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补充一点的是，那次发功当场效果不太明显，但第二天王菊华的病情就大有好转，腹水也退下去了一些。本来，她的家属对她的病已经绝望了。那天我送小金上车以后，便乘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恰巧又遇见王菊华的姐姐。她对我说，医生已查明腹腔里有两个肿块，活检都有癌细胞，但有那么多腹水，无法开刀，只能苟延残喘，看上去是日子不多了。我对她说，刚才一位气功师看见病气已拿掉了不少，王菊华有希望康复，她表示不能置信。有两个肿块，她说，医生说可能已经转移了，怎么会好起来呢？然而事实是好起来了。几天后，谢泉海先生来说，王菊华已经从411医院的急救室里出来了。接着，听说她住进了肿瘤医院，准备接受手术。她已经能下床练功，与医生配合，让腹水早日消退。后来，又听说她动了手术，情况较好。直到现在，她还健康地活在人间。
从以上的叙述中，读者也可以看到，搬移法已经被我用得相当频繁了。但是，我心里对它总还有点成见，认为它的疗效应该不及劳宫热敷法与近距离放气、抽气法。我的理论根据一条是我一贯信奉的“省力不省功”原理（因为我发现用搬移法操作起来消耗要小得多，干一个小时，腹中也没有明显的饥饿感）；另一条是能量在传递过程中，距离越远，耗散越多的原理；还有一条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的原理。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用它来将前面两种操作法淘汰。但是，自从我在王红舒的观照下给我妻子治疗珠网膜下腔出血症以后，我对搬移法有了新的认识。我发现搬移法在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替代前面两种操作法，而且效果更好。在与王红舒配合给江曾培先生治疗肝囊肿以后，我又对搬移法的操作进行了改进。再经实验，我发现能更省力，而效果也更快。这两个例子，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介绍。对搬移法的介绍，暂且先说到这里。
从现在开始，我要集中吹嘘自己治病的成绩了。在吹嘘前，我先要作一点说明。赵丽宏几次对我说，沈善增，你的气功，我听见不少人说你很灵，但也有人说你一点也不灵。我是很想接着他的话问一句，到底谁说我不灵，你能告诉我吗？我没有这样问，是怕引起他的误解，认为我气量狭窄，容不得一点批评意见，哪怕批评的不是我的作品，仅是我的业余爱好——气功。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我的气功疗效到底如何。我能收集到的反馈信息太少。这一方面因为我发功的对象大多是萍水相逢的，即使有相熟的人介绍来，也往往是一次性的。他们不再找我，我也不可能去随访。另一方面，相熟的朋友，他们大多彬彬有礼，有隐恶扬善之美德。治疗不理想，他们就不再向我当面提起，免得我难堪。这样，我所能知道的，除了当场的效果外，近期疗效与远期疗效就大部分是好的了。但是，我在药厂里干过，知道一种药要取得显效、速效及较高的近期疗效还容易，要有很高的无期疗效，或者对一种病彻底根除就难了。对一种病的远期疗效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药，就可以认为是针对这种病的特效药。因此，我不相信我的气功对许多种病的近、远期疗效都会有那么高，似乎大大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前面说的为陈如江治副鼻窦炎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这里再举一例。1991年7月1日下午，我到顾绍文家去，给他的妻子褚临兰治牙痛。她告诉我，牙痛已有两个月。左边的上下大牙，不能咀嚼，稍一嚼就有牙齿向外别的感觉，好像牙根要别断似的。碰到流汁，如牛奶，牙齿也痛。两个月来一直敷锡类散，毫无作用。我先从她的右手合谷注气进去，再从她的左腿足三里穴注气进去。在往足三里注气时，感到手指上有火星灼痛感。