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夏吕斯先生一进门就坐到斯万夫人身边。他不屑与男人为伍，很讨女人喜欢，不管参加什么聚会，他总是很快就同最风雅的女人粘到一起。他感到她们俏丽入时的打扮也成了他的装饰品。男爵穿着紧腰大衣或燕尾服，看上去很象一个善于运用色彩的大艺术家画的一张成功的肖像：他身穿黑礼服，但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件色彩艳丽的大衣，他马上要穿这件大衣去参加一个化装舞会。因为他总是同一个风雅女人——常常是某公主殿下——并肩而坐，喁喁私语，久而久之，他也就赢得了他所喜爱的特殊待遇。比如，在晚会上，女主人们在前排的女宾席上专门给男爵留一张椅子，而其他男宾只好挤在后面。再说，因为德·夏吕斯先生似乎正在大声地、专心致志地向那个心醉神迷的风雅女人娓娓动听地讲故事，他就不必再去向其他人问好，也就不必尽这个义务。在一个客厅里，他躲在他选中的美人为他设置的芬香扑鼻的屏障后面，与别人隔开，就和他在一个剧院中躲在一个包厢里一样，有人过来向他问好时，由于他身旁坐着一个美人，他只要稍微应酬一下就行了，不必中断谈话。当然，斯万夫人不一定是他喜欢拿来炫耀的女人，但他仍然想让人知道他对她的赞美和他同斯万的友情。他知道，他对她热情，会使她欣喜若狂，受宠若惊，而只要能和在场最漂亮的女人混在一起，即使名誉会受损失，他也满不在乎，甚至还觉得抬高了身价呢。
再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德·夏吕斯先生来探望她并不十分高兴。德·夏吕斯先生尽管觉得他婶母有不少缺点，但仍然很爱她。可是他经常会想象出一些牢骚，一气之下，就会给她写极其粗暴的信，把一些过去从没有注意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提出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在巴尔贝克海滩疗养时听说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想在海滩多呆一些日子，担心带去的钱不够，但她又很吝啬，怕支付多余的费用，不想从巴黎汇钱来，就向德·夏吕斯先生借了三千法郎。一个月后，德·夏吕斯先生因一件小事同他婶母呕气，要她把借款电汇给他。他收到了二千九百九十几个法郎。几天后，他在巴黎看见他的婶母，同她亲切交谈，和颜悦色地向她指出，负责汇钱的银行把钱弄错了。“没有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回答道，“电汇费还要花六法郎七十五生丁嘛。”“啊，既然是有意的，那好极了，”德·夏吕斯先生反驳说，“我以为您不知道，所以给您说了，因为如果收款人不是我，而是一个同您关系不很密切的人，您可能会遇到麻烦的。”
“不，不，没有错。”“无论如何，您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德·夏吕斯先生愉快地作结论说，并且捧起婶母的手吻了一下。的确，他并不怪她，只是觉得她这样小气未免有点可笑。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他的婶母在一件家事中想耍弄他，“对他策划了一场阴谋”，当她愚蠢地让一些恰恰被怀疑同她串通一气坑害他的实业家作保护人时，他给她写了一封言词极其激烈、极其无礼的信。“我不仅要复仇，”他在信末附言中写道，“我还要让您当众丢丑。从明天起，我要给大家讲电汇单的事，说您从我借给您的三千法郎中扣下了六法郎七十五生丁的汇费，我要让您名誉扫地。”第二天，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去向他的维尔巴里西斯婶母赔礼道歉，说他不该写那封言词可怕的信。再说，他还能把电汇单的故事讲给谁听呢？因为他现在不想报复了，真心实意地想和解，就不想把这个故事讲给人听了。可是在这以前，他同他的婶母不闹矛盾时，他却逢人便讲，讲的时候并无恶意，只是想让大家笑笑而已，因为他是最不会保守秘密的人。他到处讲给人听，唯独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蒙在鼓里。因此，当她从信中知道他要把亲口说她做得很对的事张扬出去，使她名誉扫地时，她认为他把她耍了，他装出爱她，其实是在撒谎。虽然一切都平静下来了，但他们两人谁也摸不透对方对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不过是世界上经常发生的矛盾中的一个有点特别的例子罢了，这与布洛克和他朋友之间的矛盾性性质不同，也和德·夏吕斯先生同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下面我还要讲）完全是两码事。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人与人互相之间的看法，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友谊以及我们的家庭关系，从表面上看是稳定的，其实象大海一样变幻莫测。因此，多少对看起来情投意合的夫妇，一时间离婚的传说满天飞，可是不久，当妻子讲起丈夫或丈夫谈起妻子时，又变得那样柔情似水；我们原以为是一对莫逆之交的朋友，其中一个会大讲另一个的坏话，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从惊讶中镇定，就看见他们又和好如初了；人民之间结盟不久就推翻，这种事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的上帝，我舅舅和斯万夫人打得火热起来了，”圣卢对我说。“可我妈妈却毫无察觉，来打搅他们了。纯洁的人看什么都是纯洁的！”
