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丝特·沃特斯》的初版样本曾被送到美国的三个主要的出版商手中，所有三家都拒绝了这本书。它就在没有得到美国版权的情况下出版了。一旦当《伊丝特·沃特斯》很明显地受到了公众的称赞和支持时，那些曾经拒绝了这本书的出版商就要么来提议除了那本美国的无版权本以外，另给一份授权书，要么提议出版我的下一本书。要不是为了说明出版商是无力鉴别一本交到他们手里值得出版的书的话，也不会说到这个故事，但出版商固有的恶习也是提请注意的目的。在他们的复杂的生意场上，出版商被错误地引向了沉湎于对顾客的道德观点作抽象的推测。这三个出版商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把《伊丝特·沃特斯》想透这样的小事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本最道德和最有启发的书，而是他们不能肯定“普通的读者”会认可一册内有一个产科医院描写的书。以同样的不确定烦扰了出版心理的还有《伊夫林·英尼斯》，并非其思想怎样，而是邻居们会对《伊夫林·英尼斯》怎么想；一个与这本书的出版相关的悠闲的绅士，也曾为某些章节感到不安，但他却从容地对待这些他本人没有异议而他认为别人会有异议的章节。但当我翻着他给的签发本时，我的吃惊增加了。我并不想建议在这儿列举对一个已被出卖的理智之人所做的各种荒谬行为，只需举一例子就已足够。下列这段被删掉了——“在她的人生舞台上，她是一个**情欲的代表，不只是她的声音，还有她的手臂、她的颈脖和头发，她那风情万钟的表情，是对音乐的迷恋使她投进乌尔里克怀抱。如果说它已经征服了她，在这种征服之中，对无知听众的**劝说是那么多——听众得到的只有**没有音乐！”——我当时说：“你建议删除这段的理由是什么？这是清教徒的观点。我想你的建议是要我引起对这一段的注意，你认为清教徒会反对。”“噢，”他说，“是这样，我开始是这样想，但当我读下去后，我想最好还是把每段中可能会有冒犯的地方标出来。”“对他们，”我说，“这一段会有冒犯？这肯定不是针对任何信仰宗教者的。”“不，”他回答说，“不是对宗教信仰者，而是冒犯了新歌剧院的赞助者，假如做父母的读到这‘忧郁’的音乐会把伊夫林投进乌尔里克的怀抱，他们就不会让他们的女儿去听这样的歌剧，这也就可能不会再继续他们的赞助了。”
这是愚蠢的，当然更有甚者，但尽管显得过分，这件轶事是每个人都会犯的独特的典型的错误，当他只是在偶然经历中而不是在他的内心中寻找真理时。如果这本书不能打动出版者的道德感，那么它也肯定不能打动顾客的道德感，这个规则不局限于英国，在美国也同样适用。
版权的丧失不仅是一件事关金钱的事而且是事关道德的丧失。一本无版权的书有那么多不同的公司来出版，它给每一家既带来利益又带来声誉。无论是印刷还是出版，它被抛向了市场，只有满街的尘土，不受任何人控制，它无望从无数的错误中赎身；而且，假如作者想订正书中的错误，他会发现自己对那么多归咎于不同编辑的错误无能为力。
英国出版的六便士版《伊丝特·沃特斯》，迫使我读了一下此书。第一次我是在今年年初读的。可在排字的发酵味完全消除前，我们无法读下去，直到时间使我们摆脱了这个问题为止，初版本的排字曾经完成了校样。可直到打算出版时候还有几千字程度的误植和漏排校对出来。而这种排字方式，是在依靠校对来重建一本书，无论它怎么与一定的文学性质不可分，可它无助于细节的完成；在我看来，对一本书的阅读，就其总体比例，它的结构的要求要高于仅仅写作；对于门窗的雕刻，在许多地方我是把它作为简略的、预备的来认识，试图完成自己留着不曾完成的事，是一桩可爱的工作。
我曾步莎士比亚、歌德、瓦格纳、巴尔扎克、华兹华斯、菲茨杰拉尔德和我的朋友叶芝的后尘，冒险改变已经出版的文本。这并非是那种或许会被称作是自以为是的修订，这些重要的修订在某种程度是为了从廉价出版的混乱中挽救我的书。我不敢指出任何段落是我认为的真正改进已经实现；除非认真研究，否则，不谦虚会与初版的修订本同在。但我对把自己置于受人责备的处境无话可说，我只是相信这修订本会被任何有美学天分的读者发现它优于初版本。我会要求我的美国读者在选择别的版本时读读这个版本。如果说，我把公众引入修订过的段落中那些我自信是正确价值是不恰当的话，那么，在我阅读自己的书时经历快乐和失望就更不恰当了。即使在这一点，也许，我也可能有风险，因为对我的作品意图的误解已经出现。它被设想为目的是为了鼓动通过一部取缔赌博的法律。《伊丝特·沃特斯》的学说就像基督讲福音那样好斗。赌博也许是有罪的，可它常常是一种不确定的罪，反之，如果能忍住不去评判别人，不去鄙视那些精神空虚和那些不拥有这世界财富的人们，那么也不成问题，也有一定的善。一切存在的事情都是值得同情的，这是我阅读《伊丝特·沃特斯》所认识到的教训，或许其他人能得到比我所希望的更多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