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1985年）秋天的某日上午，顾绍文与我一起从巨鹿路675号的上海作协大门里出来，沿着陕西南路向延安中路走去。其时，他已经调入《收获》杂志社，而我则还在《工人创作》编辑部里。那天，我是到《收获》社去看他，他复送我上71路车站去。我记得是在经过蹲着两尊白石狮子的团市委的大门对，他突然说：“你的气功大概是有点道理的！”
我愣了一下，一时不明白他何以这样说。
他是明确地向我指出我有气功的第一人，尽管他用了个“大概”。
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那句话竟成了一种象征。
迄今为止，我的功夫如何如何，我的“气”怎么怎么，都是由别人来告诉我，或通过别人身体状况的变化来得到印证的。而我对自己的功夫，对自己的“气”，则基本上处于懵懵懂懂，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状态。这是否能算“大智若愚”，抑或是“大愚若智”呢？难怪比较了解我的赵长天曾对人说，沈善增的气功我不学，他的气功练来只能给别人治病，对自身的毛病却没有什么办法，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式气功。诚如斯言！1988年5月，我已经借别人的躯体向自己证明了我确能发放外气给人治病，然而，在机关的定期体检中，验血报告单却向我显示了GPT略有升高（62），甘油三脂与ß脂蛋白的指数都远远超出正常值上限的一倍以上。做B型超声波检查时，屏幕上我的肝区为一片白糊糊的光亮所遮掩。联系到数年前的迁延性肝炎史，不用麻烦医生，我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戴上一顶“脂肪肝”的帽子。虽然GPT指数在两个月后就恢复了正常，但甘油三脂与ß脂蛋白却一直居高不下，吃了一年多的中药，花去了国家几百元药费，也无济于事。后来我幡然猛醒，干脆停止一切药物治疗。这并非因为我走投无路，便死心塌地地信赖气功了，而是核计下来，每星期跑老远去医院求诊，回来再辛辛苦苦地煎药，硬着头皮喝药，所付出代价与所得收效太不成比例。从那以后到现在我还没去验过血，也并非对血脂恢复正常那么有信心，相反，我已经对之不抱任何希望。这只要看最近两年我的体重有增无减，已在向85公斤大关频频冲刺，即可明白。验血徒然增加自我心理负担及传染艾滋病等可怕疾病的危险，还要给抽血的护士增添麻烦（因为我皮下脂肪太厚），给国家增加公费医疗的支出，想来想去是件损人不利己的事。气功给予我的好处，也许就是使我在这类问题上能放松些，达观些，听其自然，听天由命。否则，自己给自己造成紧张空气，也许会加速疾病发展的进程。要使自己惶惶不可终日还不容易？譬如说，这两年，我的功夫（倘若这真可以算得上是功夫）也许正处在一生的最高峰上，要是我现在不能奈肥胖与脂肪肝何，以后一旦走下坡路，等待我的将是何种结局呢？这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明智的办法就是不去作如是想。我现在是寄希望于我身上的功夫能有效地提高我的血的流速。这样，我血中的杂质尽管多，在高速血流的冲刷下，却不会于血管壁上沉淀下来，也不会形成血栓，或有血栓也堵不住血管，反正，我可以放心地胖，却不会得高血压、动脉硬化、脑血栓、冠心病等症，或者说，在这些病赶来夺我生命之前，我已经寿终正寝了。不过，这些还仅仅是我的理想。这样的理想能否实现，我没有把握。就像我走上文学道路，也许是个历史的误会一样，我走上气功之路，更像是个历史的误会。说句颇为忘恩负义的话，我自身从气功中得到的实在太少。前些日子，我与妻子说起，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一般都有胃病（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窦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或腰痛病（腰肌劳损，腰椎盘突出等），而我至今没有这两种病，可以看作是得益于气功。仔细想想，这样说论断是不太充分的。首先，并非所有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都必与这两种病沾边；其次，我不能保证今后就绝不会染上这两种病。所以这话我只可对妻子说，倘拿出去作为宣传气功好处的现身说法，是要被人嗤之以鼻的。