我凝视着德·夏吕斯先生。他那簇花白的头发，那只笑眯眯的眼睛和被单片眼镜抬高了的眉毛，以及插着红玫瑰花的饰纽孔，构成了三角形的三个角，抽搐着，变幻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敢同他打招呼，因为他没有理睬我。然而，尽管他没有把脸转向我这边，但我相信他看见我了。当夏吕斯男爵同斯万夫人闲扯的时候（斯万夫人那件绚丽的蝴蝶花色的大衣不时在男爵的一条腿上飘拂），他象在大街上叫卖又怕警察突然出现的商人，目光游移不定，肯定把客厅所有的角落都搜遍了，一个人也不会漏掉。德·夏特勒罗先生过来向他问好，可是，从他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他早已经看见了年轻公爵的痕迹。这一类聚会是很多的，而德·夏吕斯先生总是这样，脸上挂着一种没有固定方向和明确目标的微笑，人家上来同他打招呼之前他就在笑，走到他跟前时，他的微笑也就失去任何亲切的意味了。然而，我必须去向斯万夫人问好。但她不知道我认识德·马桑特夫人和德·夏吕斯先生，因此待我冷冰冰的，可能怕我要她给引见。于是我向德·夏吕斯先生走去，但马上后悔了，因为他尽管看见了我，却装作没看见的样子。当我朝他鞠躬时，他伸出一只胳膊不让我靠近他的身子，仿佛要我吻他那只没戴戒指的指头，就象一个主教让人吻他神圣的戒指一样。这样，他好象故意要把责任推给我似的，让我撬开他府上的门锁，偷看到他那永远挂在脸上的没有固定方向和明确目标的微笑。斯万夫人看见男爵对我如此冷淡，也就继续对我冷冰冰的了。
“你好象很累，心里很烦似的，”德·马桑特夫人对她儿子说。圣卢是来向德·夏吕斯先生问候的。
的确，罗贝的目光似乎常常看到一个深渊，但是刚接触就又离开了，犹如一个跳水运动员，碰到池底便立即返回水面。这个池底，就是罗贝同情妇关系的破裂，他一想起来就心如刀割，马上就不去想它，但不一会儿又想了起来。
“这没关系，”他母亲又说，一面温柔地抚摸他的脸蛋，“没关系的，能看到心爱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德·乌桑特夫人感到这种爱抚似乎使罗贝不高兴，就把他拉到客厅里首。那里，在一个挂着黄丝绸帷幔的窗口，有几张博韦的安乐椅，上面铺着厚厚的紫罗兰色的绒绣，宛若几只紫红色的蝴蝶，停在开满黄灿灿毛莨花的田野中。斯万夫人因为一个人呆着，同时又意识到我和圣卢的关系非同一般，就示意我到她身边去。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她了，不知道该同她说什么好。地毯上放着几顶帽子，我的眼睛一直不离开我那顶，但心里却在好奇地捉摸：有一顶的帽里上写着G，并且画着公爵的冠冕，但它分明不是盖尔芒特公爵的，那可能是谁的呢？在场的客人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可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做这顶帽子的主人。
“德·诺布瓦先生真好，”我指了指德·诺布瓦先生对斯万夫人说。“当然，罗贝·德·圣卢对我说过他是一个瘟神，可是……”
“他讲得很对，”她回答道。
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出，她想起了一件一直向我隐瞒着的事。我再三诘问她。大概是因为她在这个沙龙里几乎举目无亲，很高兴有个人同她说话的缘故吧，她把我拉到了一个旮旯里。
“德·圣卢想跟您讲的肯定是那件事，”她回答我，“不过，您可不要去对他说呵，他会怪我多嘴的，我很想得到他的尊重，我是非常‘正派的女人’，您知道。最近，夏吕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里吃过一次晚饭，我不知道人家是怎样议论您的。德·诺布瓦先生可能对他们说——这是无稽之谈，您不要为这烦恼，谁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谁不知道，狗嘴里是吐不出象牙来的——说您简直是一个爱奉承的疯子。”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我父亲的一个朋友诺布瓦先生可能说我是一个爱奉承人的疯子，我听后曾惊得目瞪口呆。现在，我又知道我从前同诺布瓦先生谈起斯万夫人和她女儿希尔贝特时对她们的痴情，已经传到我认为是陌生人的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耳朵里了，我就更加惊愕。我们的言行和态度，同“世界”之间，同没有直接感觉到我们的言行和态度的人之间，相隔着一个具有无穷渗透力的、对我们说来是莫测高深的环境。