑？”“上面那帮家伙真是饭桶！”
我右边的那位，就是当门的那位，大概被我盯得难受，终于发了慈悲，第一个当面对我说：“给你转个室吧——你到传统心理学研究室去。”
传统心理学研究室在所长办公室的同一幢楼同一层，303室，门口没有牌子。我推门进去，迎面一长排书橱，遮去了一扇窗，室内的光线有些昏暗。里面只有一个很瘦的老头，背着手站在书橱前。书橱里都是硬面精装的砖头书，书脊上烫着镏金的中文或外文，封皮大多是红色、黑色与深蓝色，间或也有棕色、橘黄色甚至奶白色。那老头站在书橱前，半天才移动一步，看不出他有把某本书从架上抽出来的意思。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氛像个布袋似的把他也把我给罩住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大着胆问：“请问，这儿是传统心理学研究室吗？”
“什么？”一个大大出乎我意料的尖锐的声音，从那个瘦小的身躯里发出来。霎时间，我怀疑是否判断错了他的性别。他随即转过脸来，两道黄幽幽的目光直射向我的心口，“谁跟你说这里是传统心理学室？”
“那我走错了。”
“谁跟你说走错了？”
‘那么……”
“我再次问你，谁跟你说这里是传统心理学室？”
“我不过问一下……”
“谁叫你问的？”
“那我就不问。”
“你回答我的问题，谁叫你问的?”
“不能问吗？问了要罚款？”
“现在的青年怎么就这么耍赖？谁说不能问？谁叫你罚款？你回答我，谁叫你问的？谁叫你上这儿来问的？”
我这才弄明白，就告诉他，是变态心理学室转来的。
“嘿嘿，”他从齿缝里进出两声冷笑，“我就知道是这帮家伙，这帮变态的东西！这帮迫害狂！”
回想起我刚才的体验，觉得老头的话似乎也有些道理。
“他们就用这种鬼蜮伎俩来影射我们，中伤我们，败坏我们，卑鄙的小人，这样的行径难道会有好下场吗？”他对着我声严色厉的，虽然我知道他并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唆使我来的那些人，但还是不免有些害怕。
“传统？”他继续说，“难道传统就意昧着正统，保守，冥顽不化，必然被历史所淘汰？难道我们可以不要传统，可以割断传统吗？”
“对对！”看他那激愤的样子，我怕他突然中风倒地，这样我就是第一个怀疑对象。
“况且，我们早已改名不叫传统心理学了。他们的司马昭之心，不是更昭然若揭了吗？”
“对对。请问老先生，你们现在叫什么？”
“我们本来叫普通心理学，他们就用‘普通’来贬低我们。后来我们改名叫传统心理学，他们又用‘传统’来嘲讽我们。两个月前，我们已经正式宣布改名叫经典心理学。”
“好，经典心理学，这个名称叫得好。”
“可是他们仍然叫我们传统心理学，还利用你来羞辱我们，打击我们。”
“不不不，我决不是有意来打击，我只是来求诊，不，是求教。”我连忙将条子递了上去。
他看了一下条子，抬起眼睛诧异地问：“怎么，你不是所里新来的秘书？”
“不不。”
“那我又何必对你说这么多。”
我点点头。
“圈套，你知道你中了圈套了吗？”
我惶惑地摇摇头。
“我们从来不搞心理咨询，我们也从来坚决反对搞心理咨询。这不是搞学术研究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这是搞歪门邪道。以他们为主搞的心理咨询门诊，现在不是停了吗？这是我们向所领导多次据理力争的结果。所以他们对我们怀恨在心。你不是所里的人，我用不着跟你说得太多。”
“那我怎么办？”
“你回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叫我到这儿来。”
“到这儿来？他们把你踢到这儿来？我把你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你到社会心理学研究室去吧。”
社会心理学研究室在这幢楼的七楼，没有电梯，那是在阳台上搭出来的几间简易房屋。我到门口，只见里面一堆人乱哄哄地围着正在分西瓜。我看见门口的一个人已经分到了一摊瓜，就将条子递给他。他看了条子，二话不说，拔出钢笔就在上面刷刷地批了几个字。“你到实用心理学研究室去。”我说：“那边是叫我到这里……”“我知道，”他挥了挥手说，“那老头总是搞错。你去，不会错。阿四，你挑那摊，那只歪瓜肯定甜，我可以跟你打赌！”
实用心理学室，真是找得我好苦。他们告诉我该室在两幢楼之外的另一幢房子里，我找来找去，在两幢楼之外并没有另外的一幢房子。我真怀疑自己的脑筋出了毛病。明摆着不是自己的耳朵就是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否则怎么会耳朵听到而眼睛却看不见。我带着种绝望的狂热在两幢大楼间来回穿 梭，不知到第几个来回，突然灵感降临，原来那幢房子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就是坐落在堆满了黄沙、红砖、水泥预制板的空地后面靠围墙的那排油毛毡盖顶的简易工棚式的建筑。我一直对它的存在视而不见，以为是建筑工程队的临时宿舍。那排房的大部分确实是建筑工程队的临时宿舍．