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王的妻子领导着柏林最时髦的小圈子，他今天登门求见侯爵夫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刚开始他并没有这种愿望。多少年来，他为加入法兰西学院绞尽了脑汁，不幸的是，打算投他票的院士从没有超过五人。他知道，德·诺布瓦先生一人就至少控制十票左右，如果经过巧妙的交易，还可以再增加几票。为此，亲王去找过德·诺布瓦先生，他们在俄国当大使时就认识了。为了得到他的支持，他能做的都做了。但是，无论他多么恳切殷勤，提议授予诺布瓦侯爵俄国勋章也罢，在外交政治文章中提到他的名字也罢，一切都于事无补，他面前的人不为所动，所有这些殷勤在这个人看来似乎半文不值，他始终没有帮他的忙，甚至连他自己的一票都没有答应给他。亲王的竞选仍在原地踏步！当然，德·诺布瓦先生对他彬彬有礼，甚至不要“劳他大驾登门”，而是亲自去亲王府拜访。当日耳曼骑士提出：“我很想成为您的同仁”时，德·诺布瓦先生用深信不疑的语气说：“啊！我将会感到很高兴！”若是象戈达尔大夫那样头脑简单的人，听了这话肯定会想：“瞧，他在我家里，是他自己坚持要来的，因为他觉得我比他重要。他对我说，我当通讯院士他会感到很高兴。话总有个意思吧，见鬼！他不主动提出来要投我一票，那是因为他想不到。他一个劲儿地谈我的权力如何大，大概以为我稳操胜券，已经掌握需要的票数了，因此他就不提出要投我一票。我只要逼他表态，在我们两人之间达成协议，只要对他说：那么投我一票吧，他就不得不投。”然而，法芬海姆亲王可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戈达尔大夫可能会把他叫作“精明的外交家”。德国亲王深知德·诺布瓦先生也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不会不知道投候选人一票能讨候选人欢心。亲王在充任大使和外交部长的生涯中，为他的国家（不象现在为他自己）进行过多少次这样的会谈，事先就猜到对方的要求和对方不想让你说的话。他知道在外交语言中，会谈就是给予。因此他设法让德·诺布瓦先生获得了圣安德烈绶带。但是，如果他必须向他的政府汇报在这以后他同德·诺布瓦先生会谈的情况的话，他可能会在电文中写明：“我意识到我走错了路。”因为当他重提法兰西学院时，德·诺布瓦先生又一次对他说：
“您这样做我很高兴，也为我的同僚感到高兴。我想，您能想着他们，他们一定会感到不胜荣幸。您参加竞选是引人注目的事，有点异乎寻常。您知道，法兰西学院非常墨守陈规，稍有新鲜事物出现，他们就如临大敌一般。我个人不赞成这样。我在同僚面前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有一次，我甚至连因循守旧——求上帝饶恕我——这个词都用上了，”他进而又说，气愤地挤出一丝微笑，声音很低，就象戏剧中为达到某种效果而说的旁白一样，他用蓝眼睛迅速地瞟了亲王一眼，好似一个老演员在判断演出的效果，“您明白，亲王，我不愿意让您这样的杰出人物陷入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赌注中。只要我的同僚们坚持陈旧的观念，我认为您就要慎重一点，不要参加竞选。此外，请您相信，如果有朝一日我在这个快要变成墓地的学院中发现有一种新一点、活跃一点的思想，如果我预计到您能成功，我会第一个跑来告诉您的。”
“我错了，不该授与他圣安德烈绶带，”亲王暗想，“谈判毫无进展，他要的不是这个。我没有掌握开锁的钥匙。”
象这样一种推理方式，德·诺布瓦先生同样也驾轻就熟，运用自如，因为他和亲王都在同一所学校里受过教育。我们可以嘲笑诺布瓦这样的外交官式的迂腐愚蠢，会对一句几乎毫无意义的官话心醉。但是他们的幼稚是有补偿的：外交官们知道，在确保欧洲或其他地区平衡（有人把平衡叫作和平）的天平上，真挚的感情，娓娓动听的演说和苦苦的哀求都无足轻重：真正的、有分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砝码不是这些，而是对方有没有可能（如果对方比较强大，就有可能）通过交换满足我们的某个愿望。对于这一类事实，一个毫无私心的人，比如我的外祖母，是很难理解的，可是德·诺布瓦先生和冯·某某亲王却经常面临这个问题。德·诺布瓦先生曾在一些同我们关系极其紧张的国家当过代办，他对事态的发展忧心忡忡，但他心里很清楚，人家不会明确告诉他要“和平”还是要“战争”，而是另一个外表看来普普通通，其实是可怕或可喜的字眼，外交官根据密码，即刻就可以破译出来；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他会用另一个也是非常普通的，但敌对国家的部长立即会理解成“战争”的字眼回答。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古老的习惯（就象两个已同意订婚的男女初次会面时，习惯到体育馆剧场观看演出，装出偶然邂逅的样子），双方由命运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会谈，通常不是在部长的办公室内进行，而是在某个疗养院的长椅上。部长和德·诺布瓦先生都到疗养院的温泉去，用小杯子喝有治疗作用的矿泉水。好象有一种默契似的，他们在治疗的时间相遇，先在一起散一会儿步，但双方心里明白，这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散步，具有动员令一样的严重性。然而，在竞选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这样的私事中，德国亲王也用上了他在外交生涯中用过的归纳法，即译读重叠符号的方法。