我们谁都有过这种亲身经历：有些很重要的话，尽管我们渴望它们能广为传播（例如对于斯万夫人，我曾说过许多赞美话，我逢人便讲，也不分什么场合，心想散播了那么多良种，总有一颗会发芽生根，长出茎叶的），但很快就被掩盖起来，而且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因此，我们就更难相信，一句无关紧要的、连我们自己也都忘却了的话，一句甚至我们从没说过，而是由另一句话不完全地折射出来的话，会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到遥远的地方，甚至传到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耳朵里，成为诸神在筵席上嘲讽我们的笑料！我们记得做过的事，连我们的近邻都不知道；我们不记得说过的，甚至从没有说过的话，却会在另一个世界引起哄堂大笑！别人对我们言谈举止的印象同我们自己的看法相差那么远，还不如一张印坏了的、该白不白、该黑不黑的移印画更象一张画。再说，没有印出来的线条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我们渴望看见的东西，相反，我们认为是画蛇添足的部分恰恰是我们自己的真正面目，但这是我们鼻子底下的东西，所以反而看不见了。因此，这张移印画虽然在我们看来已经面目全非，有时却具有一张X光照片的真实性，尽管使人感到丧气，但很深透，很有用处。这并不能使我们认出画的是我们自己。一个习惯对着镜子自我欣赏漂亮脸蛋和优美身段的人，如果把他的X光片拿给他看，告诉他这几根肋骨是他的形象，他会怀疑别人搞错了，就象一个人参观画展，在一张少妇的画像前，看到说明上写着“卧着的单峰骆驼”，会产生疑惑。在我们的自画像和别人给我们画的像之间存在着的这种差别，我后来在别人身上也有发现，他们怡然自得、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自拍的像册中，但他们周围却有许多看来可怕的像片在扮着怪相，他们通常看不见，如果偶然有人把那些怪模怪样的像片拿给他们看，对他们说：“这就是您”，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
要是在几年前，我可能会高兴地告诉斯万夫人，“为什么”我对德·诺布瓦先生那样亲切，因为认识斯万夫人是我的“心愿”。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不再爱希尔贝特了。再说，我始终也没能把斯万夫人和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个穿玫瑰红衣服的女人统一起来。因此，我和她谈起了此刻正萦绕我心头的那个女人。
“刚才您看见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了吗？”我问斯万夫人。
但因为公爵夫人没有同她打招呼，她就装着把公爵夫人看作一个毫无趣味、毫不引人注目的人。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清，”她回答说，并且借用了一个英语词，脸上的表情叫人看了很不舒服。
可是，我不仅想了解德·盖尔芒特夫人，而且还想了解所有同她有来往的人，此时此刻，我和布洛克一样，和那些在谈话中不想讨人喜欢，只想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弄清楚的自私者一样，为了能正确地想象出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生活，我不知轻重地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打听勒鲁瓦夫人。
“是的，我知道，”她装出蔑视的样子回答说，“她是那些傻头傻脑的木柴商的女儿。我知道她现在同很多人有来往。但我可以告诉您，我已经老了，不想结识新朋友。我过去认识的人中，有许多人是很有趣，很可爱的，因此，我确实认为勒鲁瓦夫人不会给我增添新的乐趣。”
德·马桑特夫人当起了侯爵夫人的伴妇，把我介绍给法芬海姆亲王。她话还没有说完，德·诺布瓦先生就跟着给我作起介绍来了，而且言词非常热情。他大概认为，既然有人给我介绍了，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向我表示一下礼貌，这丝毫不会损害他的声誉；或者他认为一个外国人，即使是名流，对法国沙龙不可能了如指掌，他会认为给他介绍了一个上流社会的青年；或者他想行使自己的一个特权，给介绍增添一种大使亲自推荐的成份；或者他有仿古嗜好，为了取悦于德国亲王，想让亲王殿下重温古代的礼节：谁要想认识亲王殿下，必须有两个教父当介绍人。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觉得应该让德·诺布瓦先生亲口对我说，她不认识勒鲁瓦夫人并不遗憾，便大声说：
“大使先生，您说勒鲁瓦夫人是不是一点趣味也没有？是不是比到我这里来的任何人都逊色？我不引她来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或许是想表示独立自主，或许是累了，德·诺布瓦先生只是恭恭敬敬地还了个礼，看不出是赞成还是反对。
“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笑容满面地对他说：“有些人可笑极了。您信不信？今天有一位先生来看我，他硬说吻我的手比吻一个年轻女人的手还要有趣味。”
