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爱尔兰的英国作家乔治·莫尔（1852——1933）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受到一些前卫的中国作家的注意，郁达夫在1928年9月给邵洵美的信中说到：“看到《狮吼》第5期，《搬家》一篇，大有George Moore的风味，是近来少见的飘逸的文章。”徐志摩在给邵洵美的信中也说：“我已见到George Moore，他叫我代他问候你。此老真可爱！我但愿能将他的有趣的谈话写出来。”当然，把莫尔介绍到中国贡献最大的当首推与这两信相关的邵洵美。与徐志摩一样，邵洵美曾留学英国，他与莫尔的交往和友谊大概就始于此期。回国后邵致力于新文学运动中的创作和译介，在他与章克标（章克标先生现还健在，住浙江海宁，前年还因“百岁老人征婚”在媒体上露面）主编的《狮吼》和《金屋月刊》中不但撰专文介绍莫尔的生平和创作，而且亲自翻译了莫尔的部分作品。
时间肯定会淹没许多东西。作家的生前风光身后寂寞抑或生前寂寞身后风光，都是并不鲜见的事。但莫尔在我国遭冷落还是与他早期作品的自然主义倾向有关，我们一直认为自然主义文学是一种专门以生理学、遗传学的方法暴露社会中阴暗的、卑劣的、龌龊的、**的东西，而且是不加分析、没有倾向地陈列。其实不然，且不说自然主义文学本身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景象，像左拉这样的伟大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也无法抹煞；即使涉及到生理本能的描写，从总体上说，自然主义也把“灵”与“肉”的问题带入了文学，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面。所以，当我们重新认识自然主义文学之时，也要重新认识莫尔。莫尔除了早期的小说模仿自然主义以外，一生在文学上进行过许多探索和实验，在诗歌、小说、和戏剧都有所建树，给后人留下了几十部作品。国外专家评论他是像詹姆斯·乔伊斯、戴·赫·劳伦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现代作家的重要先驱。我们这里译介的《伊丝特·沃特斯》就是莫尔的一部公认的代表作。
乔治·莫尔在发表了几部他自己也不满意的、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小说后，一部关于仆人的严肃的小说已盘桓于莫尔的脑际，他立志投身到“最朴实、最本能的情感之中，专注于人每日所需的面包之中。”写“一部关于仆人们的故事”。1894年，《伊丝特·沃特斯》首先在英国出版，但这初版本拿到美国后，却被三家出版社因涉及道德问题而拒绝。说其内容涉及“私生子”，涉及产科医院云云。这些所谓的道德和风化问题是与书名同名的女主人公相关。伊丝特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从小为帮母亲照料弟妹而弃学，不到二十岁就外出帮佣，当她来到伍德维庄园后，因为涉世不深很快就失身于同为仆人的威廉，威廉不理解伊丝特内心痛苦，终致始乱后弃的恶果。此后他俩虽在许多年重接前缘，但威廉英年早逝，再次将伊丝特和尚未成年的儿子抛回当年的困境。最后人到中年的伊丝特是在与她过去的女主人相依为命中度过余生。
需要指出的是，莫尔绝不满足于讲述这么一个辛酸故事来博得人们廉价的同情。伊丝特的悲惨遭遇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她那与名利社会格格不入的个性。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伊丝特虽然出身低微、没受教育，但不乏自我意识。她初到伍德维就因没换衣服拒绝服从拉奇夫人的指派。当她酒后糊涂和威廉在野外偷吃了禁果后，除了她从小所受的宗教罪孽感的影响外，她坚持不理威廉，并非她不爱他，也并非憎恨他对自己的侵犯，因为她从未把过错全盘推给对方（她就谁的过错回答巴菲尔德夫人时说：“这种事常常是女人的错”）；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获得威廉对她的尊重。她开始“是出于本能要抵制他，她本能地感到她只有在一段长长的时间里拒绝宽恕他，她才能赢得他的尊重”；到后来“这感觉已经上升和明确为一种思想，她决心绝不屈服，而是继续她的信念：他必须认识他的罪孽。”可见她精神世界并不低下。当知道威廉搭上了有钱的小姐佩吉时，她的自我意识则变成了一种自觉的反抗意识：“她深知在这些优雅的人们眼里仆人都是下等人。但她的肉身和她的血液难道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吗？佩吉穿着好衣服，但她不见得好多少：脱去衣服她们一模一样，女人对女人。”