当然，不能说不懂得这一类心计的人只有我的外祖母和少数几个和她相似的人。世界上有一半人从事前人规划好了的不必担风险的职业，他们中一部分人由于缺乏直觉，也会象我的外祖母那样对这种心计一窍不通，不过，我外祖母不理解是因为她为人正直，毫无私心。对于那些被供养的男人或女人，我们常常要钻到他们的心里，才能了解他们为了私利和生存而说的话和做的事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尽管表面上看来无可指责。男人谁不知道，如果一个要他供养的女人对他说：“我们不要谈钱”，这句话如果拿音乐语言来说，应该被看作一个“停唱的一拍”；如果她以后又说：“我很伤心，因为你经常不同我讲真话，我已忍无可忍了”，他就应理解为：“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男人在供给她更多的钱呢？”何况这还是一个和上流社会的女人相接近的荡妇使用的语言。流氓说的话就更令人瞠目结舌了。但是，德·诺布瓦先生和德国亲王尽管不熟悉流氓，却习惯和国家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国家虽然伟大，但也是一个自私和狡诈的东西，只能用武力和利益把它征服。为了私利，国家可以杀人。而杀人也常常是象征性的，因为对于一个国家，在打和不打之间稍有犹豫，就可能意味着“灭亡”。可是，因为这一切都没有写进那些黄皮书或白皮书、蓝皮书中，人民通常是和平主义者；如果人民参战，也是出于本能，出于仇恨和怨愤，不象国家元首，他们作出战争的决定，是因为得到了诺布瓦的警告。
第二年冬天，亲王生了一场重病，病治好了，但他的心脏却已无可救药。“真糟糕！”他暗自思量，“得抓紧时间，再象这样拖拖拉拉，恐怕等不到当上学院的通讯院士我就呜呼哀哉了。要是那样，可就太惨了。”
他在《两个世界》杂志上撰文，探讨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多次用最肉麻的语言吹捧德·诺布瓦先生。德·诺布瓦先生去看他，向他致谢，还对他说他不知道怎样表达他的感激。亲王就象试用了另一把钥匙开过锁似地自言自语道：“还是没有找对”。他送德·诺布瓦先生出门时觉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心里思量：“他妈的，这些家伙不等我死了是不会让我当院士的。得抓紧。”当晚，他在歌剧院邂逅德·诺布瓦先生：“亲爱的大使，”他对德·诺布瓦先生说，“您上午对我说，您不知道怎样表示您对我的感谢，我可要不揣冒昧地要求您兑现罗。”
正如亲王对德·诺布瓦先生的机智有高度的评价一样，德·诺布瓦先生对亲王的敏锐也有足够的估计。他立即明白德·法芬海姆亲王不是要向他提出一个请求，而是一个建议，于是他笑容满面，准备洗耳恭听。
“哦，您可能觉得我太冒失。有两个女人我一向非常爱羡，一个是我的妻子，另一个是约翰大公爵夫人，当然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待一会儿您就会明白的。她们不久前才来巴黎定居，打算永远住在这里。她们想举办几次晚宴，特别是为了款待英国国王和王后，她们看中了一个人，想叫她来陪伴贵宾。尽管她们和她素不相识，但对她敬佩万分。我承认，我不知道怎样满足她们这个愿望，我正在一筹莫展，恰好听说您认识这个人。我知道她深居简出，只愿意和少数人来往，啊！真是有happyfew！不过，如果您愿意帮忙，我相信，有您的关照，她会允许您把我介绍给她的，这样，我就可以向她转达大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的愿望了。说不定她会同意到我家里和英国女王共进晚餐。如果我们不使她感到太乏味的话，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会到博里厄来，在约翰大公爵夫人府上和我们一起欢度复活节哩。这个人就是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我承认，如果我有希望成为她的思想库里的常客，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即使放弃竞选法兰西学院的通讯院士，我也不会感到遗憾了。据说她家还经营智力交流和闲情逸趣呢。”
亲王觉得锁开动了，他终于找到了开锁的钥匙，不由得心花怒放。
