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动物的法律
对动物实施法律保护最早始于古埃及。古埃及人把猫崇奉为生育和丰收之神巴斯特的象征，尊重猫的捕鼠技能，谁家死了猫，男主人得剃掉眉毛，毁容哀悼，并且将猫的骨灰撒在全家人的头上。如果猫的主人享有高官厚禄，猫死后，会被制成猫木乃伊，殡葬到猫公墓里。如果谁打死一只猫，根据法律要处以绞刑。其次是不得弄死眼镜蛇，因为据说眼镜蛇神艾约是古埃及君主的保护神，当时埃及君主的皇冠上镶着一条黄金眼镜蛇。
古代希腊把牛当成宙斯神的化身，并加以法律保护。古代波斯的圣经《阿吠陀》中有保护牛的戒律，其理由是：“我们的力量在牛，我们的需求在牛，我们的食物在牛，我们的衣着在牛，我们的胜利在牛。”因为那时一个牛群可养活一个部落，而且牛的数量多也容易战胜别的部落。直到今天，马达加斯加还把牛敬为全国第一贵宾，车辆和行人在路上碰到牛都得“礼让三先”。并还保护着对偷牛贼处死刑的法律条款。
古代保护动物的法律带有明显的图腾崇拜痕迹。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动物保护法则成了保护物种和珍稀动物的有力手段。当今世界，人类加快了对地球开发的速度，动物灭种的速度也因此而加快。十七世纪之前是每八年灭掉一种，现在是每一年半，一个动物种从地球上消失。各国为此都在建立相应的动物法律。一九八三年，美国洋基棒球队员魏斐特到加拿大多伦多市与蓝坚鸟棒球队比赛时，发球不慎，击死了一只掠地而飞的海鸥，被警方逮捕，根据加拿大保护动物法律，应处半年徒刑，但因无意误伤，处以五百美元罚金才得以保释。一九八三年八月，菲律宾采取法律措施保护食猴鹰，凡捕杀、伤害、出售一只食猴鹰，处以一年至五年徒刑，或罚款五万比索（四千五百多美元)。
我国保护动物的立法工作虽起步迟缓，但已开始注重法治了，江苏响水县对猎杀白天鹅者判了徒刑；一九八三年，江西省鄱阳湖地方当局截住了被捕的三十只白天鹅，除根据当时的地方法规处分当事者外，还举行了“让白天鹅重返大自然”的庄严仪式。
刊于1988.4.8《新乡晚报》
保护野生动物刻不容缓
地球在它46亿年的生命历程中，曾经创造出5亿种动物，也包括人类在内。然而现在地球上只剩下150万种动物，其余99.8%成了历史或化石，再也不可能在地球上露面了。
地球上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动物灭种呢？一种原因是物竞天择，合乎规律地自然淘汰，这就是“有生长必有毁灭”的自然辩证法。另一种原因是地壳活动、大气变化所造成的沧桑巨变，如距今200多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冰河迁徙，汹涌的冰块覆盖了花团锦簇的欧、亚、美大陆，大批动物突然死去。这是一切生灵所无法逆抗的宇宙规律。
加快动物灭种速度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那张贪馋的嘴巴。动物学家们说“人类的肚子是动物的坟墓”。这不是妄言。16世纪的北美洲约有20亿只候鸽，此鸽味道特别鲜美，是肉用鸽中的佼佼者，欧洲移民一上这块新大陆就大肆捕杀。1878年，一户捕鸽者一年捕杀300万只，净赚6万美金，当时6元美金可买一头牛。到1914年9月8日，世界上最后一只候鸽老死在美国动物园。目前，世界上一些珍稀动物数量都很少。据1984年8月14日塔斯社报道：由于人类肆意破坏地球植被和动物生存环境，到20世纪80年代末，估计每小时有一种生物从地球上消失。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加快动植物保护立法，这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刊于1987.12.27《泉州日报》
动物法律
人类自登上灵长目首脑的宝座，就考虑到对他们与之共存的动物实施法律问题。动物法律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动物实施法律制裁，一是对动物实施法律保护。
十七世纪的英国伦敦，猪是可以上街东游西荡的，偶尔闯进穷家陋室，咬死睡在摇篮里的婴儿，按照当时法律，猪作为刑事犯被逮捕，关进监狱，与普通人犯一样享受犯人生活费，并如人一般牵入法庭，接受审判。1394年，在法国莫尔登法庭档案里留下了一份奇特的判决书：“检察官、修道院院长约扎法特在所提出的诉讼中对案情曾指出，造成一周岁半幼儿死亡的肇事者是一头三个月的猪崽。据此，本庭特判决该猪崽绞刑。”据法国历史学家统计，从1120年到1641年，法国动物法庭共判处从驴到蝗虫七十只动物的死刑。
现代各个文明国家普遍制定了保护动物的法律条款。1983年，美国人魏斐特到加拿大多伦多市参加棒球赛，发球时击死一只海鸥而被逮捕，按照保护动物法律，交纳五百美金后始得保释。
刊于1987.11.29《西安晚报》
我国古代的“环保法规”
据考查，“环境保护”一词虽然出现于近代，但追根溯源，我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典章是古已有之。
西周时，先民对山林、鸟兽的保护就相当重视。比如，《逸周书·大聚》中明确规定：春天不得上山伐木，夏天不得下河捕鱼。又比如，《礼记·月令》中，亦有禁止捕杀幼虫、飞鸟之记述。战国时期，狼烟四起，战事频频，但国家并没忽视以正式的法律条文，保护自然资源，约束乱砍滥伐行为。当时齐国兴厚葬之风，眼看林木伐尽国将难以守备，齐桓公便发布了：“棺椁过度者戮其户”之命令。秦国法律对自然环境保护的要求更为严格。《田律》规定：从春季二月始到夏季七月间，不准进山砍伐林木，堵塞林间水道，不准烧草木，不准诱捕鸟兽……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对环境的保护也相当重视。文帝曾下诏劝民种树；景帝也曾写下诏文：“劝农垦，益种树。”从禁止乱砍滥伐到劝农植树，从夏不捕鱼到保护飞禽，可见古人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关系的认识是如此之深刻。
我们应该从老祖宗的“环境意识”中受到启发，面对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善待自然，善待环境，让世人已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这个素有环保传统的国度里实现。万万不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以牺牲环保为代价发展经济，让后代子孙戳我们的脊梁骨。
刊于1987.10.1《珠江环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