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来约我写点上海怀旧的文字，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足迹基本未出过上海版图的老上海，应该是义不容辞的。但问题是上海的旧本来不多，这几年刮起一股怀旧风，大家一齐来怀旧，把角角落落的旧像大扫除一样怀了一遍，几乎跟当年文革初期扫四旧一样彻底，如今怀旧要怀出新意来真的太不容易了。
正在我搜肠索肚怀旧之际，儿子救了我。
今年刚上高中的儿子突然问我：“爸爸，臭虫是什么样的？”
这话像当头棒喝，叫我茅塞顿开。或者像以前小说里常写的，“打开了我回忆的心门”，“勾起了我绵长的思绪”，“我不禁陷入沉思之中”……
时光倒退三十余年，那时如果有个三岁的上海孩子，问出这样的问题，家长一定大惊失色，怀疑小孩是否有智力障碍。上海的三岁小孩可能没见过蚂蚁、蟑螂、跳蚤、蜈蚣却一定认识臭虫。这是从皮肤上一个个红疱上认识它的，是从难熬的奇痒中深刻记住它的。每天半夜痒醒，翻过枕头，细觅席缝，必定能够找到几只吃得滚圆的臭虫。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楚记得，手揿上去时，臭虫的肚子爆裂，发出卟的一声，这比打死蚊子时有快感多了。只是随着变黑的鲜血流出，同时散发出一股臭味，有点煞风景。臭虫要是没那股特殊的味儿，上海人也许会像北方人抓出白虱，把它放在嘴里嗑崩嗑崩地嚼。这就是它臭的造化了。
当年上海人对付臭虫，真是费尽了心机。每年夏天将临，每家每户都要把棕棚、木棚、床架搬到弄堂里、晒台上或马路边，用煮沸的开水浇涣杀虫，又用调成糊状的六六六粉嵌木缝、涂木面。我家那时用嵌口长条护墙板，每条板缝都用毛笔蘸了六六六糊（后来用敌敌畏液）涂过，这是我的活。我想这对我今天悬腕写书法一定大有帮助。这样折腾过，满屋子都是药味，熏得人头昏脑胀，对臭虫却作用不大。每晚还要起床捉检数次，早晨还要把席子卷起往地上狠跺几下，几乎都能抓到几个饱得动弹不了的臭虫。隔半月一月，又要把床架等搬出去浇一下涂一番。那日子对孩子是个小小的节日，这景象也是沪上一道民俗风情画。
人与臭虫大战，看上去是人屡屡主动出击，实际上是疲于应付，颇像当年美国佬陷在越南。好在臭虫是季虫，夏天一过，全线撤退，非常守信。如果人圈定的害虫中要评费厄泼赖绅士的话，非臭虫莫属。
不知怎么一来，臭虫灭绝了。
一个曾经子孙繁衍、不可一世的物种，突然灭绝了，这是多么了不得的大事。人们居然没有震惊，没有去研究，甚至没人去怀旧，却去关心不知多少年前恐龙的灭绝，人的理智是不是有点出毛病了？还是这本来就是人的理智的特性，什么都是大的好，连绝种也是大的好。
抛砖引玉，我期待能引出篇“臭虫灭绝与上海生态环境关系”的学术论文来，也不枉我怀旧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