于是，我同时向右合谷与左足三里发功，意念中让气从右手进，经过左边牙龈，然后从左腿出来。这样操作了20分钟，她的牙齿疼痛感消失。我让她立刻去吃一块西瓜，让左边大牙嚼，结果一点事也没有。吃晚饭时，褚临兰有意用左边大牙嚼饭嚼菜，也毫无异样感。可是，几天后我打电话去问，她对我说，第二天她的牙齿又照痛不误，她只能下决心等炎症消除后，去把牙齿拔掉了。常言道，牙痛不是病。在我的思想中，严重的腰伤尚且能立竿见影，手到病除，治牙痛还不是小菜一碟，况且当场的效果是那样地出色。如果我不打这个电话去，褚临兰绝不会为牙痛复发再打个电话来，那么，我就会将此作为一个成功的病例来报道。我想，在我下面要吹嘘的成功的病例中，像这样搀有水分的例子一定有不少。推而广之，在其它的气功书中，类似这样的带水分的成功病例一定也有。我并非想拖人下水。我提出这一点，只是想说明许多气功师跟我一样，在信息反馈、资料回收方面受到种种条件的局限，故而他们所报道的大多是治疗的现场效果与近期效果。据我的实践，气功治疗的现场效果与近期效果常常明显优于其它治疗手段，而远期效果则就难说了。也许开气功门诊，建立病史档案的，在这方面能有些发言权。许多气功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只要他们在宣扬自己的功夫时，说明奇迹是在怎样的一段时间里实现，又在怎样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我们就不能将以后的失效作为证据来证明他是在吹牛。如果他说经他一次治疗，就彻底根除，终生受用，那么以后旧病复发（还必须证明是复发而不是又生），我们才可以跟他去算账。我这是用要求医生的标准来要求气功师，我想不能说我有偏袒。
所以请读者在阅读以下文字时特别注意疗效的时间性。如果你这样读了以后还觉得气功神奇，那你就不能再说是被我的吹嘘所蒙骗了。
说治病我还是先从治腰伤说起。这方面的病例我做得最多，效果也似乎最好。前不久，为了写这本书，我上戴翊家去核实他妻子王淑珍腕伤治疗情况。戴翊对我说，你的气功治疗跌打损伤真是很灵的，你还替我治过腰伤，也是一次就治好，你也可以写进去。他见我一副茫然的样子，就问，你忘记了吗？我老实承认说记不起来了。他说，咦，你怎么忘记了？那天我从楼梯上滑下去，腰扭伤了，躺着一点也不能动。第二天你正巧上我家来，就帮我治了一下，当场就好，以后一点事情也没有。王淑珍在一旁补充说，那天是我休息，拖楼梯，水还没拖干，正好戴翊走上去滑了一下，从楼上滑到楼下。我问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们一时回忆不起来，只记得是在小王腕伤之后。被他们这样一说，似乎勾起了我的一点印象，但也模糊得很，因为我治过的腰伤比较多，记忆中一般都能当场见效，所以对戴翊这样的病例就没有特别的留意。
在我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样几例。
一例是在1990年3月12日，星期一。那天上午我到上海第二律师事务所去找郑传本律师，准备到他那里去深入生活。在这之前，我已经上他家去过两次，这天是第一次上他单位去。在那里，我又见到了事务所的副主任石钟祥律师。谈话中自然扯到了气功，老石说他正好在发肩周炎，手举不起来。我便当场献丑，半个小时，解除了他的痛苦。这时，老郑对我说，我哥哥腰扭伤，在床上已经躺了一个多月，你有办法帮忙治一治吗？我哥哥要比我大十几岁，已经74岁了，我们兄弟感情是很好的。看他生病躺在床上受痛苦，我心里也很难过。我说，可以，就今天晚上去吧。你放心，治腰伤我还是有些把握的。
老郑给了我他哥哥郑传根家的地址，约好晚上7点在那里碰头。那晚恰巧下起了大雨．我准时找到那里，郑传本先生已经在了，见到我显得特别的高兴。然而我一看病人，一问病情，心里却忐忑起来。我原来以为是腰扭伤，无论如何不会比妈妈的胸椎压缩性骨折更严重，所以在事务所里把话说得很满。谁知拿出医院拍片诊断书来，上面写的是“腰2、3椎压缩性变形”，并有老年性的“骨质疏松”症。我不知道压缩性变形是怎么回事，想来跟压缩灶骨折也相去不远吧．反正是骨头里的病，治起来就比一般的软组织损伤要难多丁。而且他的腰扭伤是因右腿粗隆骨折后长期卧床引起的。