“亲爱的亲王，用不着放弃竞选，”德·诺布瓦先生回答说，“若论同法兰西学院的关系，谁也比不上您讲的那个沙龙，它是一个名副其实培养院士的摇篮。我将把您的要求转告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她一定会高兴的。至于到您府上作客，她几乎足不出户，这可能更难办一些。不过，我可以把您介绍给她，您亲自去讲清楚吧。您可不要放弃竞选呵。恰好过两个星期，我要到勒鲁瓦·博里厄府上吃午饭，吃完饭同他一起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没有他的支持，竞选就别想获得成功。我在他面前已提到过您的名字，他当然是久闻大名的罗。他似乎有些异议。不过，下次选举他恰好需要我那伙人的支持，我打算再跟他说说。我要把我们之间的友谊明确告诉他，我会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您参加竞选，我将要求我的朋友们都投您的票（亲王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他知道我有几个朋友。我估计，如果我能得到他的协助，您就十拿九稳了。到了那天，您晚上六点钟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来，我给您引见，我会把那天上午我和勒鲁瓦—博里厄先生谈话的情况向您汇报的。”
就这样，法芬海姆亲王终于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来了。当他开口说话时，我感到大失所望。即使一个时代比一个民族具有更明显的特征和共性，以致在一部甚至有智慧女神米涅瓦的原画像的插图词典中，套着假发和戴着绉领的莱比尼兹和马里沃、萨米埃尔·贝尔纳没有多大差别，但我却没有想到一个民族会比一个特权阶层具有更明显的特征。然而，德国民族的特性不是以一个我原以为能听见爱尔菲轻轻掠过，科保尔特翩跹起舞的演说飘荡在我耳边，而是体现在带着德语腔的法语中，不过仍能感觉到那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民族的特点：莱茵河地区的亲王大腹便便，红光满面，朝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深深鞠了一躬，用阿尔萨斯箱看门人的口音说：“您好，侯爵夫人。”
“怎么样，要不要给您倒杯茶，或者来点儿水果馅饼，味道不错，”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竭力想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要弥补刚才对我的冷淡。“我这是借花献佛，”她又用揶揄的口吻说，这使她的声音带了点喉音，好象把一个嘶哑的笑憋了回去似的。
“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德·诺布瓦先生说，“您呆会儿要和亲王谈法兰西学院问题吗？”
德·盖尔芒特夫人低下头，把手腕转过来看有几点了。
“啊！我的上帝，要是我还想到德·圣费雷奥夫人家去转一圈的话，就该向我婶母告辞了。我要在勒鲁瓦夫人家吃晚饭。”
她没有向我告别，立起身就走，因为她看见斯万夫人进来了。斯万夫人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我，非常尴尬。她可能想起是她最早告诉我她确信德雷福斯无罪的。
“我可不愿意我母亲把我介绍给斯万夫人，”圣卢对我说：“她过去是一个荡妇。丈夫是犹太人，可她老在他耳边谈民族主义。瞧，我的帕拉墨得斯舅舅来了。”
斯万夫人的出现，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和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有关。这件事后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至于是什么后果，到时候我再详细叙述。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件事。几天前，有一个不速之客来看我，是夏尔·莫雷尔，我不认识他，他是我叔祖父贴身男仆的儿子。我叔祖父前一年去世了，我在他家里曾遇见过一个穿玫瑰红衣服的女人。他的贴身男仆几次三番表示要来看我。我不知道他来访的目的，但我很乐意接见他，因为我从弗朗索瓦丝口中得知，他深切地怀念我的叔祖父，一有机会，就去他的墓地。可是他因为不得不回老家治病，而且要在那里呆很久，只好派他的儿子来看我了。当我看见一个英俊漂亮的十八岁的青年走进我家时，我惊呆了。他的穿戴与其说是典雅，不如说是华丽；他什么都象，唯独不象侍仆。而且，他一上来就似乎想同他的仆人出身割断关系似的，笑容满面，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获得过音乐戏剧学院的一等奖。他来访的目的是：他父亲在清理我阿道夫叔祖父的遗物时，把一些他认为不适宜寄给我父母亲的东西放在一边了，但他想，那些东西肯定会使一个象我这样年龄的青年感兴趣的。