写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好像对气功有满腹牢骚似的。其实在平日生活中，我对气功不说痴迷，至少也可说是很喜爱、很感兴趣的。但是，我答应读者要实事求是，所以，我不能为了将读者的兴趣吸引到气功方面来就“为贤者讳”。我必须把丑话先说在前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我已经糊里糊涂地被它钓住了，而且觉得即使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式气功”，内中也自有乐趣，单凭这难以言表的乐趣，我就不能说没有受到气功的恩惠；但是，我愿意给读者诸君提供一个客观、冷静的选择机会。我不愿听到有人说是受了这本书的煽情作用的影响，因而误入歧途。我要负责地告诉诸位，到目前为止气功的优越性，在我自己身上基本上没有体现出来。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观，一是客观功效方面，一是主观感受方面。
先说客观功效方面。我身上已有的疾病，如深度近视眼、脂肪肝、慢性咽喉炎、牙龈出血，经常性口腔溃疡、偶发性失眠、脚癣、晕船晕车，倘按现代标准还可以加上肥胖症（超过标准体重20多公斤），一样也没有因气功而得到克服、根除。得到克服的只有一种病，肛裂出血，回忆起来大概有两年没发了，但不知道这是否与近两年来生活节奏有所放慢有关，更不知道这病是否可以说是根除了。我只能用这样的理论来安慰自己。年过四十生理上就开始走下坡路，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现在能维持住原来的健康水平，控制住本来有的疾病不发展，让本来没有的病一时上不了身，这就可以看作是在前进了，就可以看作气功在我身上起作用了。当然，我也不能说气功对我自身的病一点也没起过作用。最明显的一次是在1977年春节过后。我的迁延性肝炎再度复发，GPT跳到历史最高水平120，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住进了打浦桥地段医院隔离病房。入院后我表现得信心十足。我对医生说，我不需要用什么好药，尤其不要用专降GPT的垂盆草、五味子之类，只要给我些肝水解片等保肝药就可以了，我保证一个星期里就把GPT降下来。病房里多的是已经关了三四个月，GPT一直上上下下不肯正常的老病号，他们对我的狂妄持极大的保留。医生果然每天只给我打两针银黄注射液，辅以几片肝水解片与B6。我的治疗方案是每天早饭前、晚饭后打一套太极拳。一周后，我的GPT就降到48，二周后即恢复正常出了院。但出院后半个月，我利用病假跟几个同学到苏州、无锡去玩了三天，结果GPT又跃到105。虽然我通过打拳又立刻把GPT打了回去，侥幸逃过了“二进宫”，但由此可见，气功（太极拳）对付GPT固然能立竿见影，却并非能一劳永逸。最近，我才似乎找到了一种用气功对付自身疾病的办法，这一点留待后面章节再详述。
再说感受方面。且不论祛除疾患、恢复健康的种种快感与幸福感，就是在练功时的种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包括自发动功的感受，包括眼前出现的幻像，包括高度入静、物我两忘的体验，我都只能听别的练功者向我描述，其中有许多还是我给以授功的人。这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情况，每每叫我有点哭笑不得。无论怎么努力，我都不能从练气功的过程中直接得到乐趣。所以，我几度下决心要练气功（练站桩或练趺坐），结果都浅尝辄止。推手有瘾而练气功无恒心，可见我还是个受情绪支配的人。我练气功的最大障碍，就是自始至终心猿意马，千方百计都进入不了“以一念代万念”乃至“万念俱灭”的状态。多少回练功的痛苦经验，促使我对“入静”进行研究，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见解。我还为这种见解找到了古人与洋人的话作佐证。这点我也将在以后论及。然而，理论上的突破却并没能反过来克服感觉上的魔障。我依然只能在气功洞府的大门外彷徨，依然只能听别人，包括许多我给以授功的人向我描绘洞内种种奇妙景象。我只能相信一点，他们说的都是真的，特别是由我授功的人向我谈练功体会。因为不管我怎么向他们解释，他们对我的浑浑噩噩的不自觉状态总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们都宁可认为我是谦虚，认为我一定对种种境界都有所体会，他们绝不会也毫无必要来欺骗与愚弄我。以后的文字中将有大量的别人对于气功功效的描绘，请读者像我一样相信这些陈述。
综上所述，我想，我在气功方面的经历一定显得非常奇特。我与一般练功者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一般的人，无论是有病的还是健康的，第一步总是先把自身调理好了。使阴阳平衡，将周天打通；或练筋骨皮，或练精气神，或者练静功，或者练动功，或者自发动，或者采外气，或者念咒语，或者结手印，或者重意守，或者无意守；其间总有或热或冷，或麻或胀，或响或香，或痛苦或舒服的种种明显乃至强烈的感受（气感），到头来可以觉得自己是脱胎换骨，除旧布新，水到渠成，炉火纯青，然后才用种种手段把自己的功夫显露出来，造福于人，也收惠于己。总之，他们对自己的功夫都心中有数。