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６年７月，我从汉口路的石库门，搬到曲阳新村附近的新公房里，在那里一住十二年。虽然是一室户，但煤卫独用，摆脱了七十二家房客的那种居住环境里的种种烦恼，真有到底拥有了一个家的良好感觉。在这种翻身感中，我在搬家后的三个月里，一口气写出了长篇小说《正常人》上部，以后又花三年时间，写出了下部，并争取到了专业作家的资格，从此要在家里上、下班了。钢笔字写多了，偶然兴来，也写写毛笔字。我这人在有些方面胆忒大，看别人在宣纸上写了毛笔字送人，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好像还入眼，也就写了送人。送人的字幅要落款，有时落款的空白处多，后面还能留个书斋名，于是，我就想到要起个斋名。我不知怎么，一下想到叫“三一庐”，觉得很好。“三一”者，一个意思，我住的是补贴商品房，又叫有限产权房，个人拥有三分之一产权；另一个意思，是只有一间房，卧室、书房、会客室三合一。庐是草棚子，《陋室铭》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取名“三一庐”，也算曲折地借一点三顾茅庐诸葛亮的光。
不过，在“三一庐”中坚持十二年，到后来也确实有点窘迫感。首先是书跟人争地方，搬家时只有一只竹书架，后来添了一只书橱，再后来又添了一只书橱，结果，两只书橱里的书横的竖的塞得几乎没有一点空隙，找一本书往往要把一叠叠的书捧进捧出好几回。书橱里不能再塞，就塞到床底下，床底下塞满了，就堆到床与墙壁之间，一条本来不到一米宽的走道上。靠墙堆，堆到有一人多高，高高的书堆往往不明原因地塌下来，这样家里就闹地震，要收拾好半天。不管我与妻子怎么想办法改进堆书法，书堆还是毫无迹象地说塌就塌，所幸没有一次砸到人。书堆塌下来，第一打击目标就是床，书很重，砸得巧是能砸伤人的，但塌了那么多次，不伤人半根毫毛，所以我说“幸”。
还有是儿子与妻子与我抢一张小书桌。后来我灵机一动，到超市买了个简便烫衣板回来，搭起来当书桌。还是布蒙海绵垫的，靠上去软软的，很舒服。我正想向人推荐，不料我体重沉了点，烫衣板的支架弱了点，一天写得入神，不知怎的一撑，简易书桌就不复可用。我于是老老实实回到农场写作的办法，坐在床上，以膝当桌。当然，比起当年农场，灯亮多了，床也舒服多了。
其他居住不便，与书斋无关，略去不提。
更所幸１９９８年我又搬了家，这回是三房一厅，有一间真正的书斋。装修时我突出重点——书卷气：书橱要顶天立地，做满书房两面墙，每间房里要有一张大号写字桌。搬家时，我觉得大出风头。这辈子我文化水平没法跟孔夫子比，搬家水平却也达到了他老人家的规模。俗话说，孔夫子搬家——尽是书，我也尽是书。家具都是新做，搬的就是书，大大小小纸箱装了６４个，八八六十四，岂不暗寓发、发。搬进新居，我真的发了。要翻什么书就能方便找到，诱使我去试着做做学问，结果弄出了本《还吾庄子》。对这本书，我比《正常人》更看重。
新居书斋，我改称“三一居”，此“三一”，乃三房一厅也。另外，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我也有书一万册（号称），常品清茶一杯，加我闲人一个，做个“三一居士”，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