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拉西扯了那么许多，现在该说说途中捡得的那条命了。
那是1988年的10月19日。我被当时在《市场艺术》供职的诗人钱国梁与在《上海工业经济报》服务的作家朱卓鹏两位仁兄拖去，到岱山采访一家乡镇企业。又与到这家企业来参加新产品鉴定会的一批专家、记者们，一起上普陀山去逛了一天。那天上午我们从普陀山回沈家门，准备在那里用过午餐后，乘船回上海。午餐进行到最后一道汤端上桌面时，另外一桌忽然骚动起来。我循声望去，只见那桌上的人都站起来围向一位中年男子，那人两目紧闭，脸色刷白，脑袋搭拉下来歪向一边，已经失去了知觉。我们这桌上的人也都立刻站起来，跑了过去。我跑过去一问，晕过去的是同济大学的副教授蒋觉先，这次他是与妻子，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应爱珍一起来参加鉴定会的。在一年多以前，他得了冠心病。刚才吃饭时他觉得胸口有些闷，吃不下，应工就让他靠着休息一会，等汤上来喝两口，谁知道一下子就晕了下去，嘴角也吐出白沫来。应工估计他是急性心肌梗塞，就在他衣服的口袋里找急救药，不料把上装、衬衣与裤子的口袋都翻遍了，急救药就是找不到。情况紧急，我挺身而出，指挥人把方凳拼成一长条，将蒋先生扶到方凳那边来。我本打算让蒋先生躺在方凳拼起的“床”上，忽然想到，这种症状也有可能是脑血管意外，而脑血管意外病人是不宜放倒的，于是，我就让蒋先生“坐”在方凳上，后面由几个人扶住，我则坐在他的对面给他发功。老实说，对心肌梗塞怎么抢救我一无所知。我只记得古小说中凡人昏厥过去都先掐人中，所以我第一就掐人中。人中被我掐出了一道指甲印，然而他还是毫无反应，于是我接着狠狠地掐他的合谷与内关。一般的人，经我在合谷上轻轻一掐，都要哇哇叫着跳起来，可是这位蒋先生却很沉得住气，依然闭着两目不予理会。我有些黔驴技穷了，但只治了两三分钟，还不甘心就这样打退堂鼓。我振作精神，集中意念，抬起右手来，在离他身体两三寸外处，从胸口向肚皮一遍遍地理气。我这么操作也并非完全毫无根据。20年前，我在湖北路小花园里，就曾见过有人用这样的办法，为练气功走岔、一股气堵在胸口那里不下来的人疏导，居然立竿见影。我以前一直认为这是心理暗示，但眼下情急无奈，管它什么办法先拿来用用再说。也不知是刚才掐人中、合谷，内关，要过片刻才慢慢显出作用来，还是这样理气真有功效，反正上下拉了十几次以后，蒋先生的脸色渐渐地由白转红，他的头也开始左右转动起来，但是他的眼睛还是闭得紧紧的。看见出现了转机，我就动作得更卖力，更有信心了。这时，蒋先生的手也开始动起来，艰难地伸向裤腰的表袋。他妻子应爱珍立刻领会了，马上从表袋里挖出急救药来。药片送入了蒋先生的口中，大家都松了口气。但这时钱国梁却发出了警告。我在给蒋先生理气时，他一直抓住其右手在把脉。钱国梁的脉案很好，在文人圈子里是有些名气的。“不行，看样子还要送医院，”他说，“心的脉完全没有，他现在心里非常难过，但嘴里说不出。”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又想到了足三里穴。他刚说完，我已蹲下身去在蒋先生的脚上寻找穴位。量准穴位后，我将腰腿劲提到大指肚上，竭尽全力地往里钻。就在这同时，钱国梁突然叫了起来：“咦，脉跳怎么正常了？”他把脉背对着我，我的操作他一点也没看到。我心头掠过一阵狂喜，足三里真是神穴，它对治心肌梗塞也有奇效！我连忙在蒋先生另一条腿的足三里穴上又加了一记。钱国梁直起身来说。“好了，好了，现在没问题了，可以一起回上海了。”似乎为了证实他的话，蒋先生也立刻睁开眼睛，撑着要坐直身子。云开雾散，大家的脸上充满阳光。
在船上，蒋先生同着应工特地到我们住的舱房来道谢。那时蒋先生已完全恢复，脸上毫无病容。应工介绍说，这次是自蒋先生戴上冠心病帽子以来的第一次大发作，所以虽然随身带着药，却没有事先约定放在哪个口袋里。还亏抢救及时，才转危为安。现在蒋先生感觉良好，明天早上船靠码头后，他还要赶到学校去上课。
本来还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与惊险，后来在报上看到消息说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导演胡伟民是自己走着到华山医院去看病，在就诊时突然晕倒，虽经抢救却终于未能醒来，经诊断为弥漫性心肌梗塞，我方才觉得自己的鲁莽与幸运。所以我说“途中捡得一条命”时，不是想表现我如何地潇洒，面是想说明我是多么地侥幸，侥幸得似有神助，这点是特别需要说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