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时，雷午生突然问我：“你觉得烦不烦?”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说：“还好，还听得下去。”
他笑着说：“我不是说大师的讲课，我是指姓钱的和姓孙的不断地打岔。”
“也还可以，”我说，“有他们不断提问，理论上也就讲得更加透彻。手工产品、个性化产品、特色服务、并非‘大就是好’，这些观念的澄清，对今后实际操作还是有影响的。”
雷午生说：“我觉得你太书生气。其实，这些问题，我们生意人不一定说得清楚，但心里是有感觉的。而且正像他说的，决策的时候，不大会去想这种事，总是看具体的生意市场怎么样，有多少可赚。也许钱赚得多了，头脑会发热，只想越大越好，但到这时候，今天的一番改变观念的话，早就忘到印度国去了，发热照样发热，只不过今天发热去炒房地产，明天发热可能去造飞机。老钱和老孙，真的未必关心这种问题。我倒认为这个大师思路活跃，想象力丰富，想听听他有些什么新点子，可以启发启发。可惜被他们缠来绕去，压缩到只有半天时间。下午不能让他们再打岔了。”
雷午生说到做到，下午一开会，他就抢在传真讲课前发言：“前面的课听下来， 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说明大师的课讲得精彩，一个晚上加三个半天，一晃就过去了。从内容来看，今天下午的课应该更精彩。以前是理论务虚为主，今天下午应该是务实的。务虚当然需要，像钱总、孙董修养高的，对务虚就很有兴趣，但像我这样理论水平比较低的，更加需要务实的，希望大师的一些设想、点子，能打开我们的思路。但一共只有半天时间，所以我希望尽量让大师把他肚子里的宝货都亮出来。我知道各位都有具体问题想提出来请大师指点，是不是往后挪，或者浓缩再浓缩，而且一家提一个，轮着来，我排最后。一轮完了，时间还有多，再来第二轮。以大师讲课为主，提问解答为辅；提问以具体务实为主，以理论务虚为辅；大家同意不同意?’
雷午生说完，李老板、周经理、吴总裁等立刻点头表示赞同，钱总、孙董也跟着附议。雷午生向大师作了个“请”的手势，然后回头颇为得意地瞧了我一眼。
雷午生向我显示了一下他在当地的威信。直到讲课结束，我才理解他的动议的深刻用意。他守住了一轮的最后一关，就只给钱总与孙董留出一次提问的机会，迫使他们对这次机会要反复掂量，往往在掂量盘算中错过了机会。
得道多助。
传真明显感到雷午生与其他听讲者的善意，更加精神抖擞，开始了他的“文化经济学”的想象之旅。
想象之旅并没有按照“衣、食、住、行、医”的顺序，第一站首先开到“食 ”文化。因为据他说，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可以称得上是讲究吃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法国，而中国食文化与烹调技艺，比之法国，可以当之无愧地说高出他们一大截。这是由于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没有断裂，四大 文明古国唯有中国的文明史是一贯至今的。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中，衣、住、行等很早就与政治等级制度密切挂钩，唯有食文化，不是那么等级森严、不可逾越。虽有古时也有把当官者称为“肉食 者”，但毕竟没有禁止普通老百姓吃肉，普通百姓也不会因吃肉而杀头。食文化是一般人只要有钱不用有身份即可享受的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具全民性，因此，也融入了劳动人民更多的智慧与创造，特别的丰富。
中国人吃的菜肴点心，随便举出一样来，说不定就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譬如，上海人称之为早点“四大金刚”之一的油条，全国各地几乎到处都有。老上海过去把油条叫做“油炸圭”，后来才知道应该是“油炸桧”，是南宋的老百姓在秦桧死后，出于对这个大汉奸的痛恨而叫出来的。不管这故事是否可靠，但能说明油条这种食品的历史至少已有七百多年。又如蟹，鲁迅说，第一个吃蟹的人是勇士。现在，第一个吃蟹的人已经湮没不可考，但有文字可考的中国人吃蟹史，至少有两千八百年。《周礼》里就有记载，“青州之蟹胥”，就是今天山东一带的蟹酱，是祭祀用的上等供品。《荀子》里就有对蟹的生活习性的描述。到宋朝，就有了《蟹谱》、《蟹略》这样的对“蟹原、蟹象、蟹乡、蟹具、蟹品、蟹占、蟹贡、蟹馔、蟹牒、蟹雅、蟹志、蟹赋”等作出全面总结的书，可见蟹文化已成规模。而根据传说，大禹治水时，深入蛮荒，一时路阻粮绝，当地土著献蟹充饥，大禹食之鲜美异常，从此食蟹之风传入中原；倘照此计算，则在四千年前。
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实在是审美经济的无比富矿。
现在，世界许多国家、许多著名城市，都有中国餐馆，但真正正宗的中国餐馆，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或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为什么不能打出去，到纽约、巴黎、罗马、伦敦、东京、悉尼等著名的大都市里的黄金地段，去开几家正宗豪华的中国餐馆呢?
