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1912——1945），广东梅县松源镇案背村客家人，“生性聪颖，富胆识，对数理化颇有造诣，书法遒劲”1930-1934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物理系求学期间，便已初露头角。据同窗温启民先生回忆：某次，某教员临时缺席，满堂学子正欲退席，只见陈彬自告奋勇登上讲台，摊开课本接着上次的教学内容讲解起来，充当了一次“代课教师”，使全班同学钦佩不已。原来陈彬悟性极高，又勤奋好学，课前必预习，早已把后面的教学内容融会贯通。想不到因教员缺课而给了他临场发挥的机遇。消息传开，一时成为中山大学的佳话。说来也正是巧合和缘分，因为，其时正值中山大学原副校长朱家骅自1927年11月去浙江后，因大刀阔斧推行新政、整顿吏治，而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激烈冲突，在浙江无法立足，于1930年9月辞去了浙江省的全部职务，重返广东，接任戴季陶转让给他的中山大学校长一职。虽然朱家骅在中山大学校长任上仅仅三个月，后即去南京接任中央大学校长。但正是这个时间点上，朱家骅和陈彬的命运轨迹交汇了，铸成了他们的师生情——因为以学界泰斗闻名的朱家骅，从1924年任北大德文系主任起，到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到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十余年如一日，历来重视在学生中罗致有用之材，为其所用。凡是被其所器重者，皆获扶植提携，成为他的政治势力的一部分。1930年重返中山大学，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他仍一如既往地开发人脉资源。而此时此地，正巧耳闻陈彬代师讲课的新闻，朱家骅怎能放过这位高智商的门徒呢？人们说，有时历史是巧合和偶然元素的总和，如果浙江官场不发生张、朱冲突，朱家骅仍在浙江稳坐官场交椅，那么陈彬就不可能在中大被朱家骅慧眼所识。而这段三个月的师生情，使朱家骅对陈彬有了深刻的印象，为陈彬日后在中统局的发展预留了伏笔。
1934年陈彬从中山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原有志于发展科技，惟其时日本军阀已侵占东三省，继又在上海制造128事变，全国同胞救亡图存，风起云涌，陈氏激于爱国热情，即于广州参加救国运动。毕业后赴南京中央党部服务。”（注8）“1936年奉派到香港任少将组长负责侦查日本特务汉奸浪人的活动情况……”陈彬的老校长朱家骅1938年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兼任中统局局长后，1939年冬陈彬奉命由香港调回上海（沦陷区），任中将级站长。（注9）陈彬的前任是中统苏沪区区长徐兆麟。1939年9月在李士群夫妇的拉拢下，徐兆麟的助手，副区长苏成德叛变，供出中统苏沪区的全部组织，苏成德又会同马啸天、石林森等主动再去策反另一副区长胡均鹤。结果，除区长徐兆麟、情报组外勤嵇希宗和会计蔡均千侥幸脱险外，中统在苏沪一带的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仅在上海附近，就有童国忠、庄鹤、姜志豪、邓达谧、宋建中、刘慧（女）、黄有成、方新吾、费克光等四十余人被捕。
在组织解体的危境中履职的陈彬，可以说是临危受命，“陈氏到沪后即深入敌伪组织，搜集情报资料，供中央有关机关之参考运用。并积极发动民众锄奸，以吓阻汉奸活动”（注10）
上海是中统敌后地下战线的重中之重。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从开埠以来就一直是国内外秘密战线上的重镇。而1937年813事变后，日军已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而租界就成了被沦陷区所包围的一个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实际上是由沦陷区和孤岛两部分组成。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云集了秘密战线上的各路英雄。1939年的上海滩，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冒险家的乐园，可谓谍影重重、高手如云。此时此刻，中统把在香港任少将组长的陈彬调到秘密战线上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上海，并任中将级站长，可见上级对陈彬寄予厚望。而对陈彬来说，要挑起上海地下站的这副重担，实在并不轻松，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遭受了日伪特工毁灭性打击的残局。而他的对手又是汪伪特工系统第一和第二号魔头——丁默村、李士群。丁、李都曾是CC系的成员，丁默村则更是曾与徐恩曾、戴笠并列为中国特工的三巨头。丁李深谙中统内部情况及地下活动的规律，识途老马、轻车熟路，对重庆的地下潜伏组织构成极大威胁。
陈彬上任伊始，百业待举，首先着手重建中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1939年12月，“日汪密约”即将签订，重庆中统总部给刚接任上海站工作的陈彬下达了制裁丁默村的命令。意在借刺杀丁逆来恐吓汪精卫集团。实际上，整个抗战时期，军统、中统都把锄奸行动当作地下战线的重头戏，1939年以来，仅上海一地，就有十多个有知名度的汪伪成员被重庆方面暗杀：如季云卿、傅筱庵（时任伪上海市长）、陈箓（时任伪外交部长）、屠振鹄（时任上海伪法院院长）、高鸿藻等。却仍无法阻止汪精卫集团投敌卖国的逆流。为了惩罚汪伪的卖国投敌行为，重庆当局剑指汪伪最高层人士，打算杀一儆百，而血债累累的七十六号第一号魔头丁默村自然成了密杀令的首选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