但东首的两间却是实用心理学研究室，走近看，蓝灰色的旧门上还用黑漆写着“实用”两字，旁边还用红漆描出从左上方看来的立体投影。推开门，迎面扑来一片黄糊糊的灯光及一股泥土与苔藓的香味。灯下，几个人头凑成一堆，正在研究什么。这种简陋的条件下的浓厚的学术气氛，叫我深受感动。我反剪着手，踮起脚从人头缝中往下看，原来是一些建筑的正面图。我一边看，一边听他们的讨论，渐渐明白，那是计划明年兴建的心理所大楼的图样。所领导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设计建筑的外观与室内装潢布置。这任务本来是交给文艺心理学室的，后来文艺心理学室划到文艺所去了，就转交给了他们。他们觉得非得要争口气，一定要设计得独出心裁，把文艺室盖下去。听他们的话音，这个室是个新成立的单位，人数最少，条件最差，但是他们的翻身意识最强。我看到的是一张大厅的设计图，整个构想确实不同凡响。整幢建筑五层楼，进门就是一个扁形拱顶的大厅，那厅宽十五米，进深八米，五层楼高，因此进门就见到一堵边长十五米的正方形的墙。楼梯就靠着那面墙而筑，说它是
整个厅的灵魂，实在是毫不夸张。他们把楼梯设计成中空的一个顶天立地的心形。二至四层的楼梯口都开在心形的两边弧形的边上，五楼的楼梯口在心形的顶部的凹处。对这个心形楼梯的设计，他们没有分歧，我也觉得这个构想十分有趣，非常了不起。他们的分歧在于心形的中间，那空白的墙，该用什么东西来装饰布置。有的说应该种上各种奇花异草，墙上覆盖草皮或常青的藤蔓，意味着人心向往回归自然。有的主张用鲜红的平绒，上面饰以“心理学研究所”六个立体的草书金字，如果每层楼都搞一个回廊，大厅还可以代替会议厅，像礼拜堂似的。有的设想搞一个人工瀑布，下面则是喷水池，打上五彩缤纷的灯光，象征人的丰富的感情交流。有的提出挂满一块块金箔片或银箔片，箔片在光线和微风的作用下闪烁不定，变幻无穷，正是人心单纯而又复杂的具象化。我听着他们的议论，豁然心胸洞开，就插进去说：“我看还是干脆装一面大镜子，让进门的人看见自己走进来，又好像穿过那道心形的门，前面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我这么一说，他们的目光都一下子集中到我的脸上。其中一个人先轻轻地嘀咕了声：“好!”其他人立刻高声响应：“好！”“好极了！”“这个想法真妙！”“不愧是专业的！”“太谢谢你了！”几双手同时伸过来要跟我握。
我发觉我又被误会了，忙说：“我这是瞎说，我不是专业的。”
“你太谦虚了，你不是专业，这儿谁是专业？”
“真的，我不是专业的，我是来向你们求教的！”
“你那么客气，真叫我们无地自容。”
我发现，在心理学所里，要使他们听懂我的话与我听懂他们的话，都有相当的难度。于是，我赶快将那张条子递了过去。一看条子，果然误会顿释。原来他们以为我是从建筑设计院来的，这两天他们一直在等那个人。
因为我替他们出了个好主意，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也非常友善。他们听完我的自述，异口同声地说，我的心理没有半点问题，如果要他们提供咨询的话，他们就只有两个字；“放心。”
那为什么妻子、导演以及团里的许多人都认为我的心理不正常呢？
所谓正常，他们说，就是大多数人那么认为。大多数人认定，这个心理学无法回避的事实，从科学意义上说，却毫无价值。“大多数人”是个既无明确外延更没有深刻内涵的概念。它又最不稳定，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动之中。纵向来说，今天的“大多数”决不是昨天的“大多数”，也不是明天的“大多数”。横向来看，中国的“大多数”也不是外国的“大多数”。譬如，婚外恋，今天中国的“大多数”认为是个严重的道德问题，西方一些国家的“大多数”认为倘若结婚二十年而没有外遇，这样的夫妻生活就太令人窒息。发生婚外恋，今天中国的“大多数”认为要追究主动者的责任，西方一些国家的“大多数”则认为是被动方缺乏性魅力或对配偶不够体贴。因此，心理的正常与不正常是个相对的、变动的标尺，在实用方面很少有参考的价值。
那么我的想法为什么会与众不同呢？
其实每个人的想法都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也是一个人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遗传气质，童年印象，家庭与社会环境，潜意识里的情结，还不断地有各种设想提出来。这属于心理学本体论的研究，不属于实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原因的可能性越多，就等于没有原因。完全不必去理它，连吃心理学这碗饭的人其实也不去理它。
我不免有些失望。
他们也许看出了我的失望，又说，从刚才你提出的设想看，你是富于创造性的。富于创造性的人，往往会被其他人认为不正常，这是因为那些平庸的头脑无法理解超过他们狭隘经验的事物与现象。他们这话跟徐翠玉的意思倒有点像，当然徐翠玉没有他们说得那么漂亮。
那我该怎么办呢?