其次，是伊丝特身处逆境不甘堕落。要知道在那种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做女人难，做一个无依无靠的单身母亲更难。有多少这样的下层女子迫于生计而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她的好友、曾与她一起在伍德维帮佣的萨拉，不是为了饥饿被她那无赖的男友逼着上街拉客吗？伊丝特也清楚“整个伦敦都在引诱她，杯子就在她唇边。”而“肉体的虚弱使她突然感到精神也濒临崩溃，”但她最终还是从一次次的诱惑中逃脱出来。
至于她坚持依靠自己双手的艰苦劳作来养育、培养自己的儿子更是写就了一出“人生戏剧”，一曲壮丽的人生赞歌！伊丝特无疑是个倔强的、性格刚烈的姑娘，但又不乏一切女性所共有的爱心、母心、舐犊之情。书中她疼爱自己孩子的描写都委实令人感动！不过如在寻常的环境下她的这些行为则属人之常情，没有什么特别。而对她这样一个无家无钱、四顾茫茫的弱女子，即使养活自己都很不容易，再要完全依靠自己独自养活一个开销日益增多的孩子，这在里弗斯夫人这样的有钱人和斯皮尔斯夫人这样的黑心女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未免太不切实际和过于浪漫了。听听那个专事从可怜的姑娘手中收购和倒卖婴儿的斯皮尔斯夫人怎么说的：“你们这类姑娘都是一样的，一开始的几个星期，你除了你的孩子什么都不想，然后你会被他拖累，负担太重了——我了解你们——接着你会指望他不该出生或指望他还没意识到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死去。……真的那样的话，他们从此省却了许多麻烦。”
这恶婆是残忍的但也是实际的。很多像伊丝特同样处境的姑娘都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此后伊丝特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止一次地想起她所说的这些话，这些为有钱人遮遮掩掩而这个粗鲁的女人赤裸裸说出的话。面对着无数的诱惑——外部诱惑和伊丝特内部激烈斗争时的诱惑。伊丝特最终赢了，战胜了与她作对的整个世界，也战胜了退却、妥协的自我。莫尔对这个形象的同情和赞赏是明显的，不只是写她遭遇，更重要的是写她自强。在第二十章中他把褒奖跃然纸上：“假如人们想到这一点，那么这无疑是个女英雄历险的故事——一个母亲为了她孩子的生存来反抗整个文明阵营对卑贱和私生子的歧视。”伊丝特的斗争精神使她足以跻身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个人反抗的小人物”之列的。小说一问世就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尤其是未婚母亲及其孩子的问题引起了普遍和关注。据说一个充满爱心的护士读了此书后，就把自己的一所疗养院改成专为未婚母亲的孩子服务的地方。
就像该肯定的给予鲜明的肯定一样，莫尔对该予以否定也同样犀利鲜明。
早就有人指出《伊丝特·沃特斯》和早它三年面世的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同中有异：相同的是“私生子”情节；不同的谓“通过苔丝的故事，哈代探索了命运的残忍作用；通过伊丝特的故事，莫尔解剖了英国当代社会的伪善和不公正。”
触目皆是的贫富差异当然是无法回避的不公正。一面是家徒四壁、衣衫褴褛的下层百姓、仆人当差；一面是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绅士老爷。然而，最大的不公正则是伊丝特在艰苦奋斗中所经历的。她当奶妈的第一户人家的里弗斯夫人是个十足的为富不仁者，为了她自己的孩子已经牺牲两位奶妈的孩子，伊丝特的到来则成另一个新的牺牲品。她给伊丝特连续进食和要她散步都是为了她的孩子获得充沛而又健康的奶水。伊丝特在她家毫无人身自由，甚至探望自己患病的孩子也不准，伊丝特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以一个生命换另一个”，抗议这是“什么样的公正，什么样的法律，”并在最后不顾一切地离开她家前，一针见血地指出包含着这种不公正之中的血淋淋的事实：“现在我完全看清了，我也已经想清楚了。