在这些正宗的中国餐馆里，不仅要让顾客尝到原汁原味的精美中国菜肴，而且要让他们充分体验、享受中国的食文化。
首行要让顾客能欣赏到中国菜艺术化的烹调过程。厨房应该是敞亮的，每一只锅台都是艺术表演的舞台，透过大玻璃，顾客可以看到一块豆腐或是豆腐干是怎么切成比头发还细的细丝的；一团面是怎么拉成千万根细面条，一个针眼可以穿过十七八根，一点火会烧起来；一只红萝卜怎么转眼雕成一朵怒放的牡丹；一片片刀削面是怎么从厨师的头顶上准确地飞进面锅里的，厨师怎么像玩杂耍似的翻盘、碰火……也可以在每张桌子的中央，从天花板上吊下一只支架，可以升降，支架上四面放四只彩电，现场直播顾客所点的菜在厨房里的烹调过程。更高级的可以仿照APEC会议领导人的餐桌，位子间隔很宽，每人面前有一块桌面可以翻起，就是一台电视机，每道菜每人都是一小盆，中菜用西餐的分食制。
其次是环境布置、服务员衣着仪态、所用餐具等，都要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譬如，可以把餐巾改成有中国特色的围兜，上绣精美的图案。筷子、 调更、勺子都用优质木料雕刻而成。餐具可以采用紫砂、青花瓷、仿古彩釉等。环境可以采用大堂与包房可分可合的形式。一个面积很大的宴会大厅，可以根据顾客要求临时用屏风隔出一间间大小不等的包房。隔出包房后，包房要与大厅环境协调，像大花园里的一个个楼台亭阁，更增加情趣，而不是煞风景。顾客在用餐时，还可以点请中国民乐小乐队的演奏。或者在每天一定的时间段，有中国的民族歌舞表演。歌舞表演不一定要搭台演出，可以在席间穿行，载歌载舞，增加亲近感。
凡围兜、筷子、调更、餐具乃至屏风，只要顾客需要， 都可以买走。要把菜单印成画报似的，每道菜都有精美的照片，背后附有用料、烹调方法与营养价值、口味特色的介绍等。等顾客用餐后离店时，可以把他们所点的菜的单页，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们。
目前，电视台已在搞厨艺大比拼、擂台赛之类的节目。饭店可以专门制作这类节目，在大门外的电视大屏幕上日夜播放，向外国人介绍中国食文化的丰富多彩。
总之，要把这样的饭店，办成中国食文化的窗口，使外国人对中国的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样的饭店菜肴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但只要物有所值，相信一定能打得开市场。如果中国的政要、高级代表团能在这样的饭店里举行宴会，对带动人气有极大好处。要使外国人把上这样的饭店用餐当成一项节目。中国人过去是把上饭店请客吃饭当成一项节目的，现在吃已不太希奇，但请宴还是喜庆或交际的一项重要节目。十多年前，上海的青年男女谈恋爱，还把上“红房子”吃一顿正宗西餐作为一项节目。外国人也许不像中国人那么重视吃，他们也许把看歌剧当成一项节目，但只要他们尝到了中国食文化真正的滋味，相信一样会陶醉其中，一样会不计价格昂贵(或者正因为其昂贵)而把它当作一项节目。只要他迷上了中国的食文化，饮食旅游就可能作为到中国去旅游的一个重要项目而发展起来。
传真说得眉飞色舞，很有感染力，但我总觉得有点纸上谈兵，尽管这纸上的宏图立体感很强，细节也很逼真。然而真的操作起来，恐怕有些难度，至少像第一个吃蟹的人，要有一点勇气。因为他的构想中实际蕴涵着一个向世界输出中国食文化的野心。他已经说过，输出文化，比输出军事、输出政治模式等都要高明，而今看来，他不仅是这么说，也是这么想的。从理论上说，文化交流是互动的、平等的，有输入也有输出。中国在鸦片战争被强力打开国门后，一百五十多年来，由国外输入了多少文化，来而不往非礼也，何况中国有五千年文明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向国外输出一些我们优秀的文化也是应该的。但实际上，正因为最近的一百多年我们是只入不出，只收不放，甚至只挨打不还手，思想上已经形成某种定势，对我们还能向外国输出文化抱一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报上，有人提出，我们不仅应该实行“拿来主义”，还应该实行“送去主义”；就有人反驳，他固然赞成“送去主义”这种美好想法，但想来想去， 想不出我们的传统里有什么好东西可以“送去”。而没有这样公开地说，却一事当前就潜意识地这么想的人，还要多得多得多。因此，花大投资从国外引进一种文化来，例如在北京、上海的黄金地段造一家比传真的设想还要豪华得多的西餐馆，投资者可能很踊跃。而同样的中国投资者，听到传真的构思，却可能立刻大摇其头，认为行不通，要赔钱。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对输出文化缺乏信心。它是有历史原因的，传真要扭转 它似乎力量太小了些。
而且，在座的各位，也并非有这样的经济实力的人士。也许他意在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但高低相距太远，恐怕起不到什么激励作用。
按照前几堂课的情况，钱总早就该出来打断、提问了。现在有雷午生倡立的规则在，他大概为了提高击发的命中率，所以至今毫无动静。这样，讲课虽然顺畅了，但好像又冷清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