有两条路，他们说，或者为了正常牺牲你的创造性，或者为了创造性牺牲你的正常。我吃了一惊，看来从此以后我的生活道路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平坦、安宁。我真后悔让他们在我身上发现了创造性，或者说让他们肯定了我身上存在徐翠玉所说的那种天赋。那是魔鬼，我已经感觉到。我连忙告辞，他们一一跟我握手道别，希望我有空随时光临。有几个在跟我握手时诚恳地劝我还是为了创造性牺牲正常的好，因为正常本来就毫无科学价值。我出门后高一脚低一脚地跨过水泥预制板和砖堆，忽然想起，又赶紧踅回去。我把那张条子忘在那儿了，这可是我向导演汇报的凭证。纸条在门边的泥地上被找到，已经让我踩上了鞋印。
导演听完我的详细汇报后，说：“这下你该想通了吧？”
我说：“没有。”
“你怎么还没想通呢？”
我对他笑笑。
“真拿你没办法，我实在拿你没办法了。好吧，这回我答应你的要求，就排《谢谢一家门》。但两个月后，非排《稀奇古怪》不可。我已经决定用这台戏去参加全国业余曲艺调演。滑稽演侦破戏，还从来没有过。我给你两个月时间去想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时候你一定要想通。”
导演这回下决心把我养起来，让我演个秘书，只有一句台词，在三个场合里说“对对对，好好好”。
《谢谢一家门》只排练了一个月就上演了。我的角色只有一句台词，徐翠玉的角色连一句台词也没有，做一个时装表演队的模特儿。一次排练结束，她飞着眼向我走来，说：“你自己有数。”我忙说：“有数，有数。”赶快躲进男厕所里，直蹲到听见导演叭嗒叭嗒一路关着走廊里的电灯离去，才从黑暗中悄悄地摸出来。
彩排那天，我照例给了玲妹两张票，她照例领着冬冬来看戏。待我卸完装、开完总结会回家，玲妹已经睡熟了。
以后几天都演出，我回家时她都已入睡，我们相安无事。
周四晚上，馆里的实验剧场举办例行的“流行歌曲、越剧大家唱”，《谢谢一家门》停演一天。我回家吃晚饭，进门就感到玲妹的气色不对。到吃饭的时候，冬冬还在门口玩“黑猫警长捉老鼠”，我喊了几声，他答应说：“对对对，好好好，对对对，好好好……”一边说，一边晃着大脑袋奔过来。我正想训斥他几句，突然一只手从我腋下穿出，像铁钳似的一把揪住冬冬的胳膊，然后把冬冬往后猛拖。冬冬的鞋子在水泥地上磨得沙沙直响。我还来不及回头，只听见背后传来“啪”的一声脆响，像有人放了一枪。接着，我的腰眼里被重重地一撞，酸得我眼泪夺眶而出。然后，听见“哇”地一声，像一千只青蛙同时放开喉咙叫了起来。
我抹了抹眼角，转过身来。冬冬昂着头，仰着脸，尽情地哭着，满面通红，头发上的汗，脸皮上的泪，把整个小圆头涂得亮光光的，好像胀出了一圈。玲妹看着号啕大哭的冬冬，好像看着一件生产的废品，右手甩着，似乎刚才用力过重伤了手腕。“你这何必呢？”我忍不住说。
“我管儿子！”她像从恶梦中苏醒过来，怔怔地对我瞪着两只眼睛，“我管儿子不能管？我管不了老子，就管儿子。儿子是我的!”