它被层层包裹着以致一开始其意味不清晰，可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像你这样的有钱人付钱，斯皮尔斯夫人和像她那样的人就使摆脱那些可怜的小家伙成为可能。换了喂奶对象没多久，一个小疏忽，这个可怜的女佣姑娘就省却了养育她自己孩子的麻烦，于是有钱女人的那个挨饿的小东西就能养成一个漂亮的孩子。”而伊丝特以普通女仆的身份在以后几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不是年薪只有十六镑而每天得工作十七个小时，就是在地下室里没日没夜地洗、洗，直至精神和肉体者濒临崩溃为止。而这些，显然与莫尔本人的经历毫无关系，他是以“仆人们的观点写仆人的生活，”“而不是他本人（经历）的某种形式的反映”。能够解释的是：但凡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作家，都无法违避或忽视摆在面前的赤裸裸的生活真实和本质，萨克雷、王尔德这样的富家子弟不能，家境殷实的莫尔也不能，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的正义性、民主性和人道主义就此形成气候、蔚然成风。
而与社会不公正共同孳生繁衍的则是普遍的伪善。自有人类历史以来，自欺欺人的虚伪成了人类无可救药的毒瘤，它是人类社会的怪胎，它毒害心灵、扭曲人心，败坏风气，故历来为有良知的文学家所诟病、所针砭。在《伊丝特·沃特斯》中，莫尔或通过人物之口或直接叙述抨击和讽刺了现存秩序中的法律和宗教。说到法律，我们在赞扬托尔斯泰以“撕毁一切假面具”的现实主义在《复活》（1889—1899）中揭露俄国法庭的虚伪和黑暗时，实在不该无视在托翁之前曾以类似的方式对法庭的伪善给予了尽情的讽刺和抨击的莫尔！在审判萨拉偷窃主人盘子一案的第四十章中，他讽刺性地直呼地方治安法官为“阁下（Lordship）”,他一出场作者就以这样的语调写道：“这位法官阁下，是位仗义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人，他的赌博交易也有很好的口碑，他嘟起了他那古老的嘴唇，把他那呆滞的眼睛锁定在被告身上。”而当他一本正经地辩驳律师时，作者以插叙的方式注释了这道貌岸然的阁下的伪善：他自己也同样赌博和酗酒。饱受这种伪善而不公正法律之苦的下层人士自然视审判为“陈词滥调”和因人而异的“不公正” 法律。这些对伪善法律的辛辣的讽刺决不亚于托翁笔下那脍炙人口的描绘。
相比之下对宗教伪善的抨击似乎就没有那么痛快淋漓。因为我们知道乔治·莫尔是个有着天主教背景的清教徒。小说中的伊丝特承继其家属传统与其女主人、被称为“圣徒”的巴菲尔德夫人都是普利茅斯教友会的虔诚会员，小说中也还有大量的有关祈祷、有关宗教意义上的罪孽和宗教礼仪的描写。但从小说的大框架看，巴菲尔德夫人和伊丝特主仆俩尽管是如此虔诚，上帝和她们常在，但最终都在世俗的罪恶的赌博面前败北。赌博像瘟疫一样毁了几代人，宗教的神力又在哪里呢？小说中还有大量的蜘丝蚂迹使我们不得不对作者的主观意图心存疑虑。摆在伊丝特面前的数不清生活难题，无论是爱上帝还是爱人，虔诚地信教还是为稻梁谋，听从教会的还是做个丈夫的好妻子都是困惑和使她费解的问题。而出于伊丝特继父和男主人公威廉之口的话则是对宗教的虚伪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伊丝特继父曾说：“信宗教的人与其他人是一样的——要多，就多一点虚伪，如此而已”。威廉也愤慨地抨击：“现在有个禁欲党，有个纯洁党，还有一个反赌博党，他们所干的正是要阻止人们做乐于干的事。”显然，人类社会虚伪之盛行，宗教和教会其实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不独是塑造了伊丝特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和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达了鲜明的倾向性。像所有的名著一样，《伊丝特·沃特斯》也有不容置疑的艺术价值，如它借鉴印象主义绘画的技巧，在景色的描写中融入了主观感受；如趋向意识流的把叙述和描写、真实和幻觉交织共呈的心理刻划；如超越流浪汉小说的圆型结构：同一地方，同样的景色十八年以后再次呈现于伊丝特眼前，不但隐含着人生的轮回，而且创造了一种音乐的回旋感。
总之，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忘却莫尔和他的《伊丝特·沃特斯》！
张 介 明
2002年8月9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