第一次由剧烈的咳嗽所诱发，第二次却连咳嗽也没有，好端端地躺着，突然一下子就抽住了，肌肉硬得像铁板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骨质疏松症的典型表现。当时，我只是直觉到这种没有明显诱因的闪腰要比外力造成的损伤更麻烦。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原打算速战速决一次完成，恐怕是不行了，那就像对待妈妈一样来个七八次吧。于是我说：“论病情这病没有我妈妈的病严重，但论身体条件，我妈妈要好一些。试试看，也许要三五次，但我相信能治好。”我这样说，也算是一种心理暗示吧。我一直认为气功治疗不是心理暗示，但这种治疗与发功者和患者的意识密切有关，我又不敢说心理状态在治疗过程中一点作用也没有。因此，对心理作用，我是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在治疗开始前尽量先让患者与我自己对这回合作树立起一点信心来。要治病，先得让患者翻过身来，取俯卧姿。郑传根先生让我先到外间坐一会，让他一点点翻身。他的家人为他在床前梁上吊了一条很粗的麻绳。平时要坐起来，就用手拉着绳子，一寸一寸地慢慢地把身子吊起来。改变一下卧姿也是这样。我没有看见他的具体的操作过程，反正我在外面等了足足有一刻钟。然而我进去治疗还不到I0分钟，他就嚷吃不消了，不得已只能让他脸朝外侧睡，我跳上床去跪着发功，这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样大约治疗了半小时．到用手掌敷贴上去，他只觉得腰部热烘烘的，找不到特别烫的点，我就告一段落。我坐到外间来休息，郑师母去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铺蛋。我一边吃蛋，一边想，按照他的气感反应，病应该已经治好了，至少腰部肌肉要松开许多，为什么他依然如故呢？我想起以前给小杨与妈妈等治腰伤，往往患者自己觉得最痛的地方，并非病灶之所在。最初的痛点经治疗消失以后，真正的病灶区才显现出来。我之所以知道后来显现的是病灶，而不是游走的病气，是因为它与拍片提示的骨折位置相吻合(在小杨与妈妈的病例中)，而且，要使这一痛点消失，需要几倍于前的“气”。后来我在一本医学书上看到，人受伤后，局部肌肉立刻会板紧，这其实是人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为了使伤处能不再承受外力。因此，这种肌肉酸痛，不是病理现象，当然也容易消除。鉴于此，我在给桂未明治腰伤时，就发明了先从相关穴位注气进去，寻找病灶**点的办法，目的是擒贼擒王，消灭了病灶，保护性反应自动会解除警报。但是，病灶消除以后，保护性反应是否一定就跟着自动消失呢？保护性反应，是由中枢神经给予指令后引起的。要是中枢神经的反馈系统出了些问题，反馈不及时，那种不必要的保护是否依然可能存在？特别是已经被病魔折磨了好长一段时间，产生了恐惧心理的患者，这种保护性反应会不会转化成一种类似神经官能症的病理反应呢？我从板壁上的窗向里间望去，只见郑传根先生仰躺在床上，慢慢地呼吸着，神情小心翼翼的，似乎有些紧张。于是我问：“你觉得现在腰里怎么样，好点吗？”他说：“现在还好，这痛是一阵阵的。”我说：““你撑起来试试看!”他对我看了一眼，似乎有些惊讶。我再说了一遍，郑传本先生也鼓励他试试。他屏了一口气，两手将身子撑起一点点，又连忙躺下说：“不行，撑不起，不行！”我说问：“为什么不行？是不是撑起来痛？”他说：“痛倒不痛，我不能撑。”我说：“你放心大胆地撑，如果腰痛了，你再放下，不痛不要放下，我在旁边，你放心。”他的家人也一起鼓励他。他再次开始。起初动作极慢，身体仰起超过45°后，他的胆子也大起来，竟然一下子坐直了。我问他：“痛不痛？”他坐着体会了一下，摇摇头说：“咦，真的不痛了。”这番情形，证实了我的猜想，于是我对他宣布说：“你已经好了，可以下地了，你到外间来坐一会儿。”
在这个瞬间里，他们一家人简直把我当神仙了。郑传根先生有了刚才的经验，动作起来也自然多了。他穿好棉裤，拄着双拐来到外间。为了考验一下他腰部的耐受力，我又在他家里坐了三刻钟。看他没有任何不适，我才起身告辞。送我去车站的路上，郑传本先生对我说：“不是亲眼看见，我是不会相信的，气功真是神了。”他是从这一次开始对气功刮目相看的，后来据说当上了气功科学研究会的法律顾问，与更多的本领高强的气功师有了接触。