就拿治病来说，哪些病自己能治，哪些病力所不逮，哪些病治了要反受其害，治得了的要治几次，能不能断根，一天能发功治几个人，大体上能有把握。而我却不然。我已经说过对气功如何作用于自身十分懵懂，同样，对气功如何作用于他人，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带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对我来说，每次治病与授功，都是一场冒险。只是多次操作、复制成功，才使我增长了一点信心。我可以说是一个盲目的实践者，只是命运让我直到现在还没有摔斤斗。但我确实没法知道，这种突然附身的功夫，哪天会不会突然消失或者当我自己生病、衰老的时候，这种功夫能否用来自救？当然，我到现在还可以算是个唯物主义者。尽管功夫于我显得有些来历不明，但我相信它是有源可寻的，在第二章里已经表明了我追根溯源的努力。既然不是凭空而来，也就不会莫明而逝，到急需时，我大概至少能像当年用来对付GPT似的利用它一下。否则，就只能相信有神的存在了，并且要相信神作这样的安排自有一定的深意。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顾绍文那天传达给我的信息，这个信息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
说它来得正是时候，还含有这么一层意思，就是我已几乎把那件事忘了；然而一提起来，当时的情形却又历历在目。我查了一下日记，那是1984年的5月4日。那天，我和顾绍文乘早车出发，到合肥去采访一个会议，是晚宿在合肥市中心的江淮旅社里。我们两个住一间房。我记得是9点左右，顾绍文对我说，他觉得胸闷心慌，很难受。我给他搭脉。从1973年底到1976年上半年，我为了写小说一直在医院里深入生活，因而略知一点医学常识。搭脉的结果使我大为吃惊。我发觉他的心跳约隔十下左右即有一次停搏。我屏息静气地反覆“听”了几遍，似乎还是停搏而不是早搏。我的那点医学知识刚好够让我知道，停搏的医学名称叫传导阻滞，比早搏要危险，严重的会发展到急性心力衰竭。有些身强力壮的人一觉睡去再也不肯醒来，大多是因为突发这种病。倘在上海，可以马上到医院去挂急诊，如今身处异乡客地，该怎么办呢？我也顾不上他的情绪受影响与否，实事求是地将病情向他和盘托出。顾绍文的表现比较勇敢，具体怎么说我已经忘了，反正是不想上医院去。推想起来，大概一是天晚了找医院麻烦，二是不太相信病情真有那么严重，不愿大惊小怪地麻烦会议组织者。这样，便给我提供了一个用气功来治疗心脏病的机会。“让我用气功给你治治看!”当时我肯定是这般言之凿凿地提到了“气功”，否则，顾绍文不会在时隔一年多以后郑重其事地来表彰它。但我现在难以说明我当时何以会这样地大胆，因为其时我不仅对自己的气功毫无把握，而且对人能发出一种外气来给别人治病基本持否定态度。用一种自己既无把握又不相信的手段来给朋友治一种性命攸关的毛病，我这不是草菅人命吗？也许我对得自道听途说的医学常识并非那样深信不疑，或者说理性知识并没有实际转化成感性体验，所以，我没感到他正面临着死神的威胁，觉得当务之急只是要解除他心中的难受。也许我长期以来受太极拳文化的影响，又学过一点针灸、推拿，调到药厂以后还接触过一些中草药知识，到这时候一并出来左右我的行动。总觉得被西医说得十分严重的病，中医往往能举重若轻。也许我认为心率正常与否系受中枢神经控制，因此我寄希望于心理暗示能起到奇妙的作用，我把气功作为心理暗示的一种手段来使用。也许一天两套太极拳降下了我的GPT，已使我在潜意识里产生了对气功的信赖与向往。总之，我当时真可谓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很轻率地毛遂自荐，提出用气功来对付频繁停搏。尤其是几年后，我从一本书中读到，一位神通不知要比我大多少倍的大气功师，把心脏病列为他的气功的禁忌症，我不禁非常佩服我那时的勇气以及羡慕顾绍文的运气。要是我在1984年5月4日之前就读过那本书，还敢不敢如此造次？我想多半我是不敢的。就像今天我对给癌症病人发气治病就疑虑重重，尽管取得了一些明显的疗效，却因为缺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而浅尝辄止，这点留待以后的章节我再详述。这固然暗合了古人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然而，我总觉得这种偶然性里似乎露出了一点有意安排的痕迹。但那是不可实证的，在这本书里，我主要是讲自己亲身验证的事实，即此打住，言归正传。