这时，我看见那个沙喉咙男子，一手拎着小提琴盒子，一手领着那小女孩往外面去。那小女孩神情古怪地看着我。我再也忍受不了。玲妹一向要面子，现在站在弄堂里大叫大嚷，这不是要把我的面子给剥光吗？如果我还忍气吞声，我还像个男人吗？邻居们会怎么说我，他们不会怀疑我在外面干了
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干什么了？”我把嗓子提到最高一档，我觉得丹田里有股气直往脑门里冲。这些天来，我肚子里积蓄的气已经够多了，也该发泄发泄，否则要患疝气病的。比嗓门吗？来吧，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我能不用麦克风叫得剧场的最后一排也听得一清二楚。
玲妹被我叫得眼睛翻了几翻，突然像皮球似地蹦起来，喊道：“你要干什么？我教育儿子，你这样来对待我？你自己老不正经，还要把儿子教成小不正经？”
“我怎么老不正经了？”这是个原则问题，非得让那些门背后的耳朵们听听清楚，“我在外面轧姘头了?”
“轧姘头，你面孔白唻！”玲妹对我又皱鼻子又挤眼，“你以为在台上唱唱滑稽别人家小姑娘就魂灵出窍了，就要来围着你团团转了?”
“那你当年怎么了?”
“我当年？我那时年纪轻，被你油嘴滑舌骗进，今天的小姑娘还有像我这样天真？”
“你天真？你天真！”
“你天真！你在台上天真唻，我为你的天真受了多少气，眼泪只好往肚里咽。上次你演《不是冤家不碰头》，厂里几个小青年碰到我就叫：‘我看见你心跳唻，像糖炒栗子一样。’这种瘟话只有你讲得出。还有你演《幸福可乐》，厂里几个小青年又叫：‘玲妹，你身上香味，像桂花糖年糕。’你的黄鱼脑子里怎么想出来都是吃的？再有你演<蓬哧哧王子》，厂里的小青年又叫：‘你的声音又甜又糯，跟老城隍庙宁波猪油汤团差不多。’我真要朝你拜！这次呢，你再三保证演个跑龙套，只有一句台词。什么台词不能讲，偏要讲‘对对对，好好好’？这两天我厂里一天到晚只昕到‘对对对，好好好’，回到家里小瘪三还要‘对对对，好好好’。我前世作啥孽，会嫁给你这种神经病？”
“你叫啥？”我被她一顿排炮轰得脑袋里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一句有力的话，也想不出来，“你来得及的，你来得及的……”
“来得及啥？你这黑良心，要不是冬冬，我早跟你离婚了。”
“可以，你去嘛，可以……”
玲妹突然抽了两下鼻子，接着，两条线粉般粗的泪水挂了下来。男人的笑，女人的哭，都是紧要关头的法宝。“我早知道了，你的心思我早就知道了，怪不得你这两天面孔一直板进板出。”
面孔板进板出？“不是你自己叫我家里不要说笑话?”
“我叫你少讲笑话，你就给我看面孔？我早就知道了，你要气死我。冬冬，你懂吗？你的爷老头子要害死你，他要丢掉你，丢掉你妈妈，你给我去打，去打他，去打他!”
冬冬被他妈妈这么一来，吓得停住了哭。小拳头在玲妹的手的帮助下捏了起来，两眼扑登扑登地看着我。我看儿子这副样子，鼻子一酸，连忙说了句：“岂有此理！”就往屋子里一走。
这天晚上，我还是高姿态地想同玲妹和解，谁知她以屁股对我，说：“你还要去唱滑稽，我死也不睬你。”
我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死也要唱滑稽。”
是牺牲正常还是牺牲创造性，看来非逼得我作一个选择了。
两天后，我打电话给徐翠玉。
“我们出去玩玩好吗？”
“到海滨去游泳吗？”
“好，就去游泳。”
“星期天？”
“星期天不行，我真要领小孩，星期一。”
“你怎么别过来了？”
“你不要多问，多问我就不去了。”
电话听筒里传来她咯咯咯的笑声，我拿着听筒真恨不得立刻挂断。笑声好不容易住了，“星期一几点，在什么地方？”
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星期一早上八点，我们从延安东路摆渡，到东昌电影院正赶上直达高桥海滨浴场的面包车。徐翠玉穿一件黑色真丝无袖衫，胸前绣着镂空白花，领口有一圈很宽的花边，像摊开的荷叶，配上一串白色的象牙项链。浅烟灰色的旗袍短裙，未及膝盖，正与高过膝盖的玄色长统丝袜相接，足登白羊皮坡跟凉鞋。戴一顶能折拢的白色尼龙宽边凉帽，架一副银边浅棕色片子的太阳镜。她这身打扮，以黑白为基调，没有十分跳脱的颜色，既符合中年妇女的审美情趣，又很时髦，富有青春气息，比她平时那种片面追求少女化的衣着要好多了，看来为此很花过一番脑筋。想到有个女人为了赢得我的欢心而在孜孜地追求，我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