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出版的拙著《还吾庄子》的扉页上，我写下了这样的题辞：“献给已故的谢泉铭老师/献给所有关心、支持我从事这项研究的前辈与朋友/献给新千年”。
我把新作首先献给谢泉铭老师，是因为这样一段缘由。
２０００年３月３１日下午，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五月丛书”新闻发布会，我与谢老师见了最后一面。那天，他穿着一件湖绿色的灯心绒西装，系着领带，满面春风地走进会议厅。我一般不与人谈论衣装，这天，我却忍不住地对他说：“您这件衣服颜色很好，穿着看上去很年轻。”他坐下以后，就关心地问我最近的写作情况。他听说我已将《还吾庄子》杀青，十分高兴。他说，我非常支持你做这件事，这比你写十本《正常人》这样的小说还要有意义。他还说，我今晚回去就给老雷（学林出版社总编雷群明）打电话，昨天我还和老雷通过电话，我们对目前出版界的不正常炒作现象深有同感，应该让有价值的好书多多出来。后来，他还在会上就出书出人的问题，作了情绪颇为慷慨的发言。谁知发言后不久，他就突发脑溢血，在我身边倒下，当晚十时，他在仁济医院的急症观察室里，在他家人与他当年的学生、好友的几十双泪眼相送下，溘然逝世。
几天后的追悼会上，我见到雷群明先生。他对我说，稿子通过了，过几天就签合同。谢老师来不及打那个电话，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得到了《还吾庄子》出版的确切消息，我觉得这决非偶然。谢老师的精神永在，他的在天之灵，还在为出人出书的事情操心。
我唯有以这样的方式，向世人昭示在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的普通编辑身上体现出来的如同春晖般的人文精神。
我与谢老师相识在三十年前。那时，我在崇明的国营农场里战天斗地，战斗之余，则诌一些诗歌向各报投寄。所谓诗歌，多是些押韵的标语口号，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东西，故而，收到的差不多是铅印退稿信，就不足为奇了。唯有给《解放日报》的投稿，有时会收到一位编辑用清秀的毛笔写的退稿信，只言片语，带来的喜悦与鼓舞可想而知。１９７１年６月，我回沪休假，趁有篇小诗投稿数月不见回音，壮着胆到解放报馆去询问，第一次见到了用毛笔给我回音的编辑谢老师。他已经将我的小诗作了修改，打出了小样。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到他那里去求教、闲谈。文化大革命后期，我遭受无妄之灾，谢老师那时已从“解放日报”调到出版社，在“万马齐喑”的气氛下，他及时地给我鼓励：“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要坚持，挺得住。”“四人帮”粉碎之后，《上海文艺》复刊，他又及时将我介绍过去，千方百计地为我创造“复出”文坛的条件。我的得奖小说《走出狭弄》，也是他亲手执编的。他对我恩莫重也，但我觉得他留给我更珍贵的东西，是怎么做一个好编辑，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在《工人创作》、《建设者之歌》征文当编辑，在作协青创会讲习班做辅导老师，都是依着他的榜样照葫芦画瓢。我取得的所有成绩，其中都有他的影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