在我说了用气功对其治疗后，却还不知道这气怎么个发法。我想了一下。既然中医在手腕的桡侧诊脉，那么该处也许和心脏有一条通道。我还依稀记得针灸有“左侧的病灶在右侧取穴，反之亦然”的原则。于是，就我把定他右手的“寸关尺”，然后，根据太极推手中用意念领气的原理，眼睛对着他的心脏部位瞧，集中心思，想象着我的气从我的手指汩汩流入他的“寸关尺”，循着他的手臂源源不断地奔向他的心脏。对这个操作方法我印象很深，这毕竟是我第一次用无形的“气”给人治病，化费过我的一番脑筋。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如法炮制。倘按操作方法来给我的气功发展过程划分阶段的话，这是我第一阶段的标志。这种操作方法的特征是，虽然已经加进了意念的活动，但对这种活动的功效我还不大敢相信，作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补充，我的手必须和病家的病灶部位或相关穴位接触，似乎“气”只有通过肉体的接触方可传递。在这种操作方法里，对“气”的理解停留在生物电流的水平上。骨肉是传递这种电流的导线，意念的作用是使这种平时散布于全身的电流向自身的一个目标（如手指）集中，再向客体的目标进发。这些特征以及对这些特征的理解当然是我在以后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但也可以看到，我从一开始就把气功认真地当一回事对待，并不是为了对病家进行心理暗示而摆摆样子。我不排除当时有对顾绍文使用心理暗示疗法的潜在动机，但老实说，我对怎么使用心理疗法更是一窍不通。我能使用的只有从太极拳、针灸、推拿中学来的一点皮毛，而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将我引上了气功之路。所以，我说用气功治疗，现在看来，是让我瞎猫逮死老鼠似的碰巧撞对了。
大概过了一刻钟左右，我“听”出顾绍文的脉搏已趋于正常，他的自我感觉也好多了，治疗就此告一段落。他马上就去睡了。这时，我反倒有些担心起来。本来，要是气功治疗不见效，立刻可以去找医院，我并没有什么责任。而现在要是他睡下去后即此长眠不醒，我至少在良心上要背一辈子的包袱。当然，那时候我比现在要年轻气盛得多，实际上不会患得患失地担太多的心思，但是，我的确关照自己夜里要警醒些，多起来几次察看他的动静。当晚10点多钟，上海籍的安徽作家曹致佐、严歌平来看顾绍文。顾绍文睡过一觉，显得精神焕发，跟他们一聊就聊到12点多。其间也说到他的病，他说没问题，不用再上医院去。不过那夜我还是睡不安稳，起来了三四次，凑到他的脑袋边去听听鼻息。第二天早晨起来，看他谈笑如常，我这才放了心。我们一直呆到5月9日才离皖返沪，这几天里顾绍文的心脏再没有出过乱子。不过我关照他不可小觑了这起病变，回沪后要到医院好好作番检查。作了这样的例行医嘱后，我就把这件事彻底丢开了。
就这样隔了一年多以后，顾绍文又突然向我提起了这件事。他说，在那次发作之前，他已发过几次病，虽然发作的程度都不及那一次，时间也短，一转眼便过去了，但是，前后发作的间隔越来越短，感觉也越来越严重，直到那一次，难受的感觉非常明显，持续时间又长，他相信自己的心脏真是出问题了。但是，自从我给以气功治疗后，一年多来，他的心脏一直安全无恙，他不得不将此归功于我的气功。
现在可以说到“这信息来得正是时候”的另一层含意了。要是这信息来得太早，我很可能一笑置之，听过就将它忘了。因为当初使用气功本是情急生智，如今“无心插柳柳成荫”，也完全有理由看作一件偶然的巧合。天下比这更巧的事多的是呢。譬如我曾经做到过事后得到应验的梦，但我并不能因此而确信果真有命运、梦兆一类超验现象的存在。严格地说，这件事作为病例缺乏说服力。首先，这频繁停搏是我搭脉搭出来的，而我的诊脉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足为据。其次，顾绍文自述这以前发作过几次也只是凭感觉，同样没有医学检测的结果给予认可。再则，即便是频繁停搏，发作一次后也可能出现长时间的活动静止期。这种静止期的出现难说与气功有什么必然联系（当然也难说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也不能保证从此就不再发病。所以，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在这件事的本身，而在于它向我展现了一种可能性，即凭我现有的条件，不需要冒险再去练什么功法，我已经能发放外气给人治病。获得这一信息后我是多么高兴，并非我是那么高尚，那么迫切地想用自己的气去解除别人的病痛，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安全”（不会走火入魔变精神病）进入气功神秘的殿堂的途径。以后，我只要找到过硬的病例，来设法证实“气”的客观存在便可以了。而这种能够得到证实的“气”是由我发出来的，那么，我对自身的了解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境界。这样，我对气功进行实验、探索的思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都是那个适时到来的信息引起的耦合效应。接下来，我所需要的就是过硬的病例。不过那时我对自身的气功还缺乏信心，所以对病例只能持守株待兔的姿态。
终于，有一只兔子撞到我这棵树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