我一听就知道是勒格朗丹。德·诺布瓦先生眯缝着眼睛笑了笑，好象吻她的手是一种很自然的欲念似的，不应该责怪产生这种欲念的人，也可以说是一部小说的开场白，他准备用富瓦丝农或小克雷比伊翁对堕落的宽容，原谅甚至怂恿这个开场白。
“年轻女人的手一般画不出我在这里看见的画，”亲王指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没有画完的水彩画说。
他问她看没看过方丹·拉都的花卉画，刚办过他的画展。
“那些画是第一流的，正如现在有人说的，它们出自一位高手，一位绘画能手，”德·诺布瓦先生发表了看法，“但我觉得，它们不能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画同日而语，她的花色彩更好看。”
即使我们可以假设，是老情人的偏心、爱恭维人的习惯和小圈子内的一致看法促使前大使说出这番话的，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社交界人士的艺术鉴赏力是如何没有情趣，他们的看法是多么随心所欲，一件微不足道的作品会使他们作出荒唐的评价，而且不会有真正的感受使他们中途改变看法。
“我对花不识货，我一直生活在乡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谦虚地说。“不过，”她又和蔼地对亲王说，“如果说我从小就比其他乡下孩子对花的了解多一些的话，那也得归功于贵国的一位杰出人物，德·施莱格尔先生。我是在布洛伊认识他的，是我的戈德里姑妈（德·卡斯特兰元帅夫人）带我到那里去的。我记得很清楚，勒布伦先生，德·萨方迪先生和杜当先生经常请他谈论花卉。那时我很小，他讲的我不可能全懂。但他老喜欢带我出去玩。他回国后，给我寄来了一本漂亮的植物标本集，以纪念我们一同坐着四轮敞篷马车去里谢山谷进行的一次漫游。那次，我坐在他腿上睡着了。我一直保存着这个标本集，我对花的特征可能会视而不见的。当德·巴朗特夫人将布洛伊夫人的几封信公诸于世时（信写得很美，但矫揉造作，就象它们的主人一样），我希望从中能找到德·施莱格尔先生关于花卉的几次谈话。可是，这个女人在大自然中只想为宗教寻找论据。”
罗贝把我叫到客厅里首。他和他母亲在那里。
“你今天真好，”我对他说，“怎样感谢你呢？明天我们可以在一起吃晚饭吗？”
“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不过得让布洛克也来。我在门口碰见他了。开始他对我很冷淡，因为他给我写过两封信，我无意中忘了回信（他没有给我讲是这件事得罪了他，但我心中有数），可是转而他对我那么亲热，我不能对不起一个这样的朋友。我感到我们之间，至少对他而言，是同生共死的朋友。”
我并不认为罗贝完全看错了。布洛克恶语伤人，常常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满腔热忱得不到应有的报答。他很少想象别人的生活，想象不到别人可能生病，或者出门旅行了，或者有其他事情，一个星期接不到回信，就认为人家是有意冷淡他。因此，我从不相信，他作为一个朋友、后来又是作家的极端粗暴的态度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你冷冰冰地对他摆出一副尊严，或者对他卑躬屈膝，他就会变本加厉，更加粗暴无礼，反之，如果你对他热情，他常常会软下来。“至于你说我对你好，”圣卢继续说，“你过奖了，其实根本不是我好，我舅妈说，是你在躲着她，一句话也不同她说。她寻思你对她有什么不满呢。”
对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即使我相信这些话是真的，但因为我们马上要去巴尔贝克海滩（而且我认为动身在即），所以我不可能再去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也就不可能向她说明我对她没有不满，从而使她不得不承认其实是她自己对我不满。但是，我只要想一想她甚至没有让我去她家看埃尔斯蒂尔的面，我就头脑清醒了。况且，这谈不上什么失望，因为我根本就没抱希望，我知道我不讨她喜欢，要她爱我那是痴心妄想。我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要她对我热情一些，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因为离开巴黎之前我不能再见到她了），我要把这个印象完整地带到海滩去，使它永远留在我的心田，而不是带走一个充满了忧虑和悲伤的回忆。
德·马桑特夫人同罗贝说话时，经常停下来同我搭话，她说，罗贝常同她谈起我，他多么爱我等等。她对我可谓热情之极，我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我觉得她这种热情是受一种害怕心理支配的，她怕为了我的缘故，她会同儿子闹翻。她今天一直没有见到儿子，迫不及待地想同他单独在一起，她认为她对他的威力难以同我对他的影响相比，应该慎重一些。在这之前，德·马桑特夫人曾听到我向布洛克打听他叔叔纳四姆·贝尔纳的情况，于是她问我，这个贝尔纳是不是在尼斯住过。
“这么说，他在德·马桑特先生同我结婚前就在那里认识他了，”她说，“我丈夫常常同我谈起他，说他善良，心地正直，为人慷慨。”