郑传根先生那里我又去随访过两次，并给他授过功。授功时他的身子像筛糠似地抖动。至少在几个月内，他的腰没出问题。骨质疏松症是否得到控制甚或有改善，我不知道。
这一例以其戏剧性令我经久难忘，而另外两例则是因为纯用搬移法使我记住了它们。
前一例是在1990年4月13日的晚上，也就是在第一章写到的给周稚，唐见端治病，授功的前一晚，对象是《文汇报》萧关鸿80岁的母亲。在说这次治疗腰伤之前，我先要说说给她治头晕病的事。那是在1989年的11月中旬，我刚给妈妈治愈腰伤，正在高度兴奋之中。那天傍晚，我上关鸿家去串门。我们住得很近，但因为他是个忙人，很少在家，所以我们彼此走动不多。那天去肯定有件什么事，也许事先还往报社打过电话，知道这时候他在家里。我进门后，就看见萧关鸿在拣菜。他说，最近3个月，他母亲得了眩晕症，头不敢转动，一转就晕，要转头只能连着身子一起转。本来她母亲年事虽高，身子骨还很硬朗，烧饭等家务活都由她操持。现在只能躺躺靠靠，烧饭炒菜就要由他承担了。他原以为母亲的病是美尼尔氏症，躺几天就会好的。几个月下来未见好转，他就请了一位有名的老中医来看。那位医生说，这是由脑血管硬化引起的，开了十帖中药，价钱很贵，然而吃下去却未见起色。我说，让我用气功来给她治治看。萧关鸿把母亲扶起，坐好。我走上前去，两手悬空往她头上一罩，两分钟后，我收了功，对她说，好了，你把头转转试试。老太太与关鸿都朝我看看，那么容易？我说，你不要怕，把头转转看。我说得很坚定，因为我这样说是有一定根据的。就在两三天前，我在公园里，有个50多岁的妇女，说她经常头痛头晕，问我能不能治。我问她，你现在头痛吗，晕不晕？她回答说，痛的，晕的。我就将手在她百会穴上方放了两分钟，再问她，现在感觉怎么样？她想了想，又晃了晃头，说，哎，现在好像头不痛了。也不晕了，这是不是心理作用？我说，那好，你现在想它晕，想它痛，不要想它不痛不晕，看它怎么样？她想了一两分钟，说，现在没什么。我说，那你去兜一圈再来。如果又痛又晕起来，再来找我。半个多小时后，她特地跑来对我说，现在没什么，谢谢你。有这样一个病例作后盾，我说出话来自然掷地有声。老太太小心翼翼地开始转头，起初向左向右至多30°，接着转到45°。我说，你别怕，大胆转，能转到多少就多少，转得快些，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你现在没事了。老太太听了我的话，头转动的幅度大起来，也快起来，直到向左向右差不多都到了90°。我问，怎么样？她说，晕倒是不晕。我说，好了，你可以起来走了，没事了。她说，这么快好了？她说着站了起来，走了两步，又过来坐下，说，我脚软唻，一点力气也没有。我说，这容易。我蹲下，找准她的足三里穴，按了两下，再手指悬空1寸放了一会气，说，好了。老太太站起来，颠颠地往厨房间去。我坐下来与关鸿谈话。这中间，关鸿到厨房间去了一次，回来说，我姆妈正在洗菜，看样子真没事了，你的气功倒真行。我说，在公园里我治过这种病，你放心，应该是没事了，如果再头晕的话你来叫我。那天我离开时，老太太已经炒好了一碗蛋，这3个月来她第一次上灶台。一星期后，我在一次会上碰见萧关鸿，他对我说，自从你上次放气以后，我姆妈一天比一天好，精神好多了，又能干家务活了。你什么时候有空再来放点气，巩固巩固。听说自己的“气”有奇迹，我当然来劲。这月26日，也就是为李子云、于建明及其妻子治病的后两天，我就上萧关鸿家去再发了一次功。这回发功比较地道，上一回两分多钟，这次20多分钟。不管巩固疗效是否需要那么多“气”，反正士为知己者死，心理上也要对人对己交待得过去。这以后，我上萧关鸿家去就不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平均大概也要3个月去一次。凑巧的是，我几次去，都是在她母亲刚病过一场，心中正在想念我的时候。老太太说是跟我有缘，关鸿说这大概是有信息相通。4月13日晚上，我去时恰巧两天前老太太发了一次烧，躺在床上，她只怕头晕病又要犯，幸好没有，可是几十年前落下的老腰伤却又发作了。坐着也感到腰里酸痛，坐不住，只想躺下，走动起来，只觉得棉裤像铁铸的一样重，直往下沉。那天，离开我在公园里用搬移法给陆阿姨与徐耀祥治病不过3天，新操作法像刚拔下的鸡毛菜一样鲜嫩可爱，于是，我在老太太身上又试了一次。结果令人满意，老太太立刻觉得棉裤又恢复了原来的份量。我趁热打铁，接着给她授了功。她站了半个小时，身子前后晃动，结束后浑身发热，精神倍增。她对我说，自从上次发头晕病以后，楼下一直不敢去（她家住在6楼），她很想能到外面去走走，一直闷在家里也不好，她问我以后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说，只要坚持练功，我保你几个月后可以下楼。后来她果然能下楼外出了。听说有海外亲戚来沪时，她还去掌勺烧了一桌菜肴。