是我叔祖父生前认识的那些红得发紫的女伶和赫赫有名的荡妇的照片，是一个耽于逸乐的老头最后生活的真实写照，我叔祖父一直用一层密封的隔板把他这段生活同他的家庭生活隔开。当小莫雷尔把照片递给我时，我发现他装出和我地位平等的样子同我交谈。他乐于说“您”，尽量少说“先生”，而他的父亲同我父母说话时从来只用“第三人称”。几乎所有的照片上都有“赠给我最好的朋友”之类的题词。有一个女演员更薄情，更精明，她在照片上写道：“赠给朋友中最好的人”，一般人认为，她这样写就可以说，我叔祖父根本不是，远远不是她最好的朋友，而是一个曾帮过她许多小忙，听她使唤的朋友，一个善良的人，几乎是一个老傻瓜。尽管小莫雷尔竭力想摆脱卑微的出身，但我仍然感到，我的阿道夫叔祖父在那位老侍仆眼中的那种高大而令人肃然起敬的影子不停地、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地笼罩着儿子的童年和青年。我看照片的时候，夏尔·莫雷尔就看我的房间。当我找地方塞那些照片时，我听见他对我说（他无需用语调表达责备，因为他的话本身就是责备）：“在您的房间里，怎么看不到一张您叔祖父的照片？”我感到血直往脸上涌。我嗫嚅道：“我想我没有他的照片。”
“怎么！您叔祖父那么爱您，您都没有他一张照片？我可以从我父亲保存的大量照片中取出一张寄给您。我希望您把它挂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就挂在这张五斗橱上吧，恰好是您叔祖父的遗物。”其实，我房间里也没有我父亲或母亲的照片，所以没有阿道夫叔祖父的照片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我不难猜到，在老莫雷尔看来——而且他把他的看法传给了儿子——我叔祖父是我们家的显赫人物，可我父母亲没有沾到他多少光辉。比较起来，我更受我叔祖父的宠爱，因为他每天都在他的侍仆耳边叨叨，说我会成为拉辛式和福拉贝尔式的人物，老莫雷尔几乎把我看成我叔祖父的一个养子，是他中意的孩子。我很快就看出来，小莫雷尔是一个“野心家”。他自以为有点儿作曲天才，能把诗谱成曲，问我认不认识在“贵族”社会享有重要地位的诗人。我给他说了一个。他不熟悉这位诗人的作品，也从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然而，我后来知道他不久就给诗人写了封信，对他说，他是他的作品的狂热崇拜者，他给他的一首十四行诗谱了曲，要是这首诗的作者能让某某伯爵夫人题一题词的话，那将是他莫大的荣幸。他这样做未免有点操之过急，把他的计谋暴露无遗。诗人受到了伤害，未加理睬。
夏尔·莫雷尔除了野心之外，似乎生性喜欢比较实际的东西。他看见絮比安的侄女在院里缝背心，就对我说，他正好需要一件“独出心裁”的背心，但我感觉得出来，他嘴上说要背心，其实是对姑娘动了心。他毫不犹豫地请求我下楼去，给他作介绍。“但是，您不要讲我同你们家的关系。您懂吧，关于我父亲，我相信您能守口如瓶的，您就说我是您朋友们认识的一个大艺术家，您明白吧，应该给生意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向我授意说。我和他不很熟，不可能称呼他“亲爱的朋友”，这点他很理解，但我在姑娘面前可以叫他……“当然不是大师……尽管……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叫我‘亲爱的大艺术家’吧。”尽管他授意我叫他艺术家，但我在裁缝店里却避免——用圣西门的话来说——授予他这个称号，只不过是用“您”来回答他的“您”罢了。他在一堆丝绒布中发现了一匹鲜红颜色的，红得那样刺眼，尽管他趣味庸俗，也一直没敢把背心穿出来。姑娘和她的两个“学徒”又开始干活了，但我觉得她和夏尔·莫雷尔彼此有了好感，她相信夏尔·莫雷尔“是我那个阶层的人”（只是比我更优雅，更阔气），这使她产生了仰慕之心。刚才在屋里看照片时，我惊奇地发现，在他父亲给我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根据埃尔斯蒂尔画的萨克里邦小姐，也就是奥黛特的画象拍成的，因此，当我送他到车马出入的大门口时，我对他说：“我想问您一件事，但我怕您未必知道。我叔祖父同那个女人很熟吗？我想象不出她同我叔祖父的哪一段生活有联系。因为斯万先生的关系，我对这事很感兴趣……”“瞧，我忘记告诉您了，我父亲嘱咐我，要我把您的注意力引到这个女人身上。因为您最后一次见您叔祖父的那天，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正在他家里吃晚饭。我父亲不知道该不该放您进屋去。您似乎很讨这个荡妇的欢心，她希望能再见到您。但就从那时候起，据我父亲说，你们家闹翻了，这以后您就再没有见到过您的叔祖父！”这时，他远远地向絮比安的侄女送去一个微笑同她告别。她目送他出门，想必在欣赏他那瘦削的但却五官端正的脸孔，他那轻松的头发和快活的眼睛。至于我，当我同他握手告别时，心里却想着斯万夫人，我惊奇地对自己说，尽管在我的记忆中，斯万夫人和那个“穿玫瑰红衣服的女人”是不同的两个人，但从今以后我必须把她们看作同一个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