后来我把这事连同我在气功方面的另一些赫赫战果，去说给文坛老前辈孙家晋（吴岩）先生听。孙先生说：“我也有腰老伤，每年都要发一次，发起来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总要十几天。往年这个时候总要发了，今年还没发，如果发的话，请你给我试试。”我说，如果你腰伤发了一定打电话给我，别客气。这样说了不多久，大概一个月左右，孙先生打电话来请我了。这事日记中没有记，我记得也是在春天，治疗时孙先生衣服穿得很厚，应该是在5月间。我用搬移法给孙先生治病，除了考虑到天气冷，衣着厚，用热敷法与近距离放气法功力可能受影响外（虽然我的“气”能够透过厚厚的衣服，达到热水袋的温度，但我总觉得这样会增加消耗，相应地也就减低了功能。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我尽量减少手掌与受体之间的隔层。给妈妈与郑传根先生治腰伤时，我都是让他们撩起衣服，只隔着一层贴身棉毛衫进行操作的。给萧关鸿母亲用搬移法治疗，也有这一层考虑），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在治疗时会较少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如果搬移法在他身上试成功了，那就更有说服力，说明它与催眠术没有关系。那天，我让孙先生骑坐在靠背椅上，两臂趴着椅背，我坐在他身后的沙发上操作，之间距离将近两米。他的气感反应与我的操作手法很想吻合。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操作时经常要问患者的感觉，看上去有点像催眠疗法中作暗示与诱导，至少好像是要患者的意识进行配合，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问患者的感觉，是因为我天目没开，“看”不见病灶在哪里，在治疗过程中它是怎么变化的，病根是不是挖干净了，治疗能不能结束了等等。心中无数，只能借患者自身的感觉当“天目”来派派用处。遇到气感好的患者，我攻击目标明确，进退适度，操作起来就省力些，时间能短些，效果也好些。如果患者气感差，我只能盲目地狂轰乱炸，往往事倍功半。但也有碰巧炸中的，效果也一样理想。倘若能有天目开的人与我配合，就像我后面要写到的在王红舒的配合下给我妻子取脑子里的病灶，以及给一个脑瘫的3岁小孩治疗时，我就毋需患者汇报感觉，操作起来更为省捷。所以并不存在患者意识配合有助于治疗的问题。患者的气感反应对我的外气功力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在治疗过程中，我只是询问，只要求患者反映其真实感受，并不对这种反映作任何评判。而在催眠治疗中，医生一般不询问，而是发出指令，强制被催眠者接受，如“你的眼皮现在很重，很重，睁不开了”，“你的两只手向中间靠拢，靠拢，现在已经粘在一起了，粘得很牢，你怎么用力也分不开”等。催眠医生在被施术者处于深度催眠的情况下，才发出有关疾病已被治愈的指令，如叫麻痹的腿抬起来，以达到治疗的效果。这与我在治疗告一段落时，让患者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作些动作，检验一下疾病是否已被治愈，也是完全不同的。那天治疗的效果是十分理想的。直到今天，一年多过去了，孙先生的腰老伤，没有复发过。而且，他对我说，以往即使不发病时，腰伤也总是能感觉到它存在的，晚上睡到床上总有一阵酸痛。自那次治疗后，连那种感觉也消除了。“我现在好像